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民行道”与“安民行道”——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民生之道

王阳明思想资源中与社会治理、民生政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与“亲民”说。阳明“亲民”说不仅表现在他的经典解释和义理观念上,更体现在他的政治实践和治理模式上,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还与阳明学说在实用价值上所体现的公共性、平等性、安全性、效验性等要素相策应。“亲民”说还体现了从“觉民行道”到“安民行道”的重心转移上。而从“新民”“觉民”到“亲民”“安民”的跨越,乃是宋明时期出现的儒学民间化、庶民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阳明心学的进一步平民化,不仅使之在义理上更加简易化,在属性上更加平等化,而且也是其“亲民”说由“觉民行道”走向“安民行道”、由偏重“教”和“觉”走向偏重“养”和“安”的重要前提。

明代黔中王门大师李渭“毋意为宗”的心学思想研究

李渭从叩问“本心”到“毋意为宗”(毋意为功),把成为“圣人(仁)”当作人生最高的追求,走出了求仁、学仁、识仁、为仁、归仁的为学路径,其心学思想可以归纳为必为圣人、求仁为宗、毋意为功、先行为用、中和为境五个部分。以“毋意”统摄求仁、学仁、识仁、为仁、归仁,认为“毋意,千古圣贤学脉”,“识此之谓识仁,闻此之谓闻道”,故“毋意为宗”的工夫论是李渭最具特色的心学思想。本文从李渭的人格理想、道德本体、体认工夫、致用境界等方面对其心学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

圣学即心学:儒家哲学史的心学进程

哲学追问本源,比如心。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孔子开始思考心的问题。《大学》确立了心的本源性地位。孟子和荀子皆以性释心。孟子将善心叫做性,荀子将恶心叫做性。董仲舒着力于有为之心的作用,比如思维功能。玄学家突出了心的思维功能与生存功能之间的张力,重自然心而轻有为心。玄学家们提出天人一体观之后,张载便力图为天地立心。二程以心为仁之本源,并从其中发现了理,从而将天理视为宇宙万物生存的主宰。朱熹以为天理在人便是性,性在心中而未明。理或性潜在于人心。陆九渊和王阳明将人心中的天理叫做良知。主宰宇宙的超越力量由物理转换为人心。人类成为宇宙的终极性主宰。儒家哲学史便是追问本源之心的心学史。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学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儒学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早期追溯,从伏羲到周公,以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为代表;从孔子到汉儒,以孔孟仁义之道为代表;从韩愈到程朱陆王,以超越时代的心传说和天理论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以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说为代表等几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由古到今的发展阶段。儒学道统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和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了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大趋势。

本末论与王弼的哲学贡献

秦汉时期流行三本论,并由此产生混乱。王弼首次提出一种单一本源论即本末论,认为自然之性是本,而仁义等名教是末。仁义名教产生于自然之性。王弼主张崇本举末,即不仅重视自然之性,而且肯定后来的仁义名教。为了突出自然之性的本源地位,对名言、名教等文化保持批判的做法是必要的。圣人有情说体现了王弼对作为末的情的肯定。

席书心学思想刍论

席书的心学思想呈现于其学、思、行之中,具有心学实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性。席书心学是对时代学风和朱子官学反思的产物,并直接受到阳明心学的触发,其以心为体,持守心学的学术和学派立场,一方面高扬了心的本体—主体的心学特性,另一方面以心释朱,阐发心学功夫论。在实践层面,席书立心致用,以心观物,以“礼本人情”通达政行,充分揭示了心学的实学特征。对席书心学思想的全面研究,既有利于从学术供给的角度消解学界对其心学思想的质疑,也有利于拓展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

即用是体:宋明儒学视野中王阳明“良知”的意义

良知被视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概念和根本宗旨。单纯从其是本体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其在阳明思想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良”意味着其后的“知”直接发自天赋之性(即本体),因而是充分、准确地表达了本体的内容的。“充分”和“准确”表现在它自然能有力地推动人以正确的方式行动。故使得“知”虽然是作用但却具有了本体的意义。由此,“良知”透露了即用是体的信息,而即用是体意味着工夫有可能直接凭借展现于现实世界中的本体亦即良知展开,既不必像朱子主张的那样首先诉诸漫长而艰苦的格物致知工夫,也不必像程明道、陆象山、湛甘泉等主张的那样首先通过顿悟之类方式以充分把握本心。唯有如此理解,才能真正理解阳明重视“良知”一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