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县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营商法治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检验营商法治环境建设成效的关键举措。对于黑龙江省而言,建立市县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以将黑龙江省的市县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为5个维度、15个一级指标、50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2分,共计100分。在适用市县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当加强观念引导、强化顶层设计、推行第三方评价和注重评价结果回应。

黑龙江省行政裁量权规范问题探讨

2018年是黑龙江省"法治建设年",也是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推进法治黑龙江建设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法治黑龙江"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积极行动,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法制宣传等多个方面进行推动,以形成法治建设合力,切实增强法治黑龙江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黑龙江省法治建设再上新台阶。由此,本刊特组织笔谈,从法治精神培育、提升司法公信力、依法立法和行政裁量权规范等方面为法治黑龙江建设进言献策,以期推进法治黑龙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的互动模式研究

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的互动模式是指通过法学教育为法律援助培养专门人才的模式。我国较早从美国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但因缺乏学徒制衍生的案例教学传统,效果并未达到预期,需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强化实务教学,充分发挥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效果。此外,作为法律援助补充的传统社会工作者模式虽不完全适应我国当下实际情况,但重视培养社会服务人才的经验对我国改革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制度、强化法律援助社会服务属性具有借鉴意义。

算法决策对行政正当程序的挑战及其应对

自动化行政领域中,算法决策在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政民互动成本的同时,也带来了行政正当程序方面的挑战,诸如正当程序的中立性遭破坏,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被压缩,行政主体说明理由较困难。算法决策挑战行政正当程序的原因主要在于算法技术的内在局限性、行政主体治理能力的相对滞后性以及制度规范的不完善性。应将行政正当程序的基本含义与判断标准相结合,从排除偏见、听取意见、说明理由以及权利救济四个方面来应对算法决策可能引起的行政正当程序失灵。

算法嵌入公共治理的内在逻辑与风险规制

算法的嵌入带来公共治理效率和效果的提升。算法嵌入公共治理至少具有三重内在逻辑,即“数据+算法+模型”的技术逻辑、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的实践逻辑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当算法参与公共治理实践时可能产生技术、法律、社会和伦理四重风险。可以在算法嵌入公共治理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对其进行风险规制:在事前阶段,制定算法技术统一标准,建立算法影响评估机制,完善算法信息公开制度;在事中阶段,以数据权利制衡算法权力,以算法审计规制算法权力,以人工智能治理原则钳制算法权力;在事后阶段,打通异议申诉渠道,并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与此同时,将法律、道德和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纳入考量,对算法风险进行系统约束。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严格执法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严格执法进行了系列论述,形成了特点鲜明、逻辑严密的理论观点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严格执法观汲取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执法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成果的传承和创新。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严格执法观产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遵循,也是对执法不严等执法实践问题的积极回应。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严格执法观可以概括为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和制度保障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关于立法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习近平关于立法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治理出现新课题、法治建设步入新阶段、全球竞争面临新形势背景下,对中国重大立法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刻阐释。其基本构成可以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面向、三项原则和四条主线,即:实现良法善治,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立法从大局出发、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立法与改革相衔接。这一论述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领导与主体相统一、中央与地方相协调、问题与策略相对应的鲜明特色。而贯彻落实这一论述的基本路径是主导法治意识形态、丰富法学理论研究、融入法学职业教育和引领立法实践发展。

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问题研究

在现代企业形式中,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企业制度形式。由于兼具"资合"与"人合"的双重属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有着自己的特点。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存在一些普遍的共性制度设计,例如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权变更登记等。但受英美法的影响,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例如给予公司章程广阔的自主空间,将股权交易纳入强制公证事项等。我国投资人在与俄罗斯的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股权交易时,必须要对公司章程、公证事项、变更登记以及外资限制等问题给予重点关注。

地方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我国地方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理论、文本和实践三个视角,并分别呈现出多元性、趋同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地方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的优点在于实现了静态与动态的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不足之处包括评估环节失衡、评估标准缺项、定量评估不足,导致不足的原因是立法工作观念不强、立法评估制度重视不够、立法评估指标体系认识不清。地方立法评估指标体系的重构应当坚持面向、维度、指标和分值的四位一体,即设置立法前评估指标体系、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和立法中评估指标体系三个相对独立的面向,涵盖评估维度要素和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要素以及评估分值要素。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立法进路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发挥立法的引领、促进和保障作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立法需求源于群众需求多元化、社会治理精细化、市域社会稳定化、法律规范体系化,其立法供给表现为中央层面的全局性供给、省域层面的统筹性供给和市域层面的针对性供给。市域社会治理立法存在观念偏差、人才短缺、能力不足、机制被动的困境,需要在指导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人大主导和人民主体相统一,在效果目标上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在基本原则上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相统一,在体系维度上坚持上不抵触、下留空间、左右协调、前后一致相统一。

