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栋易学的气论哲学向度——兼议《易微言》是否影响过戴震思想之争

清儒惠栋平生对汉代象数易学进行全面梳理考掘,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他在哲学义理方面无所成就。通过爬梳惠栋有关著作中的思想,可见他在接受汉易卦气说的同时,亦以汉儒“以气为元”的本体观念为哲学向度,并立足于此反思宋学的“天理”说,其义理观点非常明确且颇具特色。钱穆曾提出惠栋的《易微言》影响戴震思想之形成,此说迄今仍有争议。通过辨析二家著作体例和义理思考指向的相似性,及戴震本人思想转向的时间线索,乃至惠栋和戴震在气论哲学取向上的一致性,可证此说应能被谨慎接受。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论阳明后学对陆象山哲学思想的述评

王阳明从三个方面评价象山,第一,陆氏之学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就是孟子之学;第二,陆氏之学简易直截,直承《周易》和孟子,与禅宗的关系不大;第三,在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等问题上与朱熹还有些割舍不开的地方,所以学问还不够纯粹和平,只是粗些,但是在根本问题上与自己是一致的。阳明去世以后,学界对阳明后学中某些人空谈心性、思想及行为的放荡不羁批判加剧,阳明的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也开始了对相关问题的自我反省。于是,为了自证清白,阳明后学加大了对象山的事功表彰的力度。阳明的及门弟子大多跟着阳明说。具有史学眼光的黄绾、张元忭、姜希辙和黄宗羲等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评价具有历史的高度,胸怀也逐渐变得开阔起来。不过,象山的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阳明及其后学对象山“只是粗些”的批评有失公允。本文借助于牟宗三的相关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辨析。

“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王阳明善恶观辨证

关于善恶,王阳明有着明确的界定:“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其意在于,意念活动随顺心之本体,即是“善”;意念活动违逆心之本体,则为“恶”。由此,“善恶只是一物”与“善恶终不可混”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就能得以和会:“意之所在便是物”,善恶皆是就意念活动而言,故“善恶只是一物”;“有善有恶意之动”,意念活动于本体有顺逆的分判,故“善恶终不可混”。前者是要反对善恶实在主义,后者则批评了善恶相对主义。而王阳明关于善恶的界定,也涉及如何理解程颢的“善恶皆天理”:一方面,本心发动而有意念,意念发动而有善恶,善恶的分化实为本心流行的天然理则;另一方面,善恶是就心之本体的顺逆而言,而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故善恶皆是基于天理而得以界定。因此,“善恶皆天理”并不是说善恶皆根源于本体意义上的天理,而是说对善恶的界定不能离于天理。实则,如何超越对待之善恶以回归绝待之至善,方是王阳明善恶观的旨趣所在。

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溯源

有别于以“理”为宇宙本体的理学和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湖湘学派提出了以“性”为本的哲学体系。“性”具万理,与“太极”名虽相异,实指相同。形上与形下是一体不分的,形上之道只能从形下之器中探寻,湖湘学派形成了“道不离形”“得其体必得其用”的哲学思想,并被明末清初的大儒王船山所继承和发扬。船山将湖湘哲学的“道不离形”发展为“道不离器”“天下唯器”,否定了脱离具体事物和具体实践而存在的先验之道。建立在“道不离形”基础上的湖湘学派实践观有四个方面的特色,即“学贵力行”“致知力行互相发”“圣门实学,循循有序”“当以实事自律”,船山的实践观在这些方面皆有继承和创获。通过对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溯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湖湘学派的实学特色及其思想承继。

孔子“欲仁”、孟子“欲善”与荀子“欲情”--从当今西方伦理学“欲望论”观儒家“欲”论分殊

按照西方欲望所分,孔子论欲有主观欲望内涵,但是“从心所欲”却走向了客观欲望意蕴,细究起来,其欲论形成了“欲仁得仁”之混整结构,孔子没有那么明确的善恶抉择意味。重“尽心”“知性”的孟子,其论欲更倾向于客观的意蕴,因为良知良能诉诸“欲善”的道德意志。重“礼化”“化性”的荀子,其论欲基本上就是主观的内涵,人类共通之欲与恶相通,但通过外在礼的教化和认知心的向善功能而加以濡化。大致说来,孟子所论之欲乃是激发性欲望,因为这种客观欲望的确要为道德行动向善提供理由。荀子所论之欲乃是非激发性欲望,此类主观欲望导致了道德行动向恶而发,所以才是跟从理由的。孔子介于二者之间,或者说,孔子之欲,虽未超出无善无恶,但并没有明确善恶指向,这一多元可能性引发出孟、荀善与恶欲论的两种趋向:孟子是心善—性善—情善的“自上而下模式”,荀子则是情恶—性恶—心善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中国原典儒学的欲论,揭示出本土“情理结构”的智慧范式,它既超出了主客欲的二分法,又让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这对矛盾得以化解,从而为人类欲望此类根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返本开新的综合思路。

