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冯”对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

冯友兰和冯契是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杰出代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原则为基础对船山哲学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既充分肯定了船山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同时指出了船山哲学思想的局限性。"二冯"对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共同点居多,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探讨"二冯"对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论对于船山学还是对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忠德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围绕忠德的研究逐渐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视域从忠观念的起源到忠德的嬗变,从对忠内涵的辨析到对忠外延的界定,从对忠德中糟粕的批判到对忠原初本义中精华内蕴的挖掘及其现代价值的转换等等,都有很丰富的成果。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忠德研究状况的梳理,发现在忠德研究繁荣的表象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且对于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仍没有实质性突破,忠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深入。

论方东美对中国佛学的研究

作为中国现当代的著名哲学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者,方东美是站在欣赏、认同的立场阐释中国佛学的。方东美把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尤其是华严宗哲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论说范围,对它们的基本理论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和分析。研究方东美的中国佛学观,有助于我们把握港台哲学家研究中国佛学的特点,也有助于深化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史",即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总体而言,"中国哲学史学史"经历了前史、创立、马克思主义化等几个阶段,出现了"以中释中"、"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的不同书写模式。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建构应当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反思基础上,展开对中国哲学史多维度、多样态的探索。

张锡勤先生晚近思想研究

张锡勤先生出版的最后两本书是《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和《梁启超思想平议》，反映出先生晚近的一些思想。前书探讨了儒学在中国近代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及其原因，并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视域，在反思近代思想家对儒学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儒学的基本看法，亦即儒学观。先生从三个方面肯定了儒学的价值：儒学的历史价值；儒学的普遍价值；儒学的现代价值。先生还从四个方面具体展开了儒学的价值：关注“人禽之别”；对人的社会性有深刻认识：大力提倡仁的观念；始终以和谐为贵。在对儒学的价值进行肯定之后，先生指出，在当下“儒学热”的背景下。我们应以清醒理智的态度给儒学以正确定位，在重视儒学深层内在价值的同时又不应人为地、不适当地拔高儒学，让其承担它所无法承担的重任；既不应让孔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黑暗、罪恶——负责，也不可将今天现代文化建设的重任统统“堆积孔子之双肩”。后书在研究粱启超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对其政治、哲学、伦理、文化思想进行了阐释，具有功底深厚、分析深入、重在“平议”的特点。

论方东美对新儒家哲学的研究

作为中国现当代的著名哲学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者,方东美是站在欣赏、认同的立场阐释新儒家哲学的。方东美在对新儒家哲学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探讨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与道家和佛学的关系,并对个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研究方东美的新儒家观,有助于我们把握港台哲学家研究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有助于深化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

梁启超对三代礼学的研究与对中国宗教特质的彰显

梁启超对史学的热情终身不辍,晚年更是对中国的各种文化史情有独钟。他对中国三代礼学的研究以宗教为切入点,聚焦三代的宗教礼学,带有明显的梁启超史学的后期特征。梁启超对三代礼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志三代宗教礼学》中。以此文为中心,他勾勒了三代宗教礼学从一神教向多神教的递嬗轨迹,在此基础上,以天教、祖先教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建构了中国古教的主体内容和逻辑,进而揭示三代礼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凭借对三代礼学的研究,梁启超展示了中国古代宗教的具体内容,同时彰显了中国古教有别于其他各国古教的独特内涵和民族特质。

论老庄的“圣人”思想

儒家的圣人具有道德完备、济世济民、天人合一等特征,道家的圣人则具有与道一体、顺随自然、无为守柔等特征。道家的圣人思想奠基于老子,庄子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使用了更为丰富的概念、增加了更多的神化色彩、区分了两种圣人以及圣人之才与圣人之道等。老庄的圣人思想对于深入把握道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的哲学人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也会为当代理想人格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学研究——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90周年

萧萐父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他在船山学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深入挖掘了船山思想产生的历史情境,全面展示出船山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并运用两点论对船山思想进行了客观公允的价值评判。研究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学思想,不论对于船山学还是对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任继愈的老学观和道教观研究

