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总体性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转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已转向“新总体性治理”。将新时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置于中国特色的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其“总体性”主要表现在政党、国家和基层社会的统合与相融、同向聚合与同频共振以及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等方面。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性”是由时空共同塑造的,它建基于特定的治理结构之上,蕴含于一套领导与协同的嵌合机制或控制与互惠的耦合策略之中。新时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这种“新总体性治理”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总体性社会的治理,它在新的社会结构和政社关系的基础上,从权威分布和治理结构、建构逻辑和治理指向、组织形式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实现了对改革开放之前“总体性治理”的扬弃和超越。

人工智能劳动工具属性的生成逻辑与社会适应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一切关系归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活动归源于劳动创造。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具体化为人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对立统一、迭代演化,演绎出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形态,劳动工具于其中凝练为“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和“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生产工具本质上是人的外化功能体,是吸收人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这一“生产器官”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其基本功能形态由“使能技术”转变为“替人技术”,并演化为“类人技术”。人工智能是当今时代的新型劳动工具。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使能技术”的农业社会、“替人技术”的工业社会和正在出现“类人技术”的智能社会。

唐德亮诗歌创作综论

唐德亮在近四十年里创作了数百首瑶族题材的诗歌,涉及瑶族历史文化、神话传说、风俗民情、现实生活状况,风格面貌丰富多彩,比照《诗经》风诗、雅诗、颂诗,庶几以一人之力创造了瑶民族的瑶山风雅颂;诗人观照立场呈现为两种不同抒情主体交融的情形,这两种抒情主体一是其传统的民族身份,一是其通过接受现代教育、参与改革开放进程获得的现代人身份。基于民族身份,诗人热爱瑶山,对瑶山的未来充满信心;从现代视角观照,则对瑶山的生存环境、艰难的生活状态、民族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有忧患、有批判。瑶山民族诗歌包括乡土民族诗和寻根诗;其诗美创造遵循主客体矛盾统一的美学原则。

1990年代诗歌的“声音”问题--以于坚和伊沙诗歌为中心的考察

1990年代诗歌语言普遍呈现日常性、口语化的特征,作为诗歌语言重要方面的“声音”,反映了诗人在形象建构上的思考进路与诗学观念,由语言风格尤其是“声音”所体现的观念转向,引发了诗人对于中国形象表达方式的转捩,上述现象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如于坚和伊沙的作品中尤为突出。较之前一时期诗歌的启蒙与浪漫倾向,从声音语词到中国形象,90年代诗歌更加重视日常经验对于意义生成的直接性和效用性,将形象的建构内化于声音、语词的形成和运动中,在诗歌语言和中国形象之间,在诗人主体与诗歌客体之间,建立了更为直接的语义机制,经由声音语词的价值实现中国形象的丰富与完善。可以说,90年代的创作经验与审美标准,为新世纪诗歌树立了价值典范,逐渐成为当代诗人向世界文学贡献中国价值、弘扬中国精神的一条重要路径。

完善科技创新元治理体系的路径——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元治理理论强调国家(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扮演“元治理者”的角色,同时统筹协调市场、国家、公民团体等其他治理主体的资源和力量,宏观安排各种治理模式的组织、制度、机制,进而产生一种崭新的治理机制,最终高质量完成对国家或社会的总体性治理。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元治理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是以高质—梯次—整合的顶层科技管理决策机制为先导,以基于正反馈机制的高质量协同发展和评价机制、多维治理模式和多主体分工合作的治理结构为重要依托,立足于复合化和多层次稳定而持续的科技创新基础,全方位塑造紧密互促、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我国在建设和完善科技创新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要积极彰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制度优势,加强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同时要提升治理主体实力,协调多元主体互动,通过整合、协调多种科技创新治理工具和模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发展困境与出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劳动批判

信息技术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必然会带来新的颠覆性革命,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数字劳动正在不断地改写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数字资本为载体的数字劳动也是驱动数字资本增值的动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数字劳动的治理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符码逻辑和物化逻辑,被技术拜物教捆绑的数字劳动者在主体性发展方面陷入能动式微、发展失衡和建构混乱的困境。将数字劳动者置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发现,数字劳动者只有彻底脱离异化和剥削,回归到以劳动为第一目的、以交往为第一需要的主体发展状态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个人本质的全部占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拒绝数字技术所引发的科技革新和社会进步,而是在广泛运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克服数字劳动者的异化状态,充分促进劳动者的主体性发展。

建安同题西域赋的政治解读——以同题共作《迷迭赋》《玛瑙勒赋》《车渠椀赋》为中心

建安西域题材的文学书写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其中以同题共作《迷迭赋》《玛瑙勒赋》《车渠椀赋》表现尤甚。根据迷迭香、玛瑙勒、车渠椀作为香料类、玉器类代表的特殊政治意涵,我们可以发现邺下文人集团在西域题材书写中的政治外交信息。对建安同题《迷迭赋》《玛瑙勒赋》《车渠椀赋》的时代特殊性、地域特殊性、主体特殊性、题材特殊性的多方位考察,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魏晋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状况。

