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复议的适当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被申请行政行为的两个审查标准。适当性审查与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表述不同但内容一致。合法性审查是形式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实质合法性审查,因此,适当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构成了一种从“从形式违法到实质违法”的双阶审查方法。在形式合法性已经确认的前提下,针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内容,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从合目的性、结果可接受性和利益权衡三个面向作适当性审查。

生育支持政策的权利之维——发达国家的实践及启示

关于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从生育权利保障角度进行考察可知,这一政策体系具有“国家—个体”关系维度、以“国家—社会—个体”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维度的二维构造。前者以保障国民生存福祉为原则,以生育保障获得权和性别平等权为核心构造;后者以作为生育保障获得权补强机制的多元主体共同负担原则、婴幼儿的保育权为主要内容。生育支持政策鼓励生育的功能性目标,需通过上述权利的保障得以实现。从权利保障视域研究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可以在基本理念、体系结构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为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建构提供借鉴与参考。

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展开——兼论领域融贯型立法模式

中国人工智能立法已经纳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当前,研究重心应从“应否立法”转向“如何立法”。比较国际人工智能立法实践,可归纳出两种基本模式,即统一垂直型立法模式和分散网格型立法模式,两者在制度设计、价值取向等方面各具特征。在分析研判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以法律3.0为指导,提出中国应探索领域融贯型立法。该模式强调人工智能立法系领域法,主要内容应包括风险规制、产业促进、技术标准三方面,形式上要以基本法为主体、产业促进法和技术标准法为分支,旨在实现立法宗旨、人工智能面相及法治系统工程的三重融贯。在该模式下,《人工智能法》(基本法)应当对基本规定、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及责任义务体系等内容分别作统一界定、吸纳转介与制度重塑。

以“合宪性、涉宪性”为方法——从“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的方法逻辑切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第5条规定了涉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的双审原理结构:一是通过涉宪性审查穷尽法律问题,通常情形下,合法性审查已实现有效审查,作为重要备位机制的合宪性审查不再启动;例外情形下,穷尽法律问题仍未能实现有效审查,则进而展开合宪性审查。二是通过合宪性审查援引宪法依据,当明确条款并依序援引,禁止向抽象的法规范逃逸。其中,在基本权利审查场域,具体的基本权利规范优先援引,进而依需要辅助援引或单独援引“概括性人权条款”。据此方法规范,“连坐规定案”审查意见在对“连”与“坐”涉宪性审查后,关于“连”的合宪性审查继续展开,所诉诸的“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包括优先援引的第38条人的尊严条款、第33条第2款平等权条款以及补强援引的第33条第3款“概括性人权条款”。

备案审查联合审查方式探究:从实践渊源和生成逻辑探索结构属性

联合审查,是《备案审查决定》新确立的第五类审查方式。借鉴其他职权行使中采行联合审查的实践素材,正好可回应已有四类审查方式的功能空缺,基于此实践渊源和生成逻辑,联合审查在整个审查方式体系中呈现出其结构属性:其实质在审查职权的联合,不同于作为工作机制的联合审查会议;其途径在关联审查对象,有限依托于人大主导;其功能特点在提高审查质效,目标重点在保障审查效力和实效,而核心关键在协同审查基准。这一方面为进一步论证建构联合审查的重点机制提供了规范原理基础,另一方面,诸如联合审查等“探索”型条款,引入了“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又一种重要的制度化路径,而且,在规范基础上建构规范机制、生成规范内涵,拓展了备案审查释义学的用武之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

受益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功能定位、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极大增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了动力。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然后运用2013—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45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其中的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让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服务可以触及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推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走深走实的政策建议。

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适用

新形势下,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海洋法体系在应对海洋治理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呈现一定的不适应性。普芬道夫自然法哲学中的社会性义务要求社会主体承担不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普遍义务,具备此种消极调和特征的公平原则强调规则与历史演替中的社会关系保持一致,主要表现为在承认变化的基础上适应变化。通过将适应理念嵌入海洋法体系,补充法治理念的内容,并表现为面向未来的开放式规则、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演化解释,海洋法将更加灵活地调整权利义务关系。适应性海洋法治理念具备内在延展性,能够为解决南海问题、日本倾倒核污水等海洋危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思路。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海洋利益诉求也随之变化拓展。中国需要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适时调整立场态度,通过建立适应性的国内涉海法律体系、转化参与国际海洋治理的法律逻辑,实现国内涉海管理和全球海洋治理的相互协调。

