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积极为国家决策咨询服务

南开大学ＡＰＥＣ研究中心积极为国家决策咨询服务黄韵如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研究中心成立于１９９５年３月，是国家教委批准建立的综合性ＡＰＥＣ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以南开大学为基础，组织联络全国各地的有关力量，对ＡＰＥＣ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为国...

APEC进程中期评估问题研究

自1997年初APEC成员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以来,已经九年的时间,为了实现“茂物目标”,首先应该对“茂物目标”的具体界定达成共识。本论文主要研究和分析APEC在关税、非关税措施、服务业、投资四个领域推进自由化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进行中期评估,为确定和按时实现“茂物目标”奠定基础。

中国香港参与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战略选择研究

本文从中国香港加入、参与APEC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基本情况入手,比较分析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的APEC目标与香港具体IAP承诺实施效果之间的差异,从而测度香港融入区域一体化的进展状况,并就其未来的最佳战略选择提出政策建议。

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成立

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是国家教委在南开大学设立的全国性研究机构。该中心在国家教委的领导下,在外交部、对外经贸部等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95年3月29日正式成立,同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吕聪敏、国家教委副主任韦珏、外交部部长助理秦华孙。

数字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新的内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路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优化现代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以及培养数字劳动力。

2023—2024年东盟国家经济分析与预测

2023年,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未能延续上年经济强劲复苏的势头,各国经济增速总体低于2022年,也低于各国政府年初的预期目标。从需求结构来看,东盟国家的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逐渐上升,固定资本形成有所扩大,但进出口贸易普遍下滑。从供给结构来看,东盟各国三次产业整体保持复苏景象,但部分国家制造业出现萎缩现象。从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来看,菲律宾经济增速最快,随后为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不过,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东盟主要国家宏观经济仍保持平稳,多数国家通货膨胀有所缓解,失业率下降,财政预算赤字缩减,国际收支状况有所改善。面对世界经济的滞胀,各国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为东盟各国经济复苏提供新动能。展望2024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缓慢和深度调整中,但通货膨胀趋缓,电子信息产业呈复苏迹象,跨境旅游快速增长,亚洲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东盟国家将得益于全球贸易的复苏,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的态势,预计经济增速将快于2023年,但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APEC供应链安全形势研究——基于中国视角的分析

供应链安全是APEC的重要议题之一,对于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稳定与繁荣意义重大。基于OECD数据库所做的测算表明,APEC整体的供应链关联程度呈现波动中稳步上升的趋势,合作关系愈加紧密;APEC成员的供应集中度呈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外部依赖度和市场集中度呈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国际市场依赖度呈波动中小幅度下降的趋势。中国供应链上游存在外部依赖度过高的风险,与APEC其他成员的供应链关联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当前,APEC供应链安全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APEC应推动各成员凝聚共识,通过多元措施强化亚太地区供应链的稳定,并建立更紧密的区域经济联系。

建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问题研究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区域贸易协定(RTA)数量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也成为海峡两岸共同关注的议题,在两岸政治关系回暖,经贸关系加快发展的条件下,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已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将为两岸带来较为显著的经济利益,有利于两岸经贸往来的稳定发展。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其对APEC的影响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FTAs/RTAs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也给APEC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为此,APEC应该加强对FTAs/RTAs的规范,并努力提高自身的合作效率,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供应链安全?

提高企业供应链安全水平对于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创新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企业供应链的多元化水平;另一方面,其对企业供应链的本土化存在U型影响,长期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市场竞争提升了企业供应链的本土化水平。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安全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以及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拓展了数字时代供应链安全的研究范畴,对于推动数字经济与供应链安全协同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比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致力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程又与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形式与实施的时间框架等方面系统研究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经济一体化两个框架内容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将有利于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进程。

APEC演进轨迹与中国的角色定位

历经25年发展,APEC形成了独特的原则与运行模式,并已在广泛的合作领域内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在APEC合作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APEC中国会议在启动FTAAP建设、增强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推进APEC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预计未来APEC将会继续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对上海股票市场波动性的ARCH研究

在分析上海股市收益波动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多种形式的ARCH类模型对上海股市日收益率 的波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具有较为明显的ARCH效应.

中国参与双边FTAs进程及其与APEC的政策协调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双边FTAs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在亚太区域,中国应该加强双边FTAs和APEC的政策协调,使它们共同服务于我国的整体战略利益。

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后续行动的新进展及我国的对策

2001年的上海会议之后,APEC为适应全球和亚太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尝试通过新的合作方式或新的合作项目推动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中国始终对参与APEC经济合作活动予以高度的重视,针对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有关后续行动所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中国应做出适时、适度的政策调整。

APEC贸易便利化的进程与特点

近年来APEC贸易便利化取得了一定进展,对减少本地区的贸易障碍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实现《上海共识》在2006年前将交易成本降低5%的承诺,2003年6月各成员提交了“贸易便利化行动措施清单”。APEC如果能够如期实现贸易便利化的既定目标,则不仅可以使其走出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阴影,而且也会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有益借鉴。

韩国的APEC目标及其在APEC中的作用

韩国是APEC的创始成员,自1989年APEC成立以来,韩国积极参加APEC的各项事务。通过对韩国参与APEC的目标的分析以及对韩国在APEC的成立和组织结构的建立及完善中,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其他领域中的各种举措的分析,可以看出,韩国在APEC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亚太自由贸易区对APEC机制化进程的影响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向2004 APEC领导人正式提交磋商亚太自由贸易协议(FTAAP)、筹建亚太自由贸易区倡议,这对APEC合作机制带来机遇和挑战。本文在分析FTAAP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认为APEC方式本质上是东盟方式的扩大和延伸,在其合作初期发挥过作用。现在,东盟制度性一体化建设日益强化。在此背景下,APEC改革锋芒必须针对其非约束性机制,因此FTAAP本质上突破了APEC非约束性机制。目前需要加强FTAAP研究,中国应当考虑参与。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改善国际环境,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的发展战略。

我国区域贸易协定中技术性贸易壁垒条款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开展了双边、区域及多边的贸易谈判，签署了多个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简称RTA），为我国的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也提高了我国的经贸合作水平。而技术性贸易壁垒条款作为RTA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与运用必然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参与APEC合作的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分析

在亚太地区新区域主义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合作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本文以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的非传统收益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参与APEC合作的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除了能够获得贸易收益、投资收益、规模经济收益、经济增长收益等传统静态和动态经济收益之外,我国在非经济领域的收益几乎囊括所有非传统收益理论提出的内容,如政治收益、谈判筹码作用、信息传递收益、保险收益、机制协调作用等。这些收益是中国参与APEC合作的潜在收益,它们的获得直接受制于APEC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