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锡勤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

恩师张锡勤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家、中国伦理思想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领域成就斐然、贡献卓著。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可以概括为"三部曲":第一是起步阶段,以198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哲学简史》为代表;第二是成熟阶段,以198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为代表;第三是巅峰阶段,以200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为代表。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贯通研究始终是以历史唯物论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的,具有史论结合、以史见长,全面系统、内容厚重等特点。探讨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生的学术贡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认识。

大学生人伦教育的传统资源与现代视角

当代大学生的人伦观念的走势说明道德教育中人伦教育的缺失。现代的人伦教育既要向传统伦理文化汲取丰厚的思想资源,更要立足于现代的视角,针对现代性的道德问题,处理好人伦教育与培养现代的独立人格、人伦教育与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之间的关系。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认定孟子得孔子大道,并且光大了孔子学说,具体表现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弘扬仁和不忍人之心,提倡民主政治,传承大同之教等等。按照他的说法,孟子思想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使《孟子》成为领悟孔子之道的入门书和必经之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论“二冯”对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

冯友兰和冯契是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杰出代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原则为基础对船山哲学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既充分肯定了船山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同时指出了船山哲学思想的局限性。"二冯"对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共同点居多,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探讨"二冯"对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论对于船山学还是对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张锡勤先生晚近思想研究

张锡勤先生出版的最后两本书是《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和《梁启超思想平议》，反映出先生晚近的一些思想。前书探讨了儒学在中国近代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及其原因，并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视域，在反思近代思想家对儒学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儒学的基本看法，亦即儒学观。先生从三个方面肯定了儒学的价值：儒学的历史价值；儒学的普遍价值；儒学的现代价值。先生还从四个方面具体展开了儒学的价值：关注“人禽之别”；对人的社会性有深刻认识：大力提倡仁的观念；始终以和谐为贵。在对儒学的价值进行肯定之后，先生指出，在当下“儒学热”的背景下。我们应以清醒理智的态度给儒学以正确定位，在重视儒学深层内在价值的同时又不应人为地、不适当地拔高儒学，让其承担它所无法承担的重任；既不应让孔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黑暗、罪恶——负责，也不可将今天现代文化建设的重任统统“堆积孔子之双肩”。后书在研究粱启超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对其政治、哲学、伦理、文化思想进行了阐释，具有功底深厚、分析深入、重在“平议”的特点。

中国传统忠德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近年来,围绕忠德的研究逐渐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视域从忠观念的起源到忠德的嬗变,从对忠内涵的辨析到对忠外延的界定,从对忠德中糟粕的批判到对忠原初本义中精华内蕴的挖掘及其现代价值的转换等等,都有很丰富的成果。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忠德研究状况的梳理,发现在忠德研究繁荣的表象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且对于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仍没有实质性突破,忠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深入。

个性、独立人格、平等意识与李贽的启蒙思想

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李贽对理学展开了批判;所不同的是,他对理学的批判和对启蒙思想的建构是围绕着个性、独立人格和平等意识展开的,致使个性、独立人格和平等意识成为其启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出于对个性和独立人格的推崇,李贽以异端、狂者自居;并且指责理学的所有错误都源于盲目顺从以及丧失独立人格。出于独立人格和人格平等的需要,李贽向三纲发起进攻,在质疑"君为臣纲"和"夫为妻纲"的同时,发出了男女平等的最初呼声。

论老庄的“圣人”思想

儒家的圣人具有道德完备、济世济民、天人合一等特征,道家的圣人则具有与道一体、顺随自然、无为守柔等特征。道家的圣人思想奠基于老子,庄子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使用了更为丰富的概念、增加了更多的神化色彩、区分了两种圣人以及圣人之才与圣人之道等。老庄的圣人思想对于深入把握道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的哲学人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也会为当代理想人格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论方东美对中国佛学的研究

作为中国现当代的著名哲学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者,方东美是站在欣赏、认同的立场阐释中国佛学的。方东美把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尤其是华严宗哲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论说范围,对它们的基本理论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和分析。研究方东美的中国佛学观,有助于我们把握港台哲学家研究中国佛学的特点,也有助于深化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