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之再认识——基于现有研究与实践的反思

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范围控制”与“赋权节奏控制”在实践中并未发生作用,意味着这一条款存在效力与实效性相脱节的问题。在法政策学的层面,从我国立法权纵向配置的基本逻辑——“法制统一”与“分级治理”原则在地方立法领域所展现出的紧张关系中,可以对这一条款效力与实效性的矛盾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只有对这一条款作客观目的解释,探求其在“今日法秩序中的规范意义”,才能获得适切的、符合我国立法体制整体发展趋势的解释方案。这一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规定不应被视为“立法事项范围控制”,而是提示地方立法重点领域的“例示”规定。这一解释方案无论是在学理上或是在立法制度、立法实践层面,均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还为解决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考方案。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范式反思和规则调适——以欧盟《数字市场法》秩序自由主义面向为镜鉴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渐引发了对其竞争治理的争议,新近制定的欧盟《数字市场法》成为了对数字经济单独立法的典型代表。《数字市场法》与欧盟竞争法存在着紧密联系,反映了欧盟竞争执法在“更经济学路径”深刻影响下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数字市场法》的制定理念实现了对传统欧洲秩序自由主义的回溯。在数字经济法律治理中,《数字市场法》的镜鉴意义并不应体现在其单独立法的形式要件上,作为后发的反垄断司法辖区,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数字平台反垄断实践实现有效的竞争治理。基于当前平台反垄断活动中的问题,我国应当对传统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适当调适,对竞争损害理论进行扩张,进一步提升平台反垄断法治化水平并且适当地对大型平台设置特殊责任。

基于法条知识的事理型类案检索方法

现有类案检索研究忽略了模型应当蕴含的法律逻辑,无法适应实际应用中案件相似标准的要求;类案检索任务的中文数据集较少,难以满足研究需求现状.为此提出基于法律逻辑、有较强可解释性的类案检索模型,构建以谓语动词为基础的案件事理图谱.将各类罪名对应的法条知识融入所提模型,将提取的不同要素输入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评分器以实现准确、高效的类案检索.构建针对类案检索任务、以易混淆罪名组为主要检索案由的Confusing-LeCaRD数据集,所提模型在LeCaRD数据集和Confusing-LeCaRD数据集上的归一化折损累计增益分别为90.95%和94.64%,在各项指标上均优于TF-IDF、BM25和BERT-PLI模型.

醉驾不起诉的实践适用与体系完善——基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前后的实证比较

醉驾不起诉存在地方标准多元、司法实践不统一等问题。实证研究发现:《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前,醉驾不起诉裁量存在地方差异显著、裁量要素不全、从重情节权重过大等问题,《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实施后,仅在特定情形下统一了司法执法标准,但仍未改变裁量失衡问题,以致于并未激活相对不起诉的制度效能。究其原因,《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采用了“但书”出罪路径,保留了“无从重情节”的规范要求以及存在部分法理依据不明的规定。为此,需要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完善构建醉驾不起诉适用体系:一是在“起诉基础-起诉必要”结构下厘清刑事出罪体系;二是明确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谨慎适用“但书”出罪,推动塑成相对不起诉的裁量理念,引导相对不起诉的合理适用。

论互联网平台的合规监管

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给市场监管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也给传统监管体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突出表现为监管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及监管效果逐步弱化。引入合规监管的理念、模式和手段是应对这种变化的可选策略之一,符合当前从命令—控制式监管向回应合作型监管、从威慑式监管向预防性监管转型的理论进路。合规监管的引入需要认识到其作为一种法律实施机制的本质,并基于此确立要素的构成,依情形选择妥当的实施路径。特别是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需要切实领会合规监管可能对互联网平台经营自主权的干预,严格依照行政法的一般原理和原则处理好平台发展与风险防控两方面的问题。

司法鉴定法律的二元结构分析

司法鉴定作为司法中的专家鉴别活动与意见证据具有多面性。为保障其客观、公正、科学、可信,需要不同的法律从不同的方面予以规范。在这些法律中存在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包括司法鉴定法律关系中“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主体二元性、司法鉴定法律的行政管理与司法程序的二元性、司法鉴定在诉讼程序中的二元性等。不同法律因功能的差异及对司法鉴定的不同规制易产生龃龉,因此需要协调解决此类问题。通过对司法鉴定法律的二元结构分析,立足剖析问题及缘由,确立解决二元结构协调问题的原则,为消解二元结构法律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