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

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法治手段为依托,以法治思维考察市域社会治理问题,是依法治市的集中体现。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探索,既有以绿色发展引领、科技手段运用和“枫桥经验”相结合的可鉴举措,也有法治思维缺失、法治能力不足和治理格局不调的影响因素。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路径优化应当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从发挥立法权优势,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健全行政执行体系,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前置,优化纠纷调处机制和加强普法宣传及法律援助工作四个方面进行优化。

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博弈论分析

与典型"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不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处于"强国家—弱社会"到"强国家—强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不仅体现为国家与社会类型的演进,还包括二者互动程度的转向,以及互动方式的演化。在概述、总结这一实践经验时,博弈论能够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我国科技伦理立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我国科技伦理立法的背景包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伦理立法工作、党和国家作出科技伦理治理重大决策部署、我国科技事业发展面临着重大伦理风险、科技伦理治理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焦点。我国现有科技伦理立法体现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但存在起步较晚、领域分散、内容抽象等问题。我国科技伦理立法应当坚持基本概念的相对开放性、条文类型的相对三分法、行政监管与科技创新的尺度均衡、法律规范与伦理规范的功能协同,通过以组织架构强化责任主体、以政策实施积累制度经验、以专项立法实现重点突破、以地方先行探索基本规律、以理论研究助力立法实践的路径实现。

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证成与机制建构

区域协同立法是指跨行政区域多个立法主体,为解决公共治理领域的共同问题,按照各自的立法权限和程序进行分别立法、相互对接的地方立法模式,其具有地方立法、跨区域立法和合作型立法的特征。区域协同立法的政治价值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经济价值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社会价值是提高区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法治价值是回应区域法治发展需求。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基础是整体性法治、居间性资源整合和区域性利益均衡。区域协同立法仍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明确,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沟通协作、立法参与、交叉备案、联合评估和统一指导等机制。

法官队伍顽瘴痼疾及其整治机制

整治法官队伍顽瘴痼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法官队伍顽瘴是指法官队伍自身所长期存在且难以根治的突出问题,具有易发性与腐蚀性表里渗透、自发性与诱发性内外促动、隐蔽性与复杂性前后叠加、持久性与普遍性时空交织的特征。法官队伍顽瘴痼疾的形成机理在于法官人事选用失察失误、司法权力监督失职失信、诉讼资源配置失灵失效、法治文化建设失真失衡。整治法官队伍顽瘴痼疾需要强化机制建设,包括法官人事选用机制、司法权力监督机制、诉讼资源配置机制、法治文化建设机制。

林登·约翰逊政府法律援助制度考察——以保障低收入群体权益为视角

1964年,美国林登·约翰逊政府发起“反贫困战争”运动,通过提出“伟大社会”改革、吸收学界理论观点以及争取律师协会的支持,设立“法律服务项目”,将法律援助纳入政府管理事务。法律服务项目通过推行“法律改革”服务模式,以法律援助挑战既有法律制度,使法律援助在保护低收入群体福利、居住、消费等权益方面取得了突破。但这一模式干预了政治的运行,造成保守势力的反弹。随着尼克松政府上台,“法律服务项目”逐渐边缘化并最终被“法律服务公司”取代,美国法律援助制度也随即转型。通过对林登·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国政界与学界对法律援助责任属性与服务界限的反思,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正司法观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公正司法观具有清晰的逻辑理路、深厚的生成背景、突出的核心要义和具体的实践路径,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时代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公正司法观的逻辑理路可以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三个维度来分析;生成背景可以从时代背景、制度背景和法价值背景三个层面来展开;核心要义可以从鲜明的党性、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三个角度来理解;实践路径可以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坚持深入推进司法体制和完善司法监督体系改革三个方面来落实。

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优化的面向

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主要通过《宪法》《立法法》予以体现和完成,涵盖国家立法权的行使主体、权限、权能、程序、授权和监督等内容,直接影响着立法体制机制的健全和立法质量的提高。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尚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至少仍然面临着失衡、失调、失信和失控四重困境。走出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的四重困境,需要有针对性地关注确权、分权、授权和控权四个具体优化面向,做到科学确权、合理分权、规范授权和有效控权。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反腐功能及提升

遏制司法腐败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功能,作为公民参与司法审判的基本形式能够将审判过程置于阳光下,所体现的司法民主价值能够有效避免法官的任意和专断,通过审判权进行监督有效制约法官。而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反腐功能遇到一定障碍。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反腐功能,要回归初衷,奠定人民陪审员制度反腐的基础;要提高认识,营造人民陪审员制度反腐的环境;要健全制度,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反腐的能力。

地方法治及其对“法治东北”建设的启示

地方法治作为法治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法治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命力和实践性要素,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和不可或缺的实践形式。作为地方法治的内在组成部分,"法治东北"即"东北治理法治化",具有地方性、区域性、实验性和有限性等基本特征,是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基础和内在动力,对于国家法治和地方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打破自上而下的唯理主义建构观,重视和发掘本土经验,同时汲取先行法治化的地区和省份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治理理念法治化、治理关系法治化和治理行为法治化等途径加快"法治东北"建设,进一步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实施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