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

单纯从善恶的准则和好善恶恶的能力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完整内涵,因为这只是注意到了良知的功能职责,而未注意到其运作方式。而无论功能职责,还是运作方式,阳明都是在良知与天道具有同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一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万物先行地内在于良知之中,就像万物内在于天道之中一样,妥善安顿万物构成了良知的根本功能、固有职责;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内在于良知,但又不构成对良知作用的阻碍,一如不构成对天道的阻碍一样,良知本可自然应对不同事务而不必刻意、执着。透过良知与天道的同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对良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可以明白阳明对私欲产生的根源的理解,即私欲主要根源于人对生与作为的习染,以至于使生与死、作与息等原本平衡的因素失衡。

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学术上根本的抱负,就是致力于儒学民间化。泰州学派的儒学民间化,是打着阳明学旗号对传统儒学进行变革。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是在儒学史第一次试图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的真正的实践运动。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最有必要从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启迪就是:当代的儒学变革(儒学现代转化),不能循其他路数进行,只能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为了以这一路数推行儒学现代转化(儒学现代化),当代儒学从业者(儒学现代化的担当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以落实“三个改变”。

陆象山的《春秋》学

象山的《春秋》学是他由经学阐扬心学的重要内容。象山在接续啖助新《春秋》学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啖助新《春秋》学所揭明的“理”只是存于具体史事中的狭义之理,而象山认为《春秋》所存之理等同于普遍存在的本心。由此思想转变,象山《春秋》学也跳出了经学的笼罩,呈现出理学的显著特征。象山基于历史是人心的呈现的判识,进一步聚焦于内惧于心与外恪于礼两个方面来阐释《春秋》,从而对应象山思想的核心理念本心与实学,使象山心学在《春秋》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如何与天地万物成“一家之亲”——王阳明亲民说发微

王阳明的“明德亲民之学”是阳明学义理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说可划分为早、晚期两个不同的阶段。唯有从“明明德工夫论”与“王道观”双重视野方能理解其精义与特色所在。其强烈的“泛亲化”的亲民论述让“亲”拥有了建构普遍的社会秩序、宇宙秩序的意义,并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述一起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秩序重构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因而具有广泛的思想史效应与深刻的现实意义。

心学色调的君子——王阳明对儒家君子人格内涵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王阳明心学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培养理想人格。王阳明继承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论述与规定,对君子人格的内容与特质进行了发展和丰富。诚信务实、独立道中、自持节义、身任天下、自快其心、交接以德等,是王阳明君子人格的主要内容和品质,这些人格要素不仅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而且表现出鲜明的心学色彩,成为王阳明人格谱系中的中间环节和主体内容。王阳明所述君子人格不仅在理论上尝试了健康人格模式的探索,在实践上也为培养健康人格提示了方向,对当今社会的健康人格建设具有切实的启示意义。

从学问-知识的性质再论《文心雕龙》的分类问题

从古代图书目录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归在集部诗文评之类,没有任何不当。若从古代学问-知识的性质角度看,《文心雕龙》可以看作是“依经立义”的“宗经”类经学著作。如果从“经学即子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亦可以视之为魏晋以后“入道见志”“弥伦群言”“精研文理”之类的新子学的著作。从学问-知识性质的角度重省《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目的不在于推翻《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原则,而是要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经学”实际上包含着的内在创新活力,改变我们对于经学的刻板印象。

回望“生活儒学”?

生活儒学"作为儒学现代转型的一种理论建构,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它通过与现象学的批判性对话,突破了传统哲学"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揭示了人类全部观念层级的三级架构,即"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或"生活感悟→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它以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情感为大本大源,以"注生我经"的诠释视域和诠释方法,重建了儒家的形上学"变易本体论"和形下学"中国正义论",并落实到现代政治哲学的建构"国民政治儒学"。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形态

