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超越中西——关于中国现当代哲学与中国论述的断想

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一直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当前中国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历史实践中,哲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如何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也即打通中、西、马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哲学基源问题的深入探索。只有在哲学基源问题的层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能从根本上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意识,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论述,提高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谭嗣同哲学研究亟待拓展的12个空间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不仅来源博杂、内容宏丰,而且富于变化、充满张力。这使他的思想从不同维度展开,也同时拥有了广阔的诠释空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作为近代哲学家的唐才常、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到作为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蔡元培、胡适,谭嗣同的思想总是可以引起他们的共鸣或思考。这就是谭嗣同哲学独有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尽管如此,谭嗣同思想的许多内容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公羊学研究、《周易》研究、四书研究、庄子研究、王充研究、张载研究、破对待、生灭观、中学观、实学观、科学观、学科观等领域存在诸多亟待拓展的研究空间。

论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理论误区

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是中国近代的两大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造就了近代教育的特殊性,也使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了空前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应该看到,中国近代的教育思想带有与生俱来的历史局限,拥有不容忽视的理论误区。近代教育思想的理论误区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来,新旧杂糅、急功近利、虚幻极端则是其集中表现。

近代哲学的自然科学情结及其误区——以谭嗣同为中心

无论是中国的落后挨打引发的洋务救国运动还是西方学科分类理念东渐引发的思想变革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借鉴自然科学为哲学提供辩护成为近代哲学的时代特征之一。从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者都夸大自然科学的实效性和公信力。如果说将哲学奠基在自然科学之上展示了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学术分野,也是近代哲学的共同之处的话,那么,谭嗣同的哲学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近代哲学的这一新动向、新诉求。自然科学具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近代哲学家在将自然科学运用到哲学领域,热衷于由自然公理推导出社会法则,从而夸大了自然科学的适用范围。他们将自然科学运用到社会领域的做法是对自然科学的滥用,从表面上看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的推崇,从实质上看则可能造成对自然科学的歪曲。无论是夸大还是滥用自然科学都不是对待自然科学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近代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情结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的滥用留给后人诸多思考和启示。

康有为论老学与汉唐哲学的关系

康有为眼中的汉唐哲学既包括孔学,也包括老学。不仅如此,从学派林立、传播之盛来说,老学在汉唐哲学中的势力甚至超过了孔学。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不仅将老学视为汉唐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将汉唐时期视为老学的大盛时期。为了证明这一点,康有为在对汉唐哲学的审视中关注老学的存在和传播,不仅为老学找到了兵家、刑名家、道家和玄学等新形态,而且从各个角度印证了老学在这一时期的盛行。

严复的“自然之教育”思想及其意义

无论是放在中国近代还是放在整个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去考察,严复的"自然之教育"的理念以自然为师,都独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自然之教育"是严复的主导教育理念,寄寓了他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改良思想。简言之,"自然之教育"旨在改变中国人"自师其心"的传统,引导受教育者走出书斋而以宇宙为课堂,读自然这本大书,学习、掌握自然法则。从实践操作上看,"自然之教育"从儿童教育入手,促使严复关注幼儿教育;从立言宗旨上看,"自然之教育"具有鲜明的现实诉求,表明严复教育思想围绕着救亡图存的宗旨展开,与其他近代思想家拥有一致性;从思想渊源上看,主要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反映了严复教育思想的独特性,展示了严复迥异于其他近代思想家的理论风采。

谭嗣同认识哲学的过程和旨归

谭嗣同是最早对脑进行系统诠释的近代哲学家,并基于对脑的理解而探究人与世界的同一性问题。基于对认识过程和途径的考察,他肯定认识起于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与外物的接触,呈现出经验论、反映论的特征。在此过程中,谭嗣同一面夸大人之感觉器官的有限与外部世界无限之间的矛盾,一面突出认识对象的瞬息万变、不可捕捉。在否定人可以通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器官认识世界的前提下,他放弃感觉器官而寻求新的认识途径,试图信凭佛教的"一多相容"、"三世一时"洞彻真理,致使"转业识而成智慧"成为其认识哲学的最后归宿。至此,谭嗣同的认识哲学既包括由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来的经验论、反映论,又包括由佛教而来的玄想、顿悟,由此构成了一道独特景观。

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异同及相互关系

康有为、谭嗣同都对大同社会乐此不疲,然而,人们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尤其是《大同书》兴趣盎然,却对谭嗣同的大同思想少有问津。对于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关系,历来关注不多。从历史上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极力彰显谭嗣同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相同之处,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乃至抹杀了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独特性、原创性。无论学术界对谭嗣同大同思想的漠视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相同性的单向强调都表明,有必要对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相互关系予以深入探究和剖析。尽管康有为、谭嗣同的大同思想都是对西学、中学和佛学的和合,然而,两人对三者的和合方式和具体取舍却大不相同。两人大同思想的异同通过理论来源和内容构成集中而直观地呈现出来。正是对西学、中学和佛学的不同取舍和侧重先天地框定了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不同内容。这些共同展示了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也是审视、评价康有为与谭嗣同大同思想关系的重要参数。有鉴于此,从理论来源入手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大同思想进行比较,既有助于直观感受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独特性,又有助于深刻把握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相互关系。

康有为谭嗣同思想异同论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人的思想有同亦有异。无论康有为、谭嗣同还是梁启超都注重同的方面而忽视了异的方面。只有全面审视其间的同异,才能对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近代形态及其现实意义

