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列国志传》卷一——以其作为过渡性文本的叙事策略研究为中心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列国志传》卷一是介于《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之间的过渡性文本;从文本自身的角度看,《列国志传》卷一初步具有以正统叙事整合民间叙事的特征。较之《武王伐纣平话》,《列国志传》卷一具有正统叙事的某些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深受崇实黜虚的信史观念的影响,二是对仁政、忠君等儒家政治伦理的强调。但同时,《列国志传》卷一对以往武王伐纣故事中怪力乱神的因素并未完全剔除,而是适度加以保留,并将其纳入正统叙事的框架之中。明代中后期历史小说领域内以信史为尚的文学观念和“按鉴演义”的编撰方法,对该书叙事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清初计东及其文学研究述论

计东一生行迹遍及南北,交游广泛,创作丰富,是清初重要的古文家和诗人。他和友人吴伟业、汪琬、王时敏、宋实颖、宋德宜等是奏销案影响下个人心态、人生轨迹、文学创作等方面发生不同程度转变的江南文人代表,而其独特的游幕经历折射出了清初文人生存状态的真实面目。本文拟对有清三百余年以来关于计东的研究进行述评,以期为计东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出可行的路径和策略。

“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以还,伴随着文人交往方式的变化,各类"赠送之文"泛滥不休,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史景观。除了文体自身衍变、文化境遇之迁改等因素外,文学生态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促发原因。袁骏、孙默以表彰母节和归隐黄山为题目,以数十年之坚持,征集相关诗文作品达万首之多,不仅成就了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还足以引发征集过程及其相关利益诉求的思考,即作为一类特殊存在的"名士牙行"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人格风貌,以及他们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行为之于文学创作风貌、走向的影响。这些活跃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近似专职文化经济人的"名士牙行"的存在,为了解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赠送之文"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的视角,生动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权利下移所促成的文人交往模式及文学生态的新变。

民间思想的多维呈现:论《武王伐纣平话》的文化意蕴

《武王伐纣平话》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在文化意蕴上与正统叙事有显著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即对血亲复仇观念的肯定,对绝对忠君观念的否定,对因果报应观念的认同以及对侠义观念、发迹变泰等其他民间思想的展现。金元时期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和儒家思想统治力的削弱,是该书以民间思想为主导的文化意蕴形成的重要原因。

金代文化的渊源

金代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入女真、渤海、契丹等北方民族的文化,由中原、燕云、东北及西北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金代文化丰富多彩,既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带有多元民族文化的特征。金文化有别于辽朝,也不同于两宋。金文化具有突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文华斑斓,灿然可观。金文化能够超越渤海与契丹,实现后来居上,一是以更加自觉的姿态吸收中原文化。二是充分利用渤海与契丹的成功经验发展自己;三是在灭辽克宋过程中,重视和网罗一切有用人才,"借才异代",使自己站在一个较高的文化起点向前发展;四是通过各种途径向南宋学习。

明代主妇御婢策略与儒家伦理实践——以明代女性碑传文为中心

中国古代传统的男外女内两性规范使明代主妇成为家内婢女的实际管理者。明代主妇御婢策略包含着施婢以恩、御婢以严和恩严并用三种形式;在具体御婢过程中,又表现为宽而有则、严而有法以及主妇身先为范的实践艺术。明代主妇将传统的妇道、母道和孝道等女性伦理规范运用于主婢关系中,从而使其御婢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儒家道德纹理。这种特质的形成一方面是在新旧更替、良贱等级秩序不断被冲击的明代社会背景下,儒家伦理建设在主婢关系上进行的积极努力;另一方面是在传统的两性规范秩序与现实女性文化情态之间出现巨大差距下,明代文化精英们试图倾力打造女性正统典范形象,从而强化明代正统主流女性文化地位的必然结果。这有助于明代主妇自身文化修养的内敛与提升,对婢女人之属性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具有积极意义。

地域文化与明清戏曲选本编选者

明清戏曲选本作为戏曲传播的重要媒介与手段,其编选者与其中收录作家的地域性分布与选本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联系。明清戏曲编选者以江浙地区为最多,这与当地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戏曲选本所呈现的作家作品的地域分布也与编选者主要的活动区域、活动对象密切相关,编选者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前贤的崇敬与朋辈的认可,往往会选择其主要活动区域的作家作品。选本中所收录的作家作品也回应了戏曲地域性分布与发展的戏曲史实际,体现着中国古代戏曲在大都、浙江、江苏三地的地域性置换。

作为“副文本”的明清小说插图研究

中国古代左图右史的文化传统、明清书坊主的营销策略、插图本身的独立自足性及其导读功能,都使插图成为明清小说重要的“副文本”。明清小说插图包括“全像”、“偏像”、“出像”、“绣像”等多种形式,其表现形态更是繁复多样,不同区域的书坊、文人清赏清玩习气以及书坊主或插图者各自不同的审美趣味、构图心态、插图动机、构图方式等因素,都对明清小说插图形态的生成及演变产生了显著影响。

清初诗人孙枝蔚研究述评

作为清初知名诗人,孙枝蔚名噪海内且交游遍天下,长期流寓扬州,诗文创作成绩斐然。研究孙枝蔚,对进一步爬梳、厘清清初扬州文坛乃至整个清初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深层因素,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概述评介清代以来孙枝蔚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一方面用以透视清代诗文个案研究的困境之共性,同时也对下一步研究尚待揭示和发掘的部分提出了展望。

