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的社会协同机制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独居老人数量激增。独居老人是避险能力最弱的人群,因而也是现代社会保障的主要对象。居家安全是老年安全的最重要内容,如果得不到有效保障,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目前独居老人居家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重要社会问题,亟待解决。独居老人居家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综合分析各类独居老人居家安全事件,其成因大致可以划分为5类:慢性病发作,自身行为不当,家庭硬件设施缺失或故障,精神抑郁以及外部侵害。居家生活是中国人的传统,居家养老是我国主流的养老方式,类型各异的居家安全事件对独居老人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其消极影响已经超出个体和家庭层面进入公共领域,对人们的生活、心理甚至传统产生很大冲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现实问题。独居老人居家安全保护是一项工程,有赖于科学的系统建设。然而,在旧体制影响下,我国独居老人居家安全保护存在一些瓶颈问题,比如职能部门职责定位不准,效率较低;公众参与不足,活力不强;缺乏专业化平台,服务不精准;缺乏协同性,服务碎片化。服务主体没有形成联合行动,导致“有资源不利用,有利用但又不充分”的局面。在现代社会,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社会服务组织,是社区治理和养老服务的重要力量,可以成为居家安全系统的“发动机”。以社会工作为轴,发挥其专业社会服务的优势,协同各种主体,调动各类资源,形成完善的机制,保护独居老人居家安全,是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模式创新的一个有益尝试。独居老人居家安全的社会协同机制有四个:第一,在社工机构与政府之间建立“委托-监理”机制,进一步规范项目服务,科学合理、精准高效地使用政府资源;第二,在社工机构与企业之间建立互利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拓展企业公益慈善服务空间;第三,在社工机构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联动机制,有效引入专业资源,变各自为政为联合作战,提高安全系统的技术水准;第四,在社工机构与非正式支持主体之间建立嵌入机制,为亲属、邻居、朋友等非正式支持主体的互助服务注入制度化因素,更有针对性地满足独居老人的需求。社会工作通过以上机制形成项目服务、企业公益服务、志愿服务和互助服务相融合的社会服务一体化格局,开源增能,有效减少和预防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问题。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误区及匡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设立具有积极作用。然而该罪的司法适用存在对“主观明知”的判定随意,不能正确理解帮信罪中“犯罪”一词的含义,对“情节严重”的说理不充分,与相关罪名特别是掩饰、隐瞒犯罪活动罪的竞合问题突出等困境。为匡正适用误区,应在“包含说”基础上进一步界定“明知”的认定标准,确定被帮助者的“犯罪”行为只需符合客观构成要件标准,基于限缩目的细化司法解释、及时公布指导性案例和通过强制说理明确“情节严重”的标准,坚持帮信罪和掩隐罪应当排他适用并应继续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认定标准等,以促进本罪在实践中的正确适用,推动相关网络犯罪的治理。

社会工作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以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为例

面对新时期新任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需要创新方法。研究认为,社会工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文章采用文献法、实地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归纳社会工作在参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做的具体实践,通过参与民生改善、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特色性交流活动等对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积极贡献。

统合、独立与规范:胶东抗日根据地司法检察机构变迁史研究

中共领导的胶东司法检察机构从无到有、从自发探索到依据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要求逐步完善、自觉发展,经历了统合、独立到规范的过程。蓬黄掖抗日民主政府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司法检察机关;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时期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首个相对完整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时期进入按照上级要求自觉发展阶段,司法检察机构不断扩大完善,司法检察制度建设逐渐正规化;胶东行署时期的司法检察组织系统逐步稳定、规范,探索建立了检察委员会,逐步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

社会治理视域下我国轻罪治理的目标、要求及实现路径

从2013年开始,我国犯罪现象内部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呈现“双降双升”的特点,我国进入轻罪时代。犯罪治理是法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轻罪治理是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轻罪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轻罪治理必须紧紧围绕这个目标,科学控制犯罪,这要求轻罪治理必须始终坚持党委领导,构建高效的政府负责体制,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依赖法治保障,借力科技支撑;轻罪治理体系结构上包括“谁来治理”和“如何治理”,空间上涵盖法的实现全过程,即轻罪立法、轻罪司法、轻罪执法、全民守法,各阶段的治理主体相互配合,形成轻罪治理共同体,保障轻罪治理目标达成。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视角下金融消费者的界定

