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率、再生产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价值衡量的净产出增长取决于社会中的积累率水平、追加资本的结构以及净产出增量的分配结构。经济增长是社会剩余和再生产结构的函数。本文运用我国1998—2019年4个直辖市和283个地级市(含省会城市)数据,对该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积累率、追加资本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国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以及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保持合宜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发展目标的基础。随着我国资本密集度的不断提高、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追加资本中可变资本比例的下降和劳动收入的不断上升,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抑制作用。因此,应通过保持较高的积累率、调整投资方向、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获得理想的增长速度。

农户数字素养对化学农药减量使用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推进农药减量化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农业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立足于我国农业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背景,探讨分析了农户数字素养对其化学农药减量使用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了农户数字素养指数,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会显著促使其农药使用减量。从农药使用的三个重要环节施药者、施药机械选择和施药技术出发,探索了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发现了数字素养提升可以帮助农户树立绿色生产理念、选择高效施药机械、学习科学施药技术。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对小规模种植户、未转入耕地的农户、所在村没有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农户的农药使用减量边际效应更显著。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提供了数字技术介入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效果,揭示了农户数字素养对农药使用决策的重要性。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绿色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微观基础和有益启示。

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

区域是经济发展和物质分配的主要载体,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文章从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内涵出发,指出目前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面临的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分配制度不够合理、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等主要问题,并进一步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出发,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新型城镇化道路发挥内需拉动作用、以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差距等对策建议,以期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股票收益率与股价波动性

以2017—2022年各季度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数据为样本,考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对股票收益率与股价波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持股比例变化对股票未来收益率有一定预测效应,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剧股价波动。异质性检验表明,被持股公司规模越大,持股比例变化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越不明显,对股价波动性影响的时滞性越强。对于短期持股而言,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剧股价波动,而对于长期持股而言,持股比例增加有利于稳定股价。鉴于此,应继续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进一步扩大其市场化投资规模、延长投资考核期限,提升基金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快我国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研究

把地级行政区即抵边地州市盟作为基本单元来界定沿边地区更为合理。我国沿边地区地形地貌以高原山地为主,对外开放起步较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的集中分布区域。当前,我国沿边地区发展面临人口人才流失形势严峻、基础设施条件和营商环境不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等问题瓶颈。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对于加快我国沿边地区开发开放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新形势下加快我国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应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以沿边中心城市为依托,规划建设沿边经济带,全面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加大对沿边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

基于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厦门市为例

文章选取《厦门经济特区年鉴(2011—2022)》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厦门市城镇化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劳动力资源、财政支农资金、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并对厦门市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所得模型通过检验,表明模型对城镇化的解释能力较强,选取的各项指标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产值、农林牧渔服务业、劳动力资源、财政支农对城镇化影响显著,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渔业产值对城镇化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对城镇化发展作用为负效应;牧业产值对城镇化发展影响不显著,说明目前牧业产能还比较低。为此,提出厦门应积极探索智慧牧渔业发展模式,加快渔业生产转型,稳步扩大现代水产养殖;精准规划生猪养殖规模,适度提高猪肉自给率等发展建议,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合理参考。

主体功能区战略与促进国土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促进我国生产力合理布局、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有利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介绍了主体功能区理念的产生与规划的编制过程,论证了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意义,阐述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对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导作用。

基于适度人口容量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生态文明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的最佳方式。适度的人口容量、科学的城市规划和有效的城市治理是避免和减轻城市病的根本途径。本文从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适度人口容量,人口流动和城乡均衡发展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根据土地功能定位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分别测算了惠州市的适度人口容量;基于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机械变动的趋势,预测了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惠州市常住人口已略微超过基于土地功能定位测算的适度人口容量,但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密度模型测算表明,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规模远低于适度人口容量,进而从总体上剖析了惠州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适度人口容量和人口均衡发展方面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原因。由此,揭示出生态文明城市的创建,必须基于人口承载力,走动态规划调控路子,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优化和制度改革,真正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公平化。

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做强自身为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着力应对好三重压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要全面落实好扩大内需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五个方面的阐述,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具体任务出发,赋予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内涵。此外,还应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论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体制改革

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职业教育举办主体的多元化和职业教育领域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利于职教举办者主体的合理匹配、职教领域的充分竞争和职教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利益相关者的自利行为和产权要素交易成本过高是制约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的主要因素。明确定位强化顶层设计,构建职业教育产权交易市场和加强独立第三方评估工作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可行举措。

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实践探索与模式分析

近几年来,我国对高风险金融机构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处置工作,但风险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建议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培育专业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市场体系。借鉴国际经验,组建并完善专业化的托管处置机构,集中统一管理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问题,专职负责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托管、清算和重组工作。同时,要在组建专业化问题金融机构托管处置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中国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并抓紧完善问题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的支持体系:健全问题金融机构托管处置的法律体系,规范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方式,完善问题金融机构救助的资金体系,提升问题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实质性处置,充分发挥存款保险机制的作用,延伸相应的运作体系。

