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和洱海湖滨带水生植被状况与水质的关系研究

在滇池和洱海的湖滨带各设置了6个具有不同水生植被状况的采样点,于2010年8月-2011年5月对水温、pH、ORP、电导率、营养盐(总氮和总磷)、叶绿素a及3种DNA病毒等水质指标进行了现场或采样分析。结果表明,两湖泊中营养盐含量高的湖滨带(滇池草海和洱海沙坪湾),由于水生植物覆盖度高,湖水保持了叶绿素a含量低的状态。对洱海湖滨带的水质分析结果表明,洱海水质有较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分析表明,与水温相比,营养盐浓度可能是影响藻类生物量的更重要的因素。3种DNA病毒检测结果初步表明,水生植物不仅能控藻,而且对病毒也有抑制作用。

固态“绝对”不对称合成

光学活性生物分子的形成是世界进化历史中一个重要过程。“绝对”不对称合成,即在没有任何外界手性诱导试剂作用下或在圆偏振光影响下的封闭体系中的不对称合成,为前生物时期天然手性的成因提供了解释。本文将综述通过非手性分子形成的手性晶体的固相反应进行的“绝对”不对称合成。

少年司法语境下的“国家亲权”法则浅析

在我国少年司法重构过程中,对"国家亲权"法则的适时借鉴与引入有必要进行认真比较与全面分析。适用时,应严格把握"国家亲权"法则于少年司法的本土化运作,一方面需要要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合拍,为问题少年提供必要关爱;而另一方面,仍应通盘考量被害人与社区利益、未成年人特殊利益间的冲突与协调。在此基础上,"国家亲权"法则还应与"亲权"法则相互映衬,促进未成年人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切实肩负和履行相应法定义务。

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之三——巴米扬与克孜尔的佛教美术

2011年6月7日至9日,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龙谷大学文学系教授、龙谷博物馆馆长宫治昭先生应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邀请作了三场印度佛教美术讲座。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教授主持讲座,人文学院副教授王云担任翻译。本文根据第三讲的讲稿及录音整理而成。

元朝的征日战船与原南宋水军——关于日本鹰岛海底遗迹出土的南宋殿前司文字资料

2002年日本鹰岛海底遗迹出土的喷漆木制品上,有朱笔书写"……元年殿司修,检视讫官"字样.此前鹰岛海底遗迹出土了许多文物,但文字资料极为罕见,此朱书作为探讨元军战船来源的重要文字资料,尤其引人注目.

从“猪仔问题”报道看《香港船头货价纸》的编辑方针与定位

《香港船头货价纸》是中国最早的中文日报《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本论文的主旨为:(1)通过该报(包括日文版的《官版香港新闻》)对“猪仔问题”的报道与评论,考察该报的编辑方针与定位;(2)进一步确认其作为英殖民地香港英文报纸《剌西报》的子报,尽管该报的编者为华人,并自我标榜“有益于唐人”,但仍然不能“自我操权”,不能列入华人自我办报的范畴。

“国家亲权”法则的衍变及其发展

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基石,"国家亲权"法则的出现、辗转及探索并非坦途,在理念及践行上都历经无数次的考验、甄别与演进。"国家亲权"法则为国家干预问题少年提供了理论基础:若父母无法控制并训诫后者,则国家有权取而代之,提供必要保护及监管。近年来,在新保守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夹击下,"国家亲权"法则与时俱进中有所松动,但仍不啻为少年司法最为重要的理论根基。

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与乡论

六朝是门阀贵族占据政治和社会主要地位的时期。但是,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得到皇权以外的乡里社会舆论亦即乡论支持的呢?这是中古贵族研究的焦点问题。分析盛行于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有助于辨析魏晋时期乡论的内涵和意义。放达风气产生于东汉末,到魏晋则日趋猛烈。其中代表人物,前有竹林名士,后有元康名士。历来的研究倾向于将两者作对比,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上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竹林和元康实质上都是汉末以来放达风潮的延续。但是,元康时期的放达与曹魏以及竹林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阶层和群体,上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原因,就在于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对放达行为予以了支持和赞扬。对于国家权力或皇权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却是肯定和赞誉,许多放达人物也正是由此进入了官僚世界,其中如东晋南朝时期的代表性贵族陈郡谢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开始其家族的崛起。上述事实说明,在探讨魏晋贵族的形成及其性质时,来自地方社会乡论的支持和作用不容忽视。

战后日本论坛的华侨与华人论

战后日本论坛的华侨与华人论［新加坡］卓南生一进入日本的大书店，就可以看到不少有关中国、中华经济圈、华侨与华人问题的书籍摆在显著的书架或角落：一打开电视机，就常可看到介绍或反映中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各地“华人世界”经济欣欣向荣的记录片等节目。至于报刊...