清初遗民作家金俊明生平著述行迹考论

明遗民作家金俊明入清后隐居市井,舌耕笔作,以书画著称于吴中,以气节名噪一时,深为后人钦服。因生平资料稀少,遗存之诗不易得见,少有人研究。他有意行走于市井喧闹中,又刻意将君国亡失的心底苦啸隐于书画诗文,以独特的交往方式和佣书抄写的生存策略维系个性与尊严,为今人理解彼时一些隐居避世遗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提供了别一种理解维度。

法式善怀人组诗与乾嘉文坛生态

乾嘉时期,蒙古族诗人法式善诗歌创作宏富,其中怀人诗篇在其全部诗作中所占比重最大。推究法式善的怀人诗作,就创作数量而言为乾嘉诗人之首,就题材内容而言蕴含着诗史之精神;而究其组诗创作生成的原因,除却诗坛创作风气的因素外,亦离不开法式善自身的个性情怀与仕宦经历的影响。

金代艺文叙论

金代文化造就了一代灿烂艺文。首先,金代艺文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体现了通俗实用的特点和富于创新的精神。由于女真在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代封建王朝,较少思想禁忌,注重实用,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探索热情,在自然科学、文学创作、思想文化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其次,金代艺文的正统意识浓厚。同以往鲜卑、渤海、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相比,女真在追求封建正统地位、接受中原文化方面更加自觉,并实现了社会的封建化,使各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再次,金代艺文有其历史局限性。女真崛起后,由于狭隘民族意识的束缚以及封建传统观念的制约,竟使自己的追求成为悲剧,以至于由那一代人创造的艺文备受摧残,所存无几了。

从词话本到刊本——论《封神演义》的成书、版本及编者问题

《封神演义》的成书是一个世代累积、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版本形态与编者:明代前中期的词话本阶段,其编者主要是未留下姓名的"说词人";万历年间的早期刊本阶段,其编者为许仲琳;天启、崇祯年间的舒载阳刊本阶段,李云翔是该本的修订评点者。

文人雅集与文言小说的创作及发展规律

中国古代以"征奇话异"为主要内容的文人雅集活动十分活跃,这极大地刺激了文言小说创作的繁荣。文人雅集还使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某些规律:有时同一故事因参与雅集的人各有叙写或因在不同雅集场合辗转流传而"闻见难一",从而造成文言小说创作中频繁出现一事多载的现象;有时同一作家因参与不同雅集活动而对同一故事有着前后不同的接受途径,于是对同一故事的先后叙写便差异很大;文人雅集还使文言小说表现出明显的传闻性、民间性与娱乐性;参与雅集的小说家之间的交流切磋,往往使他们的小说观念表现出某些共同倾向。

曾衍东生平事迹编年考述

曾衍东是清代中期较为重要的小说、诗文及书画名家.然今 人对其生平事迹的认识,尚存在模糊不清之处.通过对其小说、诗歌、散 文创作的文本细读,结合书画印鉴款识和方志文献等资料,以编年形式对 其生平行迹进行考述,以期对于曾衍东生平事迹及其创作有更加清晰的 认知.

《梧门诗话》编选与法式善诗坛地位之确立

乾嘉时期,蒙古族诗人、国子监祭酒法式善积极主持诗话编选活动,历时20余年编订《梧门诗话》十六卷,是书收录诗人、诗作数量多、地域广,且无门户之见,兼收众长,在这一时期的诗话中,颇具特色。长期而广泛地编选《梧门诗话》,为法式善在文坛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并为其在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盟主地位的达成构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平台。

徐士俊词学观的发展与明末清初词坛

徐士俊作为明清之际一位重要的词人,参与到明末清初整个词学变革的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明代末期,他和卓人月以《古今词统》开始反省明代词学的弊端并采取行动,以广开词路、纵横古今的宏阔气魄,开拓了词学界的审美视野,为清初词学进一步发展作了基础准备;顺康时期,徐士俊继续进行着自己的词学思考,更明确了自己的词学观,其中突出词之本体特质、强调"情"与"致"的融合、词需婉丽且具风骚之旨等词说,可以说是他继续顺应词的发展时运并以此呼应清初诸词人群,也可以说是他凭借着先行者的威望在用这样的观念影响着清初词坛。

汪端光年表

乾隆十三年（,1748）一岁汪端光,初名龙光,字剑潭、涧昙,号烟客、雨禅居士,江苏扬州府仪征县人。原籍安徽徽州府歙县,居丛睦坊。祖汪玉璋,祖母吴氏。父汪长祉,母梁氏。民国《歙县志》卷十《人物志·遗佚》云：“汪端光,原名尨光,字剑潭,又字涧昙,丛睦坊人。乾隆举人,官广西镇安府知府。”雨禅居士,见吴蔚光《小湖田乐府》卷三《百字令·寄汪剑潭》词。

妲己形象考论

就存世文献而言,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虽有纣妃之事,却无妲 己之名,直到战国时期才出现关于妲己其名、其事的记载.将殷商之亡的 责任归诸妲己的说法由来已久,至《列女传》《潜夫论》等书,则进而将 纣之不善悉委之于妲己.《武王伐纣平话》则将作为苏护之女的真妲己和 作为狐精的假妲己区分开来,对妲己的出身和罪行都予以完整的且是神异 化的描述,《封神》系列作品中的妲己形象皆奠基于此.在妲己形象生成 演化的过程中,儒家“女祸论”的政治思维和民众喜奇好异的审美心理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与《封神演义》

刊行于明永乐至隆庆年间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对《封神演义》的成书有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玄帝收魔故事的广泛传播、哪吒形象的初步确立、其他神魔人物的雏形、“封神”故事模式的形成等方面.虽然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当时以《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为表征的整体宗教与民俗文化氛围,而未必皆是受该书直接影响的结果,但通过对二书相关内容的探讨,可以部分还原当时的宗教与民俗文化语境,揭示《封神演义》中神道形象由来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