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美关于盟军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交涉(1942-1945)

1942年初,对日作战各盟国经过协商,成立统辖中国、泰国和越南的盟军中国战区。1943年秋,英国主导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并试图“侵蚀”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区域。其后,围绕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中英美三国断续交涉近两年。在此期间,除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中英两国还非常重视维护和加强各自在泰国和越南的影响力。与中英两国不同,美国着重考虑中国战区统辖范围调整对军事方面的影响。日本投降前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被迫将泰国和越南南部划出盟军中国战区。中、英、美三国之间的交涉,不仅改变了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而且对盟国战后受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八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2021年5月7—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共同主办的"第八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召开。本次会议收到来稿208篇,经专家匿名评审择其优者36篇参会。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先后致辞。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涛助理研究员对平台进行了介绍。本次会议围绕"国际形势与外交""军事与战略""沦陷区""中共根据地""社会与文化""战时经济"等主题展开。

中荷新约谈判与荷属东印度华侨权益(1942—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荷两国关于荷兰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各项权利之新约谈判,虽然内容整体上与中英、中美新约大致相同,但谈判迁延日久,迟迟不能签约。对于中荷新约的谈判,中方尤其注重华侨在荷属东印度法律地位的改善,以及维护与增进该地华侨的利益,对此中荷双方意见分歧,双方在领事职权及设领条款、进出境及旅行居住经商各问题上反复争持。谈判过程中,荷兰仍抱持殖民主义心态,希望保留若干特权,并极力回避对荷属东印度华侨的种族歧视问题,中方借助战时盟国的新身份及中英、中美新约达成的示范效应,对荷方施加压力,最终在新约谈判中取得相当的成果,但中英、中美新约的示范效应也有其限度,中方最初方案中的一些诉求实际未能达成。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日本军队歌曲《元寇》与甲午战争日军精神动员

元朝时忽必烈曾派大军东征日本,日本史书称之为"蒙古袭来"或"元寇"。明治以后,这一历史事件被作为凝聚和弘扬日本民族精神的上好素材广泛宣扬。甲午战争前,一首名为《元寇》的军队歌曲在日本民间自发组织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中产生。该歌曲以国家主义为核心思想,用"蒙元"隐喻"满清",以"国难"激发士气,并通过鼓吹武士道和国家神道对士兵进行洗脑。其歌词体现了对民族主义史学家赖山阳汉诗《蒙古来》的继承和超越,特别是代表复仇的"仇讨说"完美地充当了粉饰日本对华侵略的借口。《元寇》作为日本军歌史上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影响深远,是日本"元寇"题材民族主义文艺创作的先声,也是民间右翼、军乐队员、社会大众等各界积极"协力"侵略战争的重要史证。

回首四十年 整装再出发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四十个年头。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此同步，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环境也更为开放，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加，大量新资料被发掘，越来越多的优秀论著问世。这些方面的长足进展，受益于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抗日战争研究的繁荣局面。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暴露的若干问题——基于国军内部的观察与反思

关于1937年的淞沪会战,学界已有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已有讨论多集中于战况梳理、战略指导等,对于参战的中国军队本身则鲜有探讨。淞沪会战后,国军各级部队均有对沪战的总结与反思,德国军事顾问在会战期间及战后多次递交其对中国军队的观察与建议,很多参战将领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参战的所思所感。与日军相比,国军的劣势绝不仅在于武器装备,而是军令、军政、军训等多方面的欠缺,其在淞沪会战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看似割裂,实则有着很强的联系。究其原因,中国军队的军人观念、官兵素质、军事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尚未达到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标准,这也使得淞沪会战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未得到大的改善。