银行市值的重要性与中国银行业估值偏低的讨论

中国大型银行股改上市后的规模和利润增长很快,核心指标也基本上与国际银行比肩,但估值水平却低于美国的银行同业。虽然业界对于银行的评价方法一直备受争议,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资产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质量等评价指标只能反映银行某一方面的能力,不能全面反映银行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相对而言,市值指标是一种长期趋势性判断,隐含了不同银行在盈利能力、产品定价、风险管控以及公司治理等可持续核心竞争能力方面的差异,代表着市场对一家银行发展前景的综合认知。我们在理论分析和实践观察中深切感到:投资者和银行管理层都必须正确理解市值,了解即期市值形成机制,不应该被短期银行市值波动所困惑,更不应该被左右,但必须重视银行市值变化发出的信号,理性判断银行价值,有针对性地提升银行管理能力。

深刻理解金融需求才能主动驾驭银行变革

当前,传统银行面临巨大挑战,整个银行业正在主动或者被动地发生革命性变化。金融需求的变化始终都是驱动银行变革的关键力量,只有数据才能成为准确理解客户个性需求的钥匙。能否深刻理解"新居民"的全新金融需求,对于把握银行变革方向很重要。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大银行及时调整业务模式,回归本原的动因仍然是需求驱动。未来银行的具体形态虽然不好预测,但发展方向是明确的,即透过数据洞悉客户需求,以客户需求驱动金融服务创新。

人工智能取代交易员:不可忽视的模型风险

人工智能基于海量数据和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实质上是算法和建模对传统银行经营管理行为的替代。近年来,模型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应用的广度不断拓展、深度不断提高,大幅提升了商业银行的智慧化水平。但随着模型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模型质量问题和模型管理问题),模型风险已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风险类型,对银行经营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了重大冲击和影响。为此,监管部门应及早健全并强化对商业银行模型风险的监管要求,加快发展监管科技,应对金融科技加速应用带来的挑战;商业银行应将模型风险提升到战略层面,强化对模型风险的评估和研究,从战略高度加强模型风险管理,有效发挥模型的长处而避免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影响。

观察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力应该考虑深远影响

重大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模式,既有别于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对于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有别于重大自然灾害对于经济的影响程度,我们看到的虽然都是经济增长减速甚至是负增长,但疫情冲击经济是透过一个经济体甚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导致经济失速,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则是透过经济体需求不足或局部受创影响经济增速。因此,疫情对于经济体的破坏力、影响程度是巨大而深远的,疫情缓解之后的经济恢复也不是简单的投资与消费刺激,修复产业链供应链将是整个经济恢复政策的核心所在;由于疫情扩散的时间与空间差异,疫情之后的产业链供应链修复必然伴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疫情对我国铁路行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的紧急形势下,铁路行业作为我国交通运输的主力军,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支撑保障作用的同时,其自身发展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在整理总结2015—2019年我国铁路行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此次疫情对我国铁路行业客、货运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建立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政策,争取形成防控突发公共事件的长效机制;加强铁路货运体系现代化建设,保障铁路物流网络畅通高效;加快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充分发挥铁路大数据和高铁创新成果作用等。为铁路行业积极应对疫情防控等社会重大突发事件提供有关思路。

全球银行排行榜变迁折射的基础规律

全球银行排行榜是一个观察银行业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透过全球银行排行榜变迁,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基础规律。那些"青春永驻"的全球大型银行,基本上都确立并长期坚持自己的风险偏好,形成清晰的战略定位、独具优势的经营模式、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文化;而那些曾经昙花一现、最终衰落倒闭的银行,主要教训在于风险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内部控制,战略定位不清晰、盲目追求高收益以及管理层误判市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银行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研究并积极借鉴全球银行业发展规律,结合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探索适宜的银行发展模式与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探寻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驱动力

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如何走到目前这一步的呢?变革的驱动力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基于对近40年中国金融制度变革动力的深入观察,体会有三:一是经济改革开放需求始终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二是善于从别人的教训(国际金融危机)中把握金融改革的主动性;三是全面了解和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是中国金融改革不容忽视的外部驱动力。

对衍生品和贵金属市场也应从国家战略角度深刻理解

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升级,我们对衍生品和贵金属市场也应从国家战略角度深刻理解。衍生品市场的本质是风险交易市场。2013年以来中国逐步加快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催生了资产价格风险管理的需求。当前值得关注的是:衍生品市场自身的风险管理或已成为重大挑战;美国监管取向将改变衍生品市场发展方向;商业银行介入商品与期货业务将出现战略分化;黄金市场基础变化或许隐含着战略趋势。

经济升级之后需要重点培养大国意识

过去十几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国经济特点日益明显。随着经济体量增加和结构升级,当前中国经济在增长规律、调控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不仅宏观经济观察要有大国思维,宏观经济政策设计也要主动培养大国意识。今后,要培养大国经济的市场引力意识,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培养经济升级意识,把握住经济升级的趋势;培养大企业的国家战略意识,大企业不仅要自觉推进国家战略,更要基于国家战略来考虑企业的战略规划;培养战略储备意识,重视稀有金属及高纯金属的战略物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