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关系标签和位置信息的中文医疗文本因果关系抽取方法研究

目的/意义利用因果关系词相对位置辅助深度学习模型,提高因果关系预测能力,挖掘医疗文本增益信息。方法/过程将医疗文本因果关系词相对位置信息表示为关系特征层嵌入预训练语言模型,融合基线模型进行实体识别及关系抽取。结果/结论嵌入关系特征层的模型F1值较基线模型BERT-BiLSTM-CRF和CasRel分别提升2.92个百分点和6.41个百分点,因果关系预测能力较好。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路径重构

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司法功能的有限性需要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人民法院是推动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司法审判能够输出裁判规则与个案正义,但有限的司法资源不仅制约矛盾化解效果,也无法完全满足社会治理的需要。“枫桥经验”是实现善治的方法论和实践论,对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人民法院要坚持依法履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的综合治理格局,实现审判职能向社会前端治理延伸。通过构建诉讼与非诉讼有机衔接的递进式多元纠纷解决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完善有理有据的胜诉机制,注重适法统一与情理法相结合,实现矛盾的实质性解决。积极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形成辐射辖区的司法服务平台,推动矛盾化解体系智能化转型,实现数据融合共享。

融资租赁中自物抵押的抵押权效力问题研究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自己并办理抵押登记的做法被称为自物抵押。虽然旧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9条对抵押权是否设立的问题未予置明,但根据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规则,因出租人与承租人不具有设立抵押权的效果意思,且与物权法定原则相悖,故抵押权不能有效设立。在解释上,司法解释的规范意旨不在于设立抵押权而在于确认抵押登记的对抗效力。受担保功能主义立法影响,民法典将出租人的所有权功能化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权,出租人可基于所有权而非抵押权主张对租赁物行使优先受偿权。

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构建的机理、困境与图景

基于数字时代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需要、数字司法对于破产案件办理的改革要求、数字社会中的信用不可见风险,构建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已经成为支撑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实施的重要内容。以“数据—算法—平台”三维结构为框架的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在通过信用数据采集、算法信用画像、平台联通应用得以实施的同时,面临着数据孤岛导致的非正义前见、算法黑箱引发的公信力危机、平台薄弱产生的应用性困境等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合作治理达成信用数据共享,依托可信算法实现信用评价公信,完善制度供给推动破产平台建设,以此驱动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更好、更有力地赋能社会信用体系和个人破产制度建设。

基于社会本位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医学技术的有限性、医疗活动的复杂性等多种因素导致医疗风险难以避免,易产生医患纠纷。面对患者权利保护与医院成本控制的博弈困境,医患双方权益难以平衡。通过分析社会力量分担医疗风险制度保障现状和必要性,提出通过畅通医患信息交流沟通、完善监管、形成功能互补的综合保险、强化医患纠纷第三方解决等途径有效化解医患纠纷并维护良好医疗秩序。

长江经济带环境司法的成效、问题与因应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近八年来,长江经济带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环境资源案件得到公正高效审理、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机构普遍设立、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然而,由于开展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工作的时间不长,长江经济带环境资源审判还面临新时代环境司法理念不牢固、专门化机构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环境司法专门化机制还需深入推进、裁判标准和尺度不统一、法律法规和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和困难。下一步,长江经济带各地人民法院尚需进一步树牢新时代环境司法理念,全面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法律法规和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以实现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提供高水平司法保护的目标。

政务数据共享的风险逻辑与法律治理

从风险视角切入,重新审视政务数据共享的实践困境,正是缘于主观上的风险应对能力和客观上的风险化解程度。政务数据共享前承数据采集和存储分析,后接数据流通和开发利用,对政务数据共享风险的考量,既要立足政务数据自身的独特属性,也要关注共享过程中的风险集聚和再生。政务数据共享在技术维度的内生性风险和在实践维度的派生性风险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共同构筑了错综复杂、千端万绪的风险格局。对政务数据共享风险的法律治理,既需要尊重数据风险逻辑,理性对待数据法治;也应当遵循数据技术原理,切实完善数据立法;同时在法律实施中统筹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双重价值,从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综合角度,实现对政务数据共享风险的系统有效治理。

论综合认定法在帮信罪“明知”认定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呈现出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学界、实务界多将司法解释中的帮信罪“明知”认定条款视作推定,实属理解偏差。通过对条款性质的拨乱反正和对印证证明的剖析,提出了基于补助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的方法,以期解决帮信罪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难题。综合认定主张摒弃证明标准印证化的观念,但并不排斥印证方法的使用;其不是印证证明的补充,也不存在适用的先后顺序。在综合认定中,裁判者应始终坚持法定证明标准,通过补助证据显示出的细节信息,结合经验法则综合且审慎地认定“明知”,从而作出公正裁决,维护司法公信力。

不作为型容留他人吸毒的认定路径与规则--以莫某某容留他人吸毒案为切入点

我国已将不作为型容留他人吸毒司法犯罪化,这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应注意防止该罪在司法适用中的不当扩张;认定该罪的不真正不作为犯,关键在于确定不作为的作为义务来源。对作为义务的判断不能只停留在形式层面,还应对其进行等价性实质判断;只有与该罪的作为行为具有同等违法价值的不作为行为才构成犯罪。不作为型容留他人吸毒构成犯罪的认定规则,应以不同行为主体为区分;只有对吸毒场所具有绝对的、现实的、排他性支配地位的主体,在未履行法律法规、职业、经营等所要求的制止、举报义务时,才能成立容留他人吸毒罪的不真正不作为犯。