醉驾行为非犯罪化的治理风险及其防范

醉驾行为的非犯罪化固然有节约司法资源的成效,但也存在刑法震慑功能削弱、道路交通危险系数升高、司法认同感降低的治理风险,因此亟需构建相应的风险防范制度,避免醉驾行为非犯罪化引起的负面效应。研究认为:首先,对于被非犯罪化的醉驾行为人,交管部门应构建驾驶记录报告制度,以实现对其驾驶行为的切实监管。另外,考虑到现实中仍会有部分醉驾者最终被定罪处罚,为了有效助力其回归社会,提倡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其次,基于立体刑法学启示,寻求刑法与行政法联动,构建行刑衔接制度,优化醉驾日常的行政执法模式。最后,基于犯罪学视野下醉驾行为预防立场,探索构建醉驾情境、心理学与医学上的预防制度,以达到醉驾行为事前治理和源头治理的目的。

算法解释权适用的不同区分及其实践路径——基于公私两域划分的视角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规定,个人认为自动化决策对其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此条被认为是对算法解释权的明文确定。但是,对于权益主体的确定、权益影响的程度以及解释内容的要求,第24条并未进一步做出具体规定,考虑到公私领域对算法解释规范对象和规范目标的不同,在私人领域中,算法解释的权益主体应为确定型主体,其形式权益遭受影响才能提出算法解释的主张,而信息处理者只需对算法进行事物性解释,在公共领域中,算法解释的主体应为确定或相关型主体,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权益遭受影响都可以提出算法解释的主张,而信息处理者需对算法进行事物或事理性解释,此举有利于促进技术发展与权利保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价值平衡。

“分享运动”理念下武术启蒙教育的策略研究

在体育强国战略背景下,武术启蒙教育展现出重要的时代意义。武术作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其在全民体育健身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深入探讨武术启蒙教育的时代价值,解读其中蕴含的“分享运动”理念,以此阐述武术启蒙教育的时代内涵和意义。同时还提出基于“分享运动”理念的武术启蒙教育的具体策略,旨在推动武术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醉驾不起诉的教义学展开

我国已经步入了轻罪时代。在犯罪圈逐渐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研究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不起诉问题。不起诉制度的活力应当进一步释放,从而将一部分醉驾案件在审前阶段得以分流,这不仅能节约司法资源,更能发挥出不起诉制度应有的犯罪治理功能。需要通过法教义学的方法对醉驾案件适用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特别不起诉等制度的条件进行拆解式分析,并参考典型案例对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不起诉的运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总结与对比,分析出四种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治理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具体而言,法定不起诉的标准应当统一和明确,酌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尺度应得到合理控制,存疑不起诉的完善需要司法机关和刑辩律师的共同努力。

“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的神话与现实

一、“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神话背后的“事实”问题说起来,许慎《说文解字》对“灋”字的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做学生时自己读过、做教师后向学生解释过不知多少回,却直到不久前才猛然意识到“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的神话背后潜藏着事实认定与证明的难题。意识到这点后随即拟了个论题《“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的神话与现实》,列了个初步的提纲。

紧急避险中团结原则的法哲学证立及其反思

紧急避险中团结原则的正当性是刑法教义学中的重要问题,多数见解尝试基于法哲学来加以证立。然而,此进路难言成功。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主张忽视了具有利他属性的团结原则作为自由实现的实质条件,并不为外在自由的合致所必需,故无法通过康德法权理论的检验。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的见解根据黑格尔关于抽象法权和福祉权的冲突及化解的相关论述来诠释团结原则,可是黑格尔哲学所呈现的绝对国家观,和我国宪法不相适契。以罗尔斯正义论为基础的观点也难以成立。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虚拟主体所签订的契约,无法对现实世界中的公民产生拘束力。团结原则正当性基础之探寻应当转换道路。此原则可通过宪法中社会国原则得到证立:社会国原则要求国家对陷于困境之中的公民予以照料,在国家自身力所不逮时,应当通过立法设置团结原则,以弥补国家照料的不足。

“数字人本主义”视域下的通用人工智能规制鉴衡

以OpenAI为代表的世界级科技企业正在加速迭代人工智能模型,能够达到人类智力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被实现。高度智能化、通用性的算法模型在社会领域的积极应用改变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传统交互模式,提升社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内容信息的全新风险。此外,通用人工智能还可能全面异化当前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格局,甚至制造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机。在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进程中,迫切呼吁加强对通用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全球化监管,推进建设全球性多边合作机制,建立多维度动态风险识别和评估体系,完善数据及算法安全规范,通过“数字人本主义”的通用人工智能规制在伦理、技理、法理诸层面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