严复的语言观与文化观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其最大贡献在于对西学的介绍和翻译。严复突出语言文字的地域性,主张通西学必须先学习西文,翻译西方思想要直接从西文翻译,而不是应该康有为、梁启超那样从日本文转译西学。与通西学密切相关,他提倡习西文。然而,大声疾呼习西文的严复并没有放弃国文,而是将国文纳入国粹之中加以固守、传承。严复的语言观与其文化观息息相通,与坚守文化的国性一脉相承。

略论张锡勤先生对中国伦理道德史的研究

张锡勤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家、中国伦理思想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伦理道德史等领域成就斐然、贡献卓著。张锡勤及其团队对中国伦理道德史的研究开创了国内数个第一: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近现代的断代伦理思想史、第一部中国道德名言选粹、第一部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第一部中国传统道德范畴史、第一部从中国伦理道德产生到"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产生的道德生活史,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化的全面自觉与人文学者的使命

文化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切实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近来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当今中国对文化问题如此关注的内在驱动力，既来自执政党对文化问题的全面自觉，也来自人文学者的内在使命。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人伦教育:现代性视阈与传统道德资源

现代性的道德后果使人成为了社会关系中的"陌生人或被放逐者",这并非是一种道德进步。人伦缺失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教育本质的遗忘。儒家的人伦观给今天的人伦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但也具有本身无法克服的理论限度。

论中晚唐时期儒家解经思想之变新

进入中晚唐后,经学的发展一度陷入了停滞。"疏不驳注"的局限,佛教本体诠释方法的挤压,以及儒学经典自身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儒家经典解释学说在社会中的"权威性"。为了重新激发经学的生命活力,儒家们对传统的解经思想进行了"变新"。"舍传求经"流派的形成,解释形上学的萌生,解经思维范式的创新,诠释学发展步入平民化、心性化的路向,均是这场"变新"的结果。客观上,其造就了宋学理学的发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对子",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内在差异,但二者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天然的互通性,社会历史经验也证明二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尤其在当代现实层面上,中国社会对二者的有机联结表达出强烈的需求。若能厘清二者联系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具体结合点所在,联结途径问题,并能摒弃"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儒学马克思主义"等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定能彼此促进、科学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卓越贡献。

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学研究——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90周年

萧萐父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他在船山学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深入挖掘了船山思想产生的历史情境,全面展示出船山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并运用两点论对船山思想进行了客观公允的价值评判。研究萧萐父先生的船山学思想,不论对于船山学还是对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政治教育与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特色

中国近代特殊的形势决定了教育与政治密不可分,孙中山不仅重视教育,而且将教育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政治教育成为孙中山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凸显政治教育,他将政治写进教育宗旨。孙中山对政治教育的重视既与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密不可分,又与他对政治的界定息息相关。孙中山所讲的政治教育与革命教育、国家教育一脉相承,既是孙中山的特殊身份使然,又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中国近代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时代呼唤。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理论创新与积极意义

康有为的大同理念带有近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特征,其理论创新和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立言宗旨上,回应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唤;第二,在文化语境上,融合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四项要素,拥有全球多元的视野、视域和心态;第三,在合理论证上,奠基于仁学和公羊三世说之上;第四,在意趣诉求上,紧扣自由、平等的时代主题,尤其是将对平等的推崇发挥得淋漓尽致。

任继愈的朱子学研究

任继愈对朱子学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朱熹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具有把孔子和儒家经典神圣化、主张政教合一、提倡宗教道德修养和禁欲主义等特征。他探讨了朱熹的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的学说,肯定了朱熹和儒教的历史合理性,同时指出了朱熹和儒教阻碍科技发展、束缚人们思想等消极性。任继愈朱子学的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对朱熹和儒教的批评是对"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立足当代,我们应该以更为宽广的视域看待朱子学;同时,我们也应该继承以任继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所坚持的辩证分析方法,对朱子学做出实事求是的多维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