从数据垄断走向数据开放:数据成为必需设施的竞争法分析

数字经济下,数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拥有大量数据的支配企业却往往拒绝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意图垄断数据资源。竞争法有必要通过必需设施规则,对支配企业拒绝访问的行为予以规制,实现数据开放,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利用。结合必需设施规则的发展历程,必需设施规则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适用需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包括:在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条件下,首先数据需要构成必需设施,即数据是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支配企业拒绝数据访问的行为所产生的消极效果明显大于积极效果;最后,支配企业拒绝数据访问不存在合理的理由。满足了上述条件后,支配企业才需要承担允许数据访问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竞争法需要针对数据访问的具体要求以及其可能与个人数据保护法、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化,以使数据访问在实践中更具有操作性。具体而言,竞争法对数据访问的要求主要有三点:其一,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应当是公平的;其二,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应当是现实可行的;其三,其他经营者对数据进行访问需要支付合理的费用。在竞争法与个人数据保护法之间的关系上,一方面,个人数据保护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他经营者对数据的访问;另一方面,个人数据保护法与竞争法在价值上存在着统一性。在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情况下,支配企业拒绝其他经营者对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数据的访问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支配企业也需注意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得滥用知识产权限制数据访问的实施。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有必要在反垄断法规范体系中纳入必需设施规则,同时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指南中对数据访问的具体内容进行设计,加强与个人数据保护、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规范的协调,实现数据访问的本土化建构,促进市场竞争,挖掘数据的巨大价值。

数据信用的法益属性及刑法保护模式

以刷单炒信为代表的新型违法行为严重侵害他人的数据信用,需要刑法介入规制。我国《民法典》将数据信用纳入名誉权范畴,相应地,可将数据信用犯罪侵犯的刑法法益归结为名誉法益。现行《刑法》之下,侵犯企业数据信用行为不能定性为破坏生产经营罪,侵犯个人数据信用行为则无对应的规制罪名。鉴于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不宜单独设立妨害业务罪等罪名,而应着眼于法益的共通性,通过修订《刑法》第221条、第246条的构成要件实现规制目标。

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权益法律保障的正当性基础与途径

法律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权益,需要明确保障的正当性基础、保障的对象与途径。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国需要改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判断的传统户籍标准,允许进城落户农民继续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农村土地权益。我国传统农民正在分化为进城务工农民和职业农民,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目标是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因此法律保障的对象是向市民身份转化的传统农民。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土地权益的实现需要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退出机制,对此应培育成熟的流转市场、赋予农民完整权能,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论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溯及适用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否溯及适用,是我国《民法典》施行以后一个亟待统一的问题。惩罚性赔偿制度改变了以前生态环境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因此系《民法典》的一项“修改规定”,而非“新增规定”。对于“修改规定”,应当以不溯及既往为原则,以溯及为例外。生态环境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溯及适用,牵涉私益与公益、私益与私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决定是否溯及适用时,需在充分考量侵权行为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侵权行为的类型、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行为人对旧法的信赖程度、主观态度、是否采取补救措施及其有效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以实现溯及既往的手段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间的均衡。

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刍议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涉外法治的重要论述是我国开展各项涉外法律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推进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应秉持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在厘清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和国际法治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准确理解涉外法治的内涵和外延,并从建立健全涉外法律制度体系、打造高效涉外法律实施体系、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着力补强我国涉外法治“短板”。

资产评估技术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中的适用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是法律上的重大难题,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之间建立关联,不啻为一种法律创新思路。蓬勃兴起的资产评估法律,为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与损害计算提供技术资源,美国法院在专利、著作权和商标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中不断尝试运用,取得效果。鉴于此,可结合我国法律与司法实践,提出资产评估技术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具体适用理论。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研究

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为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重在营造自由贸易港创新政策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构建优质法治环境。自由贸易港创新立法体制,推动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立法先行,促进形成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营造一个便利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形成优质的法治环境的基本目标。贸易自由化、营商便捷化、政务高效化、市场公平统一化、市场竞争有序化、社会信用化等,成为构建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的根本内容和重要领域。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明确了自由贸易港未来30年法治建设和法治创新的思路方向,紧扣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产业”,成为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重点领域,并先行先试法治新体制新机制。充分运用自由贸易港授权立法,打造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秩序的自由度和特色度,探寻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路径等。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实证研究及刑法保护体系建构

应当重新认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重要性,重新检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工作在刑事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作为研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有效样本,参照全国法院审理的一系列热点、难点案件,可以对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的特点进行精准分析。以此为基础,全面梳理司法实践中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审理中面临的刑法适用难题、刑法和司法解释缺陷,从而提出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野生动物刑法保护体系的思路。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专业“三维一体”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的构建——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

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的现象较为普遍,为此,构建“三维一体”实践能力培养模式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各法学院校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过程中存在人才培养目标与岗位需要脱节、学生在三类课堂上实践锻炼不够的问题,对此,法学院校要制定与岗位职业标准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三类课堂,充分利用两类实践平台,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专家辅助人的比较考察与制度重塑--以科技类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为视角

本文重点不在于从学理上对专家辅助人做细致的分析研究,而旨在尝试解决涉及科学技术类纠纷案件中专家辅助人的几个难题。比如专家辅助人的定位、利益冲突的处理、专家意见的边界等。这些问题决定了专家辅助人的核心权利义务,包含着影响专家辅助人客观公正地发挥职能的核心要素。对这些问题,法律规定不清,学者争议较大,但审判中又必须面对。解决好了这些问题,则可以更好地发挥专家辅助人运用其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门知识帮助法官理解证据或者确定争议事实等方面的功能。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发展趋势、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引起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产品链、服务链的重构,对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带来了重大挑战。推动构建数字贸易规则新体系,成为当前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核心内容。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强国的美国,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已形成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逐渐掌握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话语权与领导权,给新兴发展经济体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国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大国,推动数字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应对“美式模板”带来的压力,迫切需要构建适合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利益诉求的规则体系,打造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