大同是中国人的千年梦想,不同时代的人拥有不同的大同之梦。如果说古代大同理想是外王的一部分,寄予着平天下的雄心和抱负的话,那么近代大同则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是政治需要和生存竞争使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立言宗旨决定了近代大同拥有迥异于古代的新意蕴、新视野和新诉求。康有为、谭嗣同的大同理念与古代大同迥异其趣,带有近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特征。作为大同的近代形态,两人的大同思想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通过大同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和背景、大同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特征以及大同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启示集中体现出来。

论谭嗣同认识哲学的目的、器官和变革

近代哲学的重心是以心学为旨归的本体哲学和以进化史观为主体的历史哲学,认识哲学并非其中的"显学"。在这种背景下,谭嗣同的认识哲学便显得重要起来。他在明确认识目标的同时,对认识器官进行探究,一面将心还原为司血的生理器官,一面强调知"必出于脑"。谭嗣同是最早对脑进行哲学思考的近代哲学家,对脑的诠释尤为引人注目。由心到脑的递嬗是谭嗣同认识哲学变革的突破口,既显示了与古代认识的迥异其趣,又推动了近代认识哲学的转型,意义非凡。与此同时,谭嗣同的认识哲学以及对心、脑的认识陷入不容忽视的理论误区,带有那个时代共有的历史局限。

论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文化观与救亡观

声势浩大的国学思潮肇始于近代,而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在近代哲学家中最为接近,这主要表现为将诸子百家整合为孔学一家,以孔学代表中国文化,等等。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差异,这主要表现为康有为国学思想的建构以儒学为母版,谭嗣同反对以儒学代孔学的做法。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了两人国学研究以及国学观的不同,而且影响到两人的文化观和救亡观。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与教育思想

作为戊戌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大声疾呼变法维新,教育改革则是其中的重头戏。这使他的启蒙思想被贯彻到教育思想之中,也使他的教育思想作为启蒙思想的一部分,秉持教育救国的宗旨,服务于刻不容缓的救亡图存。前者表现为将变科举、兴学校奉为变法维新的下手处和切入点,后者表现为推进教育改革,提倡国民教育、专业教育等新型教育。

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介绍、阐发和误读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的人,也是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称和阐发的人。在指出谭嗣同思想多变、庞杂的同时,梁启超肯定《仁学》是其思想主旨,在关注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同时,对其宗教思想格外重视。此外,梁启超还凸显谭嗣同思想的启蒙性,并且关注其中的中学渊源。梁启超对谭嗣同思想的介绍和阐发具有积极作用,其中的误读、误导同样不容忽视。

近代哲学与戊戌启蒙——双重视域下的康有为与谭嗣同

就近代哲学家来说,思想最为相近的不是“康梁”并称的康有为与梁启超,而是康有为与谭嗣同。问题的关键是,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点与两人相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和政治诉求息息相关的话,那么,不同点则取决于两人迥异的人生经历、学术素养和哲学理念。审视、比较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及其关系,既有助于加强对两人思想共性与个性的领悟,又有助于深刻理解戊戌启蒙思潮的共同特征和内部分歧,从而直观把握近代哲学的时代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仅仅对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进行比较是不够的,还必须将两人置于近代哲学与戊戌思潮的视域之下,综合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进而做出整体考察和判断评价。

从康有为、谭嗣同的比较看近代哲学的书写

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因而呈现出诸多相同性。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性体现了戊戌启蒙思想初级阶段的鲜明特征的话,那么,两人思想的不同性则显示了迥然相异的学术意趣和致思方向。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异同关系置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之下予以审视,便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深入思考。

梁启超“著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及其意义

梁启超尽管以善变著称于世,然而他对史学的热情和研究却终身不辍。进入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对文化问题的兴趣盎然,梁启超的史学研究转向文化史。于是,他开始构想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宗教史。“著中国宗教史”的设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不仅展示了梁启超的宗教理念和诉求,而且流露出他对儒家、道家和墨家的判定。因此,这一设想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也将梁启超思想的民族性推向了极致。

论谭嗣同的专业教育思想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大力提倡变法维新,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教育改革。与此同时,谭嗣同崇尚实学,关注时政,对治事抱有深切关注和极大热情。这促使他将变革科举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进而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提出变革。谭嗣同将"变学校"视为变法之根本,而他寄予厚望的"变学校"质言之就是用实学("实事")变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事实上,实学情结使谭嗣同注重专门专业之学,并将天文学、地理学和生理学作为人人必备之知识。在他那里,前者属于专业教育,后者则属于通识教育。二者的结合既是谭嗣同对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回应,又与他的哲学理念、政治主张一脉相承。教育的目的是育人,如何摆正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谭嗣同的观点引人深思,对于当下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康有为、谭嗣同的人性论比较研究

在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高度契合,最为相似。从推崇仁为世界万物本原到侧重平等的启蒙之路再到向往取消国家、同一文化和语言文字的大同社会,都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而与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其他近代哲学家渐行渐远。在这个前提下尚须进一步看到,两人的思想存在明显差异,对于有些问题的看法甚至迥异其趣。对于这一点,康有为、谭嗣同的人性论思想便是明证。这使人性问题对于理解、把握两人思想的关系至关重要,也使对康有为、谭嗣同人性思想的比较变得意义非凡起来。

阳明学的研究现状与拓展空间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王阳明研究更是持续升温,呈现出如火如荼的繁荣景象。王阳明思想的主体内容是阳明学研究的基石,以文本解读为基础,采取全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是拓展阳明学研究的必然要求。其中,比较研究不失为一种有效方式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