《周易》的生生哲学及其诠释——以《易传》和“易一名而含三义”为中心

从观念起源看,强调"生"或"生生"是盖天说背景下的宇宙生成论的固有之义。三《易》从一开始起即体现了二元思维方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和"生生之谓易"这两个命题是对于天地或阴阳二元的宇宙生成论之客观原则及其价值原则的直接宣示。《易传》的生生哲学大致包括:天上地下、天阳地阴、天尊地卑的二元对待关系,是《周易》生生哲学的发生结构;"生生"观念包括"变易"与"生成"两个法则,同时是其价值和目的所在;"生生"哲学还具有连续、贯通和相感的特性。"易一名而含三义"是对《周易》生生哲学的一种诠释。它将《易传》的"变易"一义推展为三义,即"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三义。《乾凿度》和郑玄注的解释属于宇宙生成论式的,而孔颖达的解释则属于体用论式的。它们都包含着生生思想。程朱理学以"变易"和"交易"两义取代了汉人的三义说。在宋明儒看来,"生"或"生生"即是宇宙法则("理"),即是"天地之心",即是"仁""仁心"或"恻隐之心",甚至认为"生"或"生生"即是宇宙本体。生生哲学在宋明时期得到了大力提倡。

此心光明,则诸恶潜消——知行合一视角下的阳明“恶”论疏义与展开

阳明学说以"心即理""致良知"为核心论题,强调知行合一,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格。但是,它也必须面对从心所生发出来的恶以及去恶的问题。阳明所言之恶,不能归咎于外在的"习"或"物"的浸染干扰,而是源于人心私意私欲的遮蔽。是心之所发之意偏离良知,即私意遮隔本心,呈现为"躯壳起念"或"分别善恶"。其根源则在于将知行二分,导致心之发用背离良知本体。就其本质而言,恶作为一种状态,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仅具有现象学意义。恶由意念所起,在知行合一的框架中,阳明主张致良知即去恶,通过立志克己以"诚其意",以使人无蔽于私意私欲。纵观阳明的全部生命历程,存在着由强调"意之所在"的存理去欲到重视"明觉感应"良知心体本身的彰显的去恶路径的转变,但"有""无"之间即体即用的关系是一以贯之的。去恶之依据不在外物,而在于人心本身。此心光明,则诸恶自然复返,是阳明对善之价值的肯认与坚持。

“物”之呈现、聚集与诚明--基于阳明心学的考察

学界依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等说,形成了意义论、价值论、感应论等观点,而对阳明“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之说则甚少留意。“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表明,“物”为心、知、意、身之聚集,并构成了源初的存在场域:本心之感应而有良知之明觉,良知之明觉而有意识之发动,意识之发动而有事物之呈现,事物之呈现而有身体之感触。这种身—心—意—知—物所共同构成的源初场域,即是物之“自体”;经由意识之对象化而为身体所感触者,则为物之“现象”。而基于主体间性的作用,“物”也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意识在自我象化的同时往往存在着小我的执着,遂使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破裂,“物”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者,而人亦为外物所役使。故而,格物的重点在于诚明工夫,物来顺应而不为物所役,最终回归源初的存在场域。究言之,阳明所论之“格物”,超越了单纯的事物认知而成为道德的工夫,“不诚无物”说也就获得了存有论的阐明。

清代思想的异调:王船山政治哲学再探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船山的理解,往往受到两个前见的影响:一是重视船山的民族论,将之作为排满革命的理论宣传;一是将船山看作启蒙的思想家。特别是后者,即启蒙的论调一直是中国明末至清代思想史的一个主流论调。但我们稽诸《船山全书》,并不能发现很多真正的'启蒙'思想;反而,在这样一个准启蒙的思想潮流中,船山显得不免'反动'。阳明后学与清代考据学,虽然形态不同,乃至相互对立,但他们都是传统等差结构的消解者;而船山恰恰是这样一个结构的维护者。船山的人性论、伦理学,都是基于此而展开的。

宋明儒的“一体之仁”与儒家式的“共生主义”

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加深,“共生”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各界有识之士的进一步重视。在西方,出现了“共生主义”学说和运动。在中国,从政府到企业界,都在调整发展模式,确立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就思想史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许多与“共生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相契合的思想因子,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他们在传统天人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万物一体”和“一体之仁”诸命题,可以视为一种古典的、伦理型的“共生主义”。析而言之,宋明儒在“气本论”“理本论”和“心(良知)本体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三种古典儒家式的“共生”思想,既可与现代“共生主义”接榫,亦可以起到借鉴、发明的作用,进而为共同应对纷繁复杂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中国古典的思想资源。