文化儒学包括四个层面,即作为思想内容的文化儒学、作为功能实现的文化儒学、作为存在形态的社会儒学和作为象征图像的文化儒学。文化儒学理应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阐释,二是对儒学与文化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三是对儒学文化功能的阐发,四是对儒学文化遗存的阐发,五是对儒学文化图像的探讨。它除了具有助成儒学的结构优化、强化儒学的整合统一、促进儒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之外,还具有完善儒家思想体系、强化儒学的现代定力的作用。文化儒学应当从以下方面去建构:建构儒家文化思想本体、推动儒学与文化的互动和完善儒学文化存在形态。

论“孔颜乐处”：回到颜子去！

本文致力于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孔颜乐处”思想做出全面解析。从分析颜渊其人入手,确定颜子具有“默然不愚”“好学笃思”的情性。解析出所谓“颜氏子之乐”何乐之有?所乐为何?进而从外在特征和内在特质两个层面,确定“孔颜之乐”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神秘主义。然而,“孔颜乐处”却可以归于“情理神秘”,它既非“理智的直觉”,也非“理性的神秘”。作为一种“高峰体验”,这种境界可以定位为一种“通巫史”“准宗教”“高道德”和“泛审美”的神秘圆融之境。孔颜之乐,作为一种“情理神秘”,既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悦乐与乐道为一),也是先天与后天的统一(未发与已发不分),实乃现实的“一个世界的神秘”。回到子思去,不如“复为颜子入道之门”,回到颜回那种切实笃实而又默静求乐的境界去,从而复兴孔门儒学。

良知与责任:王阳明责任伦理思想再论

作为儒家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儒为主吸收了佛家的心学思想元素,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心学体系。阳明虽然更多地使用“良知”范畴,创建了以“良知学”为核心、为主线的心学体系,但是他使用过的“良知”本质上就是指的“良心”。当今尚未有人从责任伦理角度对儒家良心良知说包括阳明良知说进行解读。王阳明诚然没有上升到自觉理性的层次思考良心与责任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其良知说也自发地触及二者的关联,因而,加强对阳明有关良心与责任关系思想的研究,既可以深化阳明心学的研究,拓展它的学术空间,激发它的生命活力,也能为当代儒家责任伦理学的构建提供思想资源。可以从隐含的、实质的维度分别从良心之学与责任伦理、良知本体论与责任伦理以及良知工夫论与责任伦理三个层面对阳明心学与责任的关系问题进行阐释。

改革开放四十年礼学与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制、乡里礼秩的综合体。三礼研究属于传统礼学,吉凶军宾嘉五礼属于庙堂礼制,乡里礼秩大致包含《家礼》系统的各种文本和由庙堂逐渐下及庶人的冠婚丧祭礼典。它们立体综合地为古代中国提供了从庙堂到乡里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资源,绵延数千年而不息,影响至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传统礼学、庙堂礼制、乡里礼秩的各层面均受到了学者们的瞩目,有关研究在近二十年获得了重大发展。诸多点、面开始清晰,诸多子课题有了井喷式的研究成果,古代中国"礼"的存在面貌及动态发展脉络正在一点点凸显。但是,目前各朝代的礼学、礼制研究仍然处于彼此割裂状态且存在大量空白点,跟制度史、经济史的深耕熟耘仍然无法相提并论。随着儒家经典的价值观清理的完成,礼学和现代人文科学分科的无缝对接的实现,考据文字、辨析史源的传统加上历史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未来的礼学和礼制研究将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呈现出灿烂的前景。

何谓“礼法”?

"礼法"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礼+法""礼率法""礼法结合","礼法"是古代中国的法,具有自身的特性与内涵;"礼法"析而言之,包括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三者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多面相、多功能的礼法体系;"礼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根植于中国古代的礼法社会,符合中国人的法文化心理,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悠久的礼法传统。文章从正面、名义和结构阐释了"礼法"的内涵与基础。