论庾亮

序 东晋一朝（317—420），皇权不振，朝廷及地方大政，一概握於门阀贵族之手。以时间顺序而论，先后执朝政牛耳的，有琅邪王氏、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

日本僧戒觉与宋代中国——以《渡宋记》为中心的考察

两宋时期 ,在中日之间没有国交的情况下 ,商人和僧侣成为中日两国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宋代的中日关系表现出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具有平等性、多样性。日本僧戒觉于元丰五年 ,携带弟子二人偷渡入宋 ,首先抵达明州 ,经大运河至宋都汴京 ,谒见宋神宗 ,又远赴五台山 ,后卒于中国。其日记《渡宋记》① 简略地记述了戒觉旅华经过 ,虽然篇幅短小 ,却可以使我们通过来宋日僧的描述 。

新加坡少年司法制度刍议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已建立起以儿童福利为导向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借鉴普通法系国家少年司法立法与实践的基础上,新加坡少年司法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体系与结构,并在未成年人保护与未成年人犯罪矫正上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其某些做法可为我国时下的少年司法改革提供一些难得的域外借鉴素材。

日本国会《不战决议》述评

战后50年来,日本虽然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其与亚洲邻国之间却迟迟无法建立起真正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其原因在于日本政府至今未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历史事实,承认其侵略他国的错误。本文从对日本国会是否应该通过“不战决议”的争论,各党派相互妥协的“国会决议”议文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原旨,日本实施“大国外交”战略与“决议”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剖析,揭露了日本国内出现多起否认侵略他国错误事件的根源,在于“不战决议”对侵略他国的错误采取的躲躲闪闪的回避态度,为国内那些为战争翻案的人提供了翻案的机会。这不仅引起国内进步党派的反对,而且造成了亚洲各国人民不信任日本政府的结果。

日本政坛变化与 内外政策走势

日本政坛变化与内外政策走势［新］卓南生任何稍微关心国际形势的朋友都会留意到，日本是一个愈来愈受注目的话题。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势力抬头，其一举一动都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区域）产生一定的波及作用；另一方面是日本现在处于变动与调整时期，１９４５年战败以来，...

禅定僧:近来日本学者对克孜尔石窟图像的研究

文章论述禅观僧人像主要出现在克孜尔石窟中,它的出现与鸠摩罗什翻译的有关禅定的经典中的白骨观有关。禅定僧人身上出水与火,应是具有神通的表现。其所在场景应为帝释窟,与弥勒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场景模式影响了摩诃迦叶在鸡足山禅修场景的表现形式。

关于德富苏峰纪念馆藏“李慈艺告身”的照片

1912年3月,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掘得了唐开元四年制授高昌县人李慈艺为上护军的“告身”原件,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西域文物。但它的内容,除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曾摘录其部分文字外,学术界长期未见其真面目,而且原件至今已不知去向。所幸当时爱好者德富苏峰氏收藏有该“告身”的照片四帧。日本知名吐鲁番学专家小田义久教授前往调查,公布了此“告身”的全部照片及其来历,使得学术界得见“告身”原貌。此“告身”对研究唐开元初西域形势、朝廷对策提供了许多新信息,同时也为研究唐朝廷“告身”原件,展示出了一个珍贵标本。

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

内藤湖南把六朝和隋唐划为中国的中世,认为那个时代的特点在于贵族政治,在这一特点中他论说了中国史上政体的发展变化。湖南身后最初的继承者冈崎文夫和宫川尚志在各自的代表作《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六朝史研究》中,发展了湖南的学说。以他们为主构成战前所谓“京都学派”。战后前田直典等与京都学派围绕六朝、隋唐是否中世及这时代直接生产者的身份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50年代末到60年代,六朝史研究围绕贵族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出现了新论争,进行过多方面探讨,形成由我提出的“豪族共同体”论,并在1970年后对此发生过新的论战。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因明研究概况

明治维新后,日本许多佛教僧侣和学者如南条文雄和笠原研寿被派往欧洲各大学学习西方对佛教文献研究的传统。学成回国后,他们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现代佛教研究"的新学科,强调对保存在梵文、巴利文和藏文中的古典佛教文献的考释研究。这对日本的因明或佛教逻辑和知识论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在本文中,我将从五个方面介绍现代日本的因明文献研究:一是对汉语因明文献的研究;二是对梵文和藏文因明文献的研究;三是对藏传因明的研究;四是对因明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的研究;五是从比较逻辑的立场对因明所作的研究。

日本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以近年的制度改革为视角

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制度。为了缩短案件审理周期,方便民众利用司法,2003年的日本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鉴定制度作了很大的修改,新设了专业委员制度,专业委员参与到民事诉讼程序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辅助法官准确地找到争点,确定鉴定事项,有效地加速了裁判所审理案件的进程。同时,对日本民事鉴定中的专业委员以及民事调停中的专家调停委员的构成体系,以及在医疗、建筑等诉讼中的作用等实际运作情况作较为详细的介绍。

从《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谈起——元代和林地区行政机构管窥

《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原藏蒙古国哈拉和林郡额尔德尼召僧院,为元人张思明所撰,立于至顺二年(1303)。以此为中心考察分析大蒙古国旧都哈剌和林的行政机构及当时蒙古高原的政治局势。14世纪初,伴随"海都之乱"的终结,由中亚地区进入蒙古高原的降人骤增,给哈剌和林的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为此,成宗铁穆耳于大德七年(1303)设置和林兵马司来维持社会治安。自成吉思汗以来,统治蒙古高原的一直是蒙古游牧军团,忽必烈时期委托皇族的北安王及晋王家族统治。忽必烈去世后,成宗政权将晋王家族等诸王率领的草原游牧军团视为威胁,为削弱他们的势力,加强对蒙古高原的支配权,于大德十一年(1307)又置岭北行省与和林路,使和林兵马司充当了汉地录事司的角色。《刘公碑》的主人公刘天锡就曾于天历年间(1328、1329)赴任"和林兵马"并在任三年。元朝通过改变以往的统治策略,在蒙古高原地区确立"行中书省"、"路总管府"、"兵马司(录事司)"三层结构的地方行政制度,首次实现了汉地和蒙古高原的地方行政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