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论儒者的诗意工夫——以邵雍《击壤集》为例

邵雍击壤体为道学诗之代表。击壤体的诗学价值在于将诗言志的儒家诗学传统,发展为诗意工夫。诗意工夫具体展现为洗心沉吟、寡过自吟、知音和吟三个阶次的工夫操作方式,通过此三阶次的工夫使沉默世界得以语词呈现,经语意澄明而得以语句共振,从而形成以美为中心概念的“美[善(真)]”或“(真)美(善)”合一的清吟雅话。

经典:中华文化的根魂源

2020年11月5日,贵阳孔学堂通过远程连线方式,邀约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景林教授、四川大学的舒大刚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程奇立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的詹海云教授,就“中华经典及其当代价值”问题,举行了秋季论辩会。对“何为经典”“中华文化的根魂源”“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经典何以是‘不刊之鸿教’”“经典阅读与体系构建”“尊经还是研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辩论,达成了基本共识:“经乃永久不易的常典,经典是中华历史之根、智慧之源、信仰之魂,经典最早产生并对诸子有启迪之功,经典的内容具有永恒性和超时代性,经典体系与时俱迁而‘四书’最宜先读,对待经典应当怀着温情与敬意,尊研结合返本开新。”“两办”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倡导传承的“主要内容”(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主要都记载于儒家经典中,经典明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思过半矣!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更新、质量的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建树。本文从"文学史研究与编纂""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名著迅速成为研究热点""辞赋研究、散文研究和文言小说研究渐入佳境"和"唐诗之外的古典诗研究"等五个方面展开综述,中国港、澳、台及海外学术成果暂不纳入综述范围。

苏轼的“平生功业”与“忧困书写”--兼论苏轼“和陶”之缘起及其晚年心境

本文通过对苏轼《自题金山画像》、“经学三书”、“和陶诗”之缘起及其晚年心境的深入探析,认为苏轼在贬谪之地开始并最终完成的经学及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种致敬圣贤、砥砺人格、征服厄运、超越体制的“忧困书写”,其最终的指向是“文格”与“人格”上的自我救赎和最终完成。苏轼一生最大的人格偶像,一是孔子,一是陶渊明。“经学三书”的撰写是为了向“圣人”孔子致敬,而历时近十年才完成的“和陶诗”一百数十首,则是向“贤人”陶渊明看齐。故苏轼所谓“平生功业”,绝非仕途功名之功业,而是人格生命之功业。这种对“世俗功业”和“体制荣宠”的排拒和否定,与其生平一以贯之的圣贤志向密不可分,尤其在他晚年的颠沛困顿中,苏轼更为自觉地表现出对“势统”的疏离与对“道统”的皈依,也即从“外王”走向“内圣”。苏轼临终前的种种表现,足可见其一生虽出入佛、老二氏,但其思想之源头和人格之根柢,依旧与儒家圣贤之道未曾须臾分离。

郁郁文采,辉耀东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自信

中国古代文学成就辉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滋润了我们的祖先们的心灵世界,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繁盛景象和审美内涵,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也能为构建新时代的中华先进文化提供深厚的基础.

《论语》与朝鲜古代文人的室名斋号

受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朝鲜文人经常引经据典为自己的书斋、居所取号。《论语》是朝鲜文人斋号取义的一个重要源泉。朝鲜文人以明引、暗引、单引、叠引等用典形式,借助《论语》的词句及其思想言志寄情。《论语》的思想、语言之美因此巧妙地融入朝鲜文人的斋号和斋记,使其具有权威性、典雅性。这既反映了朝鲜文人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也体现了其文化水平和审美水准。斋号的雅致和深刻不仅展现了朝鲜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也充分体现了儒学在朝鲜半岛传播与影响的力度。

谈儒家礼乐文明与文化自信

在当下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步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进程中,而文化复兴的实践必然需要以“文化自信”为前提,而“文化自信”又须以全盘了解“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和重视挖掘“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为基础.