穿越与激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的理路、方式与方法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和理论思维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最紧密的时期,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有力指导和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文化思想由论争走向聚合,文化实践由传统路径依赖走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现代性契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批判原则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流话语,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立了坚实的话语根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典故、格言、俗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通过分辨“精华”与“糟粕”、激活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方式和内涵要素,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化科学化品质,这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赢得政治、思想、社会的解释力、阐释力和掌控力增添了话语资源,也在深层次促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实现新的转变与跃升。

论《礼记·乡饮酒义》中的方位图式及其思想史意义

以往学者主要研究乡饮酒礼举行的场合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乡饮酒礼的起源,以及《礼记·乡饮酒义》中体现出来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实,《礼记·乡饮酒义》对举行乡饮酒礼时宾主座次的解释更具思想史的意义。《乡饮酒义》提出了两种方位图式,前者以八方为基础,并暗合了《易传》的八卦方位;后一种图式将主宾介僎和四方以及圣、仁、义、藏四德相配,其中包含思孟一系比较重视的“圣”德,以及不为后世儒家特别强调的“藏”德。《乡饮酒义》提出圣和藏作为与仁义并列的德目,说明战国时期儒家有关道德规范和德目体系还是很丰富的,同时也可以更充分地说明此篇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思想史意义。

治术、治体、道体——北宋儒家治理理论演进的三个层次

北宋儒家治理学说有一由治术、治体向道体深化的演进过程。宋初的国家治理偏向使用礼、法等治之“术”,但术的经验性无法确保其普遍与正当。故而,在正当性方面,儒者以仁义道德作为治之“体”,引导治术。在普遍性方面,儒者将道德性之“体”上达于“道”,展开儒家治理理论的“道体”建构,以因应佛、道对治之术、治之体的挑战。王安石、张载、二程是儒家“道体”理论肇端、深化与奠立过程中的标志性人物。

优势学说滥觞的再认识——亚当·斯密国际贸易理论的启示

亚当·斯密在重商主义批判中阐述的贸易优势学说,既包含绝对优势理论也包含相对优势理论,把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学说完全归功于李嘉图的“发现”,并载入经济学说史教科书是不恰当的。斯密的优势学说对当今国际贸易实践的启示在于:各国应利用自己所长、发挥自身优势,打造一个适宜的有利于财富增长、给人类带来丰裕生活的世界分工体系;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不可取的,持有国民偏见和敌意,以嫉妒和仇恨代替公平贸易竞争和国际分工协作等做法都是愚蠢的行为;在处理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与争端问题上,应将本国国民获得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置于贸易平衡之上,规避“零和博弈”思维,实现各自经济发展的共赢。斯密的优势学说思想深邃,极具新时代借鉴价值。所谓贸易不平衡并没有让逆差国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在我国“双循环”格局下,以高质量的、公平的对外贸易满足国内的中长期需求,调整市场准入的“门槛式”做法,实现贸易摩擦最小化应当成为优选的政策取向。

沟通与协调:一战期间华工译员述论

一战时期,中国政府通过“以工代兵”计划派出大量华工以非战斗人员身份奔赴法国支援伤亡惨重、亟需劳动力的协约国。由于华工与协约国军方管理者之间语言不通,双方沟通依赖译员居间传译,故协约国军方代理在华招工时也招募了一批华工译员,同时基督教青年会也组织各国干事前往法国战场为华工提供翻译及其他服务。服务一战华工团的这些译员来自中外各国,除言语通传之外,还从事管理协调、华工教育、记录宣传、权益维护等活动,在促进双方沟通、提振华工士气、提高工作效率、增益华工智识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

BBNJ国际协定与全球渔业治理的协调机制研究

随着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国际协定(BBNJ)进程的推进,其与全球渔业治理的关系问题也日益突显。BBNJ框架下海洋综合治理原则、区域管理工具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将会影响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渔业监管。BBNJ讨论进程表明,各方面临的挑战不在于确定相关法律原则,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克服目前的体制、机制的局限,如何克服现行分散的国际法律秩序的障碍和协调诸如区域管理工具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工具的关系。BBNJ国际协定应在国际海洋法的框架下,协调与现有渔业管理机制的关系,以创新的治理手段提高其与全球渔业管理机制相适应的能力。

汉代社会家国同构的历史意蕴

汉代社会所形成的家国同构,既是统治者为加强皇权对“忠”观念进行强化和教化的结果,也与大部分民众是个体小农密切相关。在“忠孝一体”观念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把“忠”内化为一种政治信仰和社会品德,并以此构成了汉代社会家国同构的历史内涵。虽然汉代所形成的家国同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毕竟铸就了中华民族“个人、家庭、国家”的家国共同体观,提高了当时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们应汲取汉代社会家国同构所蕴含的家国共同体观以及“孝亲忠国”等价值意蕴,使其成为当今社会建构国家认同、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历史源泉。