明代岭南心学的思想旨趣及特征

儒家之心学,始于孟子,成于南宋,而尤盛于明代。明初儒学经历了由朱子学向心学的转移,其风肇始于陈白沙,至湛若水、王阳明出,分主教事,有所谓粤宗与浙宗的分际。阳明之后,分枝散叶,流派繁盛,天下心学皆归于王门,而粤宗则渐渐地淡出。时至今日,谈心学者也多半瞩目于阳明学而甚少他顾,对岭南心学的关注明显不够。实际上,由陈白沙开创的江门学派是明代心学的真正源头,岭南学术也得以在明中叶异峰突起、引领思潮,实现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史性转折。岭南心学独具特色,高扬学贵自得的旗帜,宗主崇尚自然的精神,以主静为修养之法,随时随地体证天理,以实现天人相合的终极目标。岭学宗旨,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只遵从自我内心的道德法则,于伦常日用中磨炼心性、提斯精神,事无巨细,照实做去,平平常常,以成圣功。

章太炎论宋明理学——以程朱陆王之辨为中心的检视

章太炎一生治学所谓"转俗成真"而"回真向俗",故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较少论及宋明理学且评价不高,当受其古文经学背景以及佛老学养之影响。后期则对二程、朱子、王阳明都有较多肯定,至于程朱、陆王异同之辨析,则更多认同陆、王,同情"朱子晚年定论"之说,支持《大学》"复古本",批评程朱《大学》诠释之"格物""新民"二说。然而章太炎并未站在门户分歧的立场,与其"新四书"建构等儒学观一致,其朱、王之争或《大学》诠释出发点都是"修己治人"之学,其中又包含着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

教化与感动:儒家与中国美学传统

儒家强调审美活动的教化指向,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乐要服从于礼仪秩序建构的需要,从孔子的"尽善尽美"到《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都体现出道德目标对审美体验的优先性。但在实际的艺术创作中,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会突破美学偏向,在教化的目标下,吸收道家和佛教的超越性、非功利性思想,从而呈现出儒释道圆融合一的倾向。

全球化时代下的阳明学的意义

阳明学经王阳明一生之经营,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已成为"显学",其时代"意义"充分展示于中晚明日趋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之中。清末民初,与西方世界遭遇,"世纪"意识觉醒,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阳明学在"东亚文化圈"迈向现代性的征途中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效应"。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将阳明学的精神拓展与上升至"世界"的意义,是当今阳明学研究者的不容推辞的时代使命。

象山学统的形成及其学术源流

南宋以后,道学家主要通过创办民间书院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组织,从而形成有各自学术宗旨的地域性学统。陆九渊在家乡创建“槐堂”“象山精舍”讲学,最终完成道学思想与地域学统建构,成为他一生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事业。陆九渊热衷讲学而不注重著述,加之他善于启发人心,讲学效果很好,故而他在槐堂、象山精舍的讲学影响很大、传播很广,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弟子。

朝闻夕可,不愧龙场--马廷锡的学术经历与思想旨趣

马廷锡,学者称心庵,与孙应鳌、李渭并称黔中王门后学'理学三先生'。心庵为学自始追随阳明心性之学,尤以静坐为其功夫,其历学有三:一曰'师事朗州蒋信,讲学于桃冈精舍数年';二曰'与清平孙应鳌等为性命交';三曰'于渔矶构栖云亭,静坐其中三十余年,有悠然自得之趣'。然渔矶期间,心庵又以三事为其业志:一是教人功夫以静坐澄心而体认天理;二是讲学不辍而有'悠然自得之趣';三是著《渔矶集》《警愚录》,读之使人卓然有'朝闻夕可'之意,以至于可以'不愧龙场'。

刘咸炘的儒道会通哲学思想

生当晚清民国,正值中国在器物制度及思想文化领域遭遇空前冲击,面临古今中西的十字大开之时,刘咸炘继承深厚家学传统,返本开源,阐证教理,重铸学术。他推持道术,提扬儒道通一之学,在宇宙生化本体学的重铸基础上,力求贞定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信仰的本根,并志在为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寻求大合之路向。其重铸儒道会通的天道信仰之学成就卓越,他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极少的体道致学精深纯正者。如今欲重续中国哲学及其文化的慧命根基与活水源头,促进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发展繁荣,刘咸炘的儒道会通之学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