汉初改制与春秋学的兴起

秦汉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如何认识这一转变,对于了解董仲舒和西汉春秋学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秦朝治理国家以法为主,这一统治政策并没有达到秦朝统治者长治久安的愿望,最终使得秦朝二世而亡。秦朝的短暂灭亡,对于汉初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震动。这也成为他们思考如何避免重蹈秦朝灭亡的老路从而实现汉代长久统治问题的历史背景。汉初的统治思想最先以黄老道家为指导,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学的兴起已经势不可挡。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最终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青睐,从而奠定了儒学在两汉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地位。

中国思想中的“醒”

在中国思想世界中,醉被领会为醒的根基与前提。醉或表现为疯狂地升腾、突破,或表现为安静地沉入。醉而忘身,无知、无欲、无为、无我。醉而与人和乐,与物同体。醉时视而不见,物亦无形。醉是味觉对视觉的压倒,一场醉就是一场“形而上”运动。醒走出物我一体之境,重新与他人、世界并立或对立。醒而有身,有我、有知、有欲、有为。醒后低沉不乐,醒后远离众神。醒后与他人、世界拉开距离,睁眼看世界、观万物,醒是视觉对味觉的胜利。醉时无分判故无尤,醒后否定醉则多悔。醒易而醉难,不醉难能而醉正,不醒易穷而醒正。与追求醒相应,思想家们或将醒与人性勾连,或将醒作为思想方法,应用于精神修炼。醒的内涵不断被拓展,日渐丰富,在汉语思想中也逐渐主题化。由醒与醉对立,到醒奠基于醉,再到醒时是醉乡,醒与醉一起构成了可供世人选择的、超越的价值理想。

从墨家观点看中国古代辩者悖论的实质

中国古代辩者提出的悖论,主要是一种广义上的悖论。墨家对这些悖论基本上一一进行了回应。胡适和沈有鼎曾经对中国古代辩者的这些悖论与墨家的回应做过部分考察。本文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全面把握,并深入讨论这些悖论的实质。

陈献章诗文集版本源流考

陈献章诗文集的整理始于陈氏生前,此后明清先后刊刻十余次,各版本间多有补遗修订。陈献章诗文集现存版本可分为五个系统,即罗本、林本、萧本系统;高本、何本、黄本系统;王本系统;何九畴刻本系统及碧玉楼藏版系统。五个版本系统中以王本系统及碧玉楼藏版系统收录最为完备,两版本系统可相互补充。通过对陈献章诗文集版本系统的整理,既可有利于探究陈献章诗文集各版本刊刻的历史背景,又可更清晰地反映当下陈献章诗文集整理,尤其是作为“理学丛书”之一《陈献章集》的不足。

君子豹变--汉魏六朝君子人格美的演变

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审美典范,《周易》总结为“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君子小人之辨也成为亘古不衰的话题。“君子人格”这种儒家范式经历了先秦至汉魏六朝的嬗变,逐渐融入老庄之道,其内涵不断丰富,历久弥新。作为一种精神理想,对“君子”的呼唤从人物品鉴、社会文化渗透到了文艺理论和美学范式,深刻影响了文学审美,采用君子人格理想来作为文学理论批评标准成为汉魏六朝文人的自觉,这在《文心雕龙》中尤其突出。

孔颖达《五经正义》的“情”论与“声”论

《五经正义》以经典注疏的方式构建了系统而周密的思想体系,有效回应了为李唐提供为政指南及提升儒学思想影响的双重挑战。孔疏以王道、王制与王政的政治设计为核心,使五经文体成为相互支撑的结构整体。"情"论、"象"论与"声"论是孔疏在诗学思想上的创获,更是其构建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孔疏形上之思的微妙、形下关切的周密以及其在中古思想史中的位置均可由之得到相应的考察。

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巫”起源观

本田成之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第二代学者中的代表之一,对中国经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有深刻研究,然一直未受学者重视。本文通过对他的中国经学"巫"起源观进行整理分析,从而了解其经学史研究的特点。并将其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京都学派学者对中国文化中"巫"的观点进行比较,以了解京都中国学派经学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将他的研究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如白鸟库吉等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一方面可更好地定位他在日本中国学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诸学者对中国文化起源问题的热烈讨论,反映该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起源的探索,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亦从古典汉学向近代中国学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