罗伯特·白英跨文化叙事中的鲁迅形象

在罗伯特·白英关于中国的跨文化叙事中,鲁迅占据一席之地。1940年代白英在文学译介中称鲁迅为“现代中国文学之父”,这一身份定位基于三个判断:鲁迅是历史与文化变革中的拓荒者、“白话文学的先驱者”和“民族之魂”。1970年代作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历史现场的亲历者,白英对“被纪念”的鲁迅有自己的思考,他将鲁迅的“神化”现象归因为特定历史时代“有与无”和“一与多”的矛盾张力。在白英聚焦的若干中国镜头中,鲁迅成为一个被定格的长镜头,折射出“流动”和“变化”的“中国世界”及其“一个时代的颜色”。

论儒家与斯多葛学派仁学思想之异同

儒家与斯多葛学派都讲仁爱和仁政,都是通过究天人之际这一"哲学最深层的秘密"而推演出伦理和政治的根本原则,都认为仁爱与仁政既根源于自然法又内在于人的心性,体现了中西哲学共有的天人合一、既超越又内在的思维方式。其仁爱和仁政思想,分别可以粗略地概括出七同而三异。根本的差异在于,儒家特别强调天赋的恻隐之心对于一切道德和政治的本原性,而斯多葛学派的芝诺、塞涅卡等人则把怜悯和同情看作灵魂的疾病,后者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儒家的恻隐之心说虽与芝诺、塞涅卡和康德背辙,却与以同情心为道德之本原的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相通。但英国经验论哲人认为从"是"(to be)中推不出"应该"(ought be),则又不及儒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之说高明。

“江沽造水”叙事分析

“江沽造水”收录于中国叙事长诗《黑暗传》,故事描述了主角江沽历经千万险阻取水救命的过程。本文运用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对“江沽造水”的故事进行文本角色、叙事结构、语义矩阵等方面的阐释,通过借用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来描述这一故事的语义边界,并试图分析这种浅层内容的“缺失”背后所潜藏着的更为终极的生死命题。故事对主角心理和最终命运的描述缺失是民间口传文学中特殊的叙事方式,在对接受者把握其深层结构产生了阻碍的同时,亦为挖掘和扩大故事的语义量留下了丰富的余地。

因地而生:历史时期的佛教与徽州社会

汉晋以降,佛教开始传入徽州,历经唐宋以至明清,佛教在徽州的历史经历了萌芽、发展、鼎盛以至衰落四个时期。在早期徽州生存压力较大的形势下,佛教以祈雨等为突破口,在徽州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唐宋以后,遵祖与守孝成为徽州社会的重要准则,佛教通过维护祠堂、祖墓以及葬礼等获得了诸多参与徽州日常社会事务的机会;及至明清,徽商达到鼎盛,佛教借助士绅阶层追求心性超脱以及大量留守妇女需要精神慰藉这一机会,又在徽州百姓日常精神世界中占据了相当位置。由此,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佛教逐渐成为历史时期徽州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纵观历史时期佛教在徽州的发展,时刻关注普通民众的现实需求、注意处理与理学的关系以及借助于徽商和宗族的力量为其在徽州获得较为充裕发展空间的关键。

论侦查阶段证据的合法性审查

刑事诉讼法修改和审判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及严要求。其中,非法证据排除是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司法改革的关键,但目前围绕非法证据排除展开的证据合法性审查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及审查起诉阶段,其应有的抑制非法取证、提升侦查取证质量的核心价值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从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本身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节约诉讼资源、改进侦查取证方法角度而言,应当充分激活侦查阶段证据合法性审查这一颇具我国特色的制度,为强化取证规范予以一定的动力之源。侦查阶段证据合法性审查的机制,应包括审查主体、启动形式、操作程序、审查途径以及分类处置等要素。

礼仪之争下西方“纳中入西”策略的历史演进

明末清初以来,以耶稣会士为先锋的西方文化征略者,在“中华归主”的共同理想驱使下,一以贯之地从事着“纳中入西”工作。西方文化的扩张主体从以耶稣会为主体的来华传教士,到康熙禁教后以学者为主体的欧洲思想界,再到鸦片战争后蜂拥而至的来华传教士。扩张的方式由侧身儒学的隐晦不彰,到自由平等的公开争论;由交流受阻后的单向“攻讦”,到倚恃武力的全面碾压。扩张的内容由为来华传教合理性,而进行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通性构建,到为文化竞争优越性,而进行的中国文化从属于西方的比附索隐式虚构,再到为资本主义精神自我实现,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一切文化进行批判否定,最后为扩张合法性,把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置于不同进化序列上的霸权建构。在此过程中,西方实现了对中华文化的享有而自强,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却陷入了深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