论张载的理学纲领与气论定位

20世纪50年代以降,学术界流行的气论定位方式是,把"气"置于张载根本概念序列的首位,或把"气"视为张载哲学的最高范畴。这样给张载气论定位,是为了给张载哲学定性。在早期的张载哲学研究中,将其定性为"以气为本"或"唯物论"的观点居于主流地位。研究视角不同,张载气论定位方式及其结果也将不同。有必要使用不同于"性质视角"的新视角亦即"纲领视角",对张载哲学进行新的探索。本文首先对张载理学纲领的不同理解进行辨识认定与文献确证,然后对张载理学纲领的意义进行整体性诠释,最后在张载理学的纲领视角下对张载气论进行新的定位。

论张载的“德性之知”

张载相信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即天人一物。这个生命体的本源与主宰便是天地之心。心又叫做性。主宰宇宙的天地之心便是天地之性。对人而言,人类天生的气质之性具有不确定性。它需要变化。变化气质的方法便是将气与太虚相结合。绝对的太虚具有超越性。气质之性,经与超越性太虚相结合之后便转化为德性或天地之性。德性是合乎天理的人性。正确的生存便是尽德性。尽德性便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一种扩充善良气质的活动。这个扩充过程便是仁。仁便是成就德性。过程便是道。道即仁。仁义因此充斥于人间、弥漫于宇宙。这便是儒家的理想国。

张载的“大心体物”说与儒学的理性传统

张载肯定人在认识活动中依凭心知的能力可以获得对事物理则的认识,不仅对心知在人探究事物理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自己的"大心体物"说。张载这种"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的理论,既标志着北宋早期道学中有关知识问题的理论已经达到很高的认识层次,同时也沿袭并拓展了儒家哲学的一种重要传统,即理性主义的传统。

论《拔本塞源论》的三个维度

《拔本塞源论》是阳明心学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本文以《拔本塞源论》为文献依据,力求揭示其内在的三个维度:一是追本溯源,阳明肯定"万物一体之仁",改造朱子"十六字心传"为"十二字心传",在追寻和重构"三代"以来的儒家道统谱系中发掘其历史维度;二是拔本塞源,阳明从圣人之心、圣人之学、圣人之治层面就人心私欲、异端异学、霸道功利提出了系统的破斥,从而凸显了批判维度;三是正本清源,阳明在"立道统"和"辟异端"基础上,提出"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强调了心学的为学宗旨,与其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相互呼应,展开了他晚年哲学建构的基本理论维度。

易学与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正在稳步迈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也在透过自身之努力坚韧推进着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此过程中,经济的腾飞无疑是坚实的后盾,而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则成为更深层的问题.易学即关联着这一问题.着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许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善意良性互动与交流,易学的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以《周易》等为源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了解这一文化、进而创造性地予以现代转化、令其在中华文化重建以及世界文化会通中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切入点,就是《周易》其书以及由它所引发的易学长河.

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的教育哲学意义

王阳明在贵州龙冈书院对龙场诸生发表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主要从树立志向、勤奋学习、改正过错、劝勉从善四个方面,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求学、做人的基本道理,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王阳明教育哲学中的人生观、学习观、道德观与修养观。从教育哲学的视角关照,王阳明良知心学的实质,就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的教化之学,它对于我们"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现实启迪就在于,以人文素质和道德教育为优先,同时兼顾知识教育和技能教育。

易学的传承与坚持文化自信

古老的《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宇宙论、世界观和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必然要求重视对《周易》的传承和研习.之所以说《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可以从两方面找到确切的依据.一方面,从考古发现的成果来看,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墓葬,此墓葬的龙虎蚌塑图被证实为天文图,

“以礼为教”:张载教育哲学主题论

张载在宋代以"尊礼"著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礼学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教育哲学和教学实践的宗旨。程颐最早使用"以礼为教"概括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张载教育哲学的主题意识及教学思想特征,也正是基于此而展现的。本文首先考察作为张载教育哲学形成背景的北宋重教兴学运动,然后探究张载以礼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原理,最后论析张载礼教"以礼成德"和"用礼成俗"的实践功能。

张载及关学的历史地位、精神境界和人格节操

张载不仅是关学的创始人,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他建立了"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冯从吾语)的儒学思想体系,尤以其思想的深邃、博大、精严而成为宋明理学史上第一座高峰。其"四为"的使命意识、"民胞物与"的胸怀和境界以及在他影响下煅铸而成的关学学人特有的独立人格和气节操守,形成了在整个理学史上颇有特色的学派品格。这些品格在今天仍然对关中人的精神风貌、行为方式和文化性格发生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