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言学理论的追溯

纵观西方语义学史,其研究旨趣可概括为历史取向、心理取向和语境取向,即19世纪的西方语义学已先后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交叉。如今奉为当代语言学的一些“新理论”—心理性、主观性、社会性、形式和功能、静态和动态、语境和情境、隐喻和转喻、意义域或原型理论等,皆植根于往昔论著之中。20世纪的三种形式主义思潮,导致西方人本语言观形成三道裂隙,从20世纪60年代始,当代西方语言研究中才出现了向传统人本语言观的回归。基于德、法、英、俄诸语数十种早期语言学原著,可以追溯这些“新理论”的渊源,以推进语言学思想史研究。

体认语言学:语言学史的观照

体认语言学凸显“体验”和“认知”,是中国学者对认知语言学的改造。本文从对语言学史的追溯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和史实澄清,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特点和价值——从“某种语言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性,从普遍语法学观照体认语言学的普遍性,从语言人本论观照体认语言学的人本性。其旨趣在于祛除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弊端,提倡勇于改造理论的精神,以更好地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吐蕃、Bod(蕃)、Tibet(土伯特)名称三分考论

本研究将汉文“吐蕃”、藏文bod、西文tibet的来由和演变分为三个问题考论。(1)隋末唐初,中原未闻“吐蕃”名号。吐蕃王朝建立(633年)前,玄奘已据印度人所言用汉字音译“吐蕃”(约629年)。(2)在《唐蕃会盟碑》(823年)中,bodchenpo(大蕃)与“大唐”相对。如恪守“蕃(*pi■n)”在唐代通音,“吐蕃”今音为tûu-fān。如认为“蕃”与bod对音,则今音为tǔ-bō。(3)波斯文tuput(982年)<阿拉伯文tubbat(851年)<粟特文twp'yt(825年)<突厥文tüpü(732年)。突厥人以tüpü(高地)的复数tüpü(土伯特)称呼青藏高原北部的吐谷浑。(4)从13世纪到17世纪,西文tibet从指称吐谷浑故地,经过含糊其辞阶段,再到转指吐蕃或西藏。曾德昭在《中华帝国史》(1642)中才将tibet这个概念与汉文的“乌斯藏”对应起来。

原创学术理论叩问的方式、目标和实践——著名学者李葆嘉教授访谈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发展远景目标,其中包括“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等文化、教育领域的具体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2020年11月3日召开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主旨报告中强调,我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需要思想且一定能产生理论产生思想的时代”。是的,创新引领未来,创新不单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情,也同样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使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高校文科学报自当担起这一历史责任和使命。顺应时代发展大潮,宣扬传播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精神、学术成就和贡献、治学理念和方法,启迪、激励、引领后学,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学者、敬畏知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良好风尚,应该是高校学报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能且行之有效的一个进路。为此,《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设“对话大家”专栏,以学术访谈的形式宣扬传播重要专家学者的学术思维、学术方法、学术贡献和治学理念等。我们力争将访谈做成学者间有深度有见地有魂灵的学术对话,能够深挖问题、谈出水平、话出精华,既要有问题发现、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理论贡献等的回顾,又要有对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未来发展的导引和展望。“对话”不是回忆录,不求全面,但求深刻,重在传播学术思想、弘扬学术精神、传授治学之道,推学术风尚之典范,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之繁荣,启迪激励后学,助力“新文科”建设,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很荣幸,本期受访嘉宾我们请到了语言学领域专家李葆嘉教授,并邀请关彦庆教授协助完成本期的访谈。对二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和辛苦付出,我们深表敬意和谢意。

论家族相似性、原核意义论、原型范畴理论的语义学来源

维特根斯坦讨论“家族相似性”没有区分“语言学的词语”和“逻辑学的概念”。称棋类、牌类、球类等活动为“game”,此为历史认知语言学问题,其引申线索可追溯为:现代英语“game”(游戏)<中古英语“gamen”(狩猎、体育、棋类比赛)<古萨克逊语“gamen”(娱乐,嬉戏、消遣)<哥特语“gaman”(参与、共享)<原始日耳曼语“*ga-mann”(人们一起)。在维特根斯坦(1936—1937)、奥斯汀(1940)以及罗施(1973,1975)之前,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语义学家已经发表了一系列与家族相似性、原核意义论及原型范畴理论相关的精辟论述。达梅斯泰特尔(1887)论述了新词义产生的“辐射”和“串联”过程;埃德曼(1900)区分了词义的“中心”和“边界”;加德纳(1932)建立了“意义域”(中心、边界、分组、偏离、外围化)理论。就此而言,是语言学研究启迪了语言哲学及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揭开句法学之谜:主-谓二分及成分分析法的由来

柏拉图采用二分法将句子划为名称成分(ōnoma)和陈述成分(rhēma),亚里士多德将命题分析为主词(hypokeimenon)和谓词(katigoria),阿波罗尼乌斯提出句子的主要部分是名词和动词,这些成为句法学主谓二分的蓝本。5世纪初,罗马学者马提阿努斯首先明确区分句法学上的主语(subjectiva)和谓语(declarativa),影响了9世纪的加洛林学者。8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学者西巴维希将名词句析为话题和说明,将动词句析为施事和动作。此后的思辨语法(包括摩迪斯泰学派)、普遍语法接受了主谓二分,但未进一步细化。通过对十多部英语语法论著(18-19世纪)的考察,莱恩(1700)首先把逻辑的主谓术语引进英语句子分析,而格林尼(1848)首先建立了细化的英语句子成分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