任继愈对老学和道教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对老学的源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老子尊道、贵无、尚柔、治国等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既肯定了其无为而治的当代价值,也指出了其提倡愚民、反对社会进步的消极性。任继愈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系统地阐述了道教的发展轨迹。任继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主张对老子思想和道教文化进行历史和辩证的分析,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

戴震的人性哲学及其启蒙意义

戴震是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对"宋儒以理杀人"提出控诉,而且通过对理欲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宋明理学推崇的天理祛魅,借此解构理学"以理杀人"。具体地说,他从气化流行入手揭示人性的基本内容,强调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在肯定人欲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呼吁遂欲达情。作为戴震人性哲学的核心命题,"理者存乎欲者也"对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和价值。

严复中国传统文化观的转折——以中国传统道德观为重心

中国传统文化观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一种“启蒙自我循环”的现象，即从呼唤现代性到批判现代性，从批判传统文化到回归传统文化，如梁启超、章太炎等都很典型。严复也是这样，“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限，以前为严复的前期，而以后则为严复的后期。”¨0前期的严复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后期的严复具有鲜明的回归传统的倾向，正是“启蒙自我循环”现象的突出代表。严复以中国传统道德观为重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前后期有着明显的转折，总体上表现为以批判为主转向以弘扬为主。其转折的原因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世界大战的刺激、早期思想的导引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方东美对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的阐释

作为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者,方东美是站在欣赏、认同的立场阐释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的。他对原始儒家的研究突出了《尚书》和《周易》两大传统,他对原始道家的研究突出了居高临下的精神境界。研究方东美对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的阐释,有助于我们把握港台哲学家研究中国哲学的特点,也有助于深化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

梁启超三代礼学的多重维度和意蕴

梁启超在对三代“精神思想界”的审视中,分别用“以教为学”与“以学为教”来概括三代以前与三代以后的“精神思想界”,并由此展开对中国三代礼学的研究。梁启超所讲的“三代以前,以教为学”之“教”具体指礼学,也就是他所说的“三代宗教礼学”。梁启超的三代宗教礼学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蕴含着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民俗和哲学的解读。有鉴于此,探讨梁启超的三代礼学,不仅有助于直观感受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机制、政治模式的独特诠释,而且有助于深刻把握梁启超的哲学观、文化观、宗教观和教学观。

劳思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解析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大陆和港台分别发展。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劳思光出版了《新编中国哲学史》一书,运用西方逻辑解析这个"思想上的显微镜"去探寻中国哲学的"基源问题",以"心性"等理论为设准阐释和评价中国哲学,尝试写出一部"有哲学"的中国哲学史。解析劳思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对于把握港台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点、推进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深入研究、继续探寻当下或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康有为视界中的陆九渊

康有为早年尊崇朱熹,后来转向陆王。他认为,陆九渊传孟子之学,作为孟子心学的传承人,陆九渊是心学的代表人物,并对陆九渊心学的内容、陆学与宋学的关系、陆九渊及陆学在宋学中的地位等诸多问题予以厘清和思考。康有为对陆九渊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的心路历程和哲学意趣相契合,而且浓缩着对朱陆关系以及整个"宋明学"的态度和评价。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的陆学观既提供了一种解读陆九渊思想的样式,又提供了一面呈现康有为心路历程和哲学理念的镜子。

康有为视界中的管子

康有为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关注众多的先秦诸子,管子便是其中之一。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溢于言表,使管子成为为数不多的一再受到表扬而没被攻击、批判的人。与既推崇管子的思想,又羡慕《管子》的"文章"、"字眼"相一致,康有为对管子的思想多次提及并予以肯定,尤其是对管子的鬼神思想津津乐道。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康有为对管子的学派归属语焉不详,模糊不清,致使管子的身份始终悬而未决。管子的尴尬处境反映了康有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中国近代是尚法的时代,康有为并不完全排斥法,而是对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肯定"管、韩言法"并无敌意。另一方面,康有为断言法之严酷是不仁的体现,与民主背道而驰,故而没有像对待韩非那样将管子归入不仁之老学。与此同时,康有为关注管子,与他考辨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是为了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一脉相承。康有为对管子思想的诠释带有近代早期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