通过法律方式保护金融消费者,对于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以及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视角出发,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界定的必要性、金融消费者概念演进,并基于国内外的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了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以期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家庭教育与预防青少年犯罪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治的现代化。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今法治社会,家庭教育已经不仅仅是家事,同时也是国事——国家的法治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均规定了负有监护职责的家庭成员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职责。但是,家庭教育法律制度体系不仅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也不仅仅是负有监护职责的家庭成员。家庭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对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特别是未成年人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胶东抗日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干部队伍建设是战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战时环境的残酷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干部荒”的现象。为了健全干部队伍,发挥干部在抗日与革命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采用多种方法、通过多种途径来完善干部队伍,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队伍建设体系。这套干部队伍建设体系既包括干部的配置、培养、提拔,也包括干部的奖惩、干部的调剂、干部的培训等,内容十分广泛。这不仅对于发挥干部的骨干作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共产党政策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到基层,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以及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法治信仰生成机制研究

法治信仰是公民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对法治产生的神圣的敬慕情怀,能够引导自发自觉地遵从法律。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背景下,乡村社会也应当普遍确立学法、尊法、守法的法治信仰。“农民法治信仰生成机制”意指农民产生法治信仰过程中所蕴含的要素结构、逻辑关联和效应。农民法治信仰的生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既需要利用传统乡村文化中的法治因素,激发和利用农民法治需求,更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营造法治环境,增强农民对法治的信赖感。

辅导员视域下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三段论”

高等教育本科阶段人才培养的三大任务:个人“三观”培养、知识体系的架构与职业生涯规划的设计。当下部分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中学教育的一些模式,加之地方本科院校建设与发展的重心在学科建设等方面,难以有效地推进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从辅导员视域出发,针对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特点,提出育才—引才—铸才三个阶段的人才培养策略,即人才培养的“三段论”,以期提升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与法治策略

逆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极大的法律风险。我们应当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治策略,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全球多边治理体制建设;推动“一带一路”法治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进一步完善国内经济法律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完善国家经济安全法治意识;综合施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构建人民至上执政理念下的重大疫情危难救助制度——从我国古代危难救助制度谈起

在我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重大疫情危难救助制度,体现了传统的人本思想。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应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针对防控重大疫情中的短板、弱项,完善疫情隔离措施,做好重大疫情消息的通报发布,采取有效的重大疫情救济手段,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疫情危难救助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

未成年人“准犯罪行为”解决路径研究——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论争为视角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趋势。针对此问题,有学者提出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方式予以解决并引发论争。论争焦点主要集中于此种方式是否有利于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所涉及的未成年人是否成熟、是否符合刑法的基本理念原则。论争之核心指向是14周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合理性判断。通过论争,学界对未成年人“准犯罪行为”有关问题取得一定共识。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年龄值”应该是对心理年龄、智力年龄、教育年龄综合评价之后而确定。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作出调整,正是对以上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今后的相关研究一定要避免过分迷信刑罚之功效、任意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倾向和固守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不变、弱化刑法威慑力的倾向。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将专业的社会工作全面融入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工作在我国恢复重建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也面临水土不服的发展困境。文章在相关学者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基础上,结合现实国情,探讨新时代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以期加快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大学生虽然思想较为活跃,但心理发展还有待完善,极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对此,各高校应给予足够重视,要把握契机、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大学生学习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引导,落实好各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文章论述了心理健康的定义,分析了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捆绑折扣适用修正掠夺性定价规制的域外司法借鉴

捆绑折扣是市场经营者对其垄断产品与竞争产品组成的捆绑产品以折扣出售同时,也以高价单独出售捆绑产品的任一产品。此时,捆绑折扣虽然没有剥夺购买者的选择自由,也没有为购买者设定不得购买其他竞争产品的限制,但捆绑产品折扣所导致的价格降低与掠夺性定价的低价出售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域外司法实践广泛地将修正的掠夺性定价规则应用于捆绑折扣行为中。适用修正掠夺性定价规则所引发的利益冲突问题,可分别以保护同等效率竞争标准所体现的平等公平价值、市场公平竞争政策目标价值作为解决冲突实质性推理根据,以期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完善法律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以风险和责任为核心的算法法律规制

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算法给人类社会带来产业升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给社会秩序和人们生活带来了重重隐患。以风险控制和责任为核心,建立分级分类、主体责任明晰、追责体系完善的算法法律规制体系,让技术更好地造福人类,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人才振兴,农村社会工作人才作为乡村治理人才的一部分,是解决乡村问题、完善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解决城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不平衡的需要,是解决“三农”问题、完善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需要。现阶段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存在着人才数量不足、人才本土化和专业化程度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社会工作认知度认可度低等问题,为此提出基层政府要多渠道扩大人才数量、加强人才培训和管理、加大宣传力度、发展农村社会组织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