英国与战时中国西北假道运输之交涉

滇缅路中断后,为打通新的国际运输通道,国民政府从1942年年初起尝试开辟假道苏联中亚的西北运输通道,并与苏联、英国和美国这三个相关国家分别进行了交涉。相较于苏、美的冷漠、消极,英国政府在假道运输一事上表现最为积极。其不但在协调确定运输线路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还在假道运输线路途经的英属印度以及英治伊朗均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此外,英国外交当局亦积极协调苏、美两国政府,为推动苏、美落实假道运输方案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英国之所以对此假道运输计划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主要原因除了作为盟国应尽义务之外,也有通过对华释放善意,借机寻求改善当时日渐紧张的对华关系的考虑。然而,限于自身实力以及对美、苏两国的影响力,英国政府的努力并未获得应有的效果。国民政府打通西北陆路国际交通线的计划最终夭折。

跨越国界的历史认识——顾若鹏《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读后

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其中包括设立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以及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法庭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除此以外，还包括与上述审判不在同一法理体系和框架的日本战犯审判，如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和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主导的沈阳和太原审判。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由于涉及战争责任的确定和国际正义的实现等“大义名分”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中日两国“历史纠葛”的源头。相对而言，学界对各盟国主导的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关注，远不如对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此外，相对于中日两国学界，西方学界对战后中国政府对日审判的研究亦不多见。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6月27-28日，由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保定抗战历史研究会主办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保定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以及日本小樽商科大学、京都产业大学、山形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会，就抗日战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混乱的秩序:珍珠港事变后海关总税务司的人事更迭

珍珠港事变之后,重庆国民政府对重建后的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控制力显著增强,外籍总税务司的权力受到明显削弱,周骊成为海关史上"最没有权力"的海关首脑。梅乐和复职之后,并没有改变总税务司地位削弱的事实。《中英新约》的签订、梅乐和的辞职标志着英国在中国海关特殊地位的终结。考虑到总税务司的权力已经削弱、海关在战后重建以及对外贸易中的作用,重庆政府任命美籍税务司李度继任总税务司。重庆政府对海关的政策转变,终使总税务司署与外籍总税务司在民族主义的冲击中保存下来,稍改海关在珍珠港事变后的混乱局面。

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德国寻求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和解,尝试与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努力,在和解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将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王完白与孤岛时期上海重整道德运动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群体对日伪殖民统治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国基督徒也面临同样问题。与积极抵抗的爱国者或是卖国投敌的汉奸不同,上海一些中国基督徒发起重整道德运动,力图依靠基督教信仰来提高个人和社会道德水准,借此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王完白和其同道在上海利用租界内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和宣传重整道德运动。他们借助英美力量,使得重整道德运动在租界内盛行一时。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特殊的政治地位消失,这一运动也由公开的大规模对外宣传转向小团体活动,并逐渐趋于沉寂。上海重整道德运动反映了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对战时宗教徒社会活动和心态的影响,战时中国基督徒活动和心态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出版

程朝云的《抗日战争时期人1：7内迁研究》一书，以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的战区、沦陷区人口向后方的迁移为研究对象，该书鉴于学界目前对战时人口迁移的研究大多偏重于某一方面、或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的现状，重在对战时人口内迁问题作整体性研究。作者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在大量占有和考证原始史料，尤其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档案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档案、报刊杂志、各种资料集、回忆录、当事人日记等的反复甄别、推敲，对战时人口内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抗日战争与西部内陆省份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是中国新兴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的一次大调整时期。抗战对中国东南沿海医疗卫生事业强省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却为居于西部内陆的四川提供了发展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难得机遇。抗战爆发前,四川公共卫生事业与同时期的全国相比,显得非常落后。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争的刺激和战略地位的提升,社会及民众对公共卫生事业的需求在四川变得日益迫切和必要。在此背景之下,现代意义的公共卫生事业在四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四川进入现代史上医药卫生事业大发展时期。四川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建立起来。抗战结束后,四川由此奠定了在西南乃至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大省的地位。

难民申请书中的日军暴行与日据前期的南京社会经济(1937-1941)

本文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政府振务委员会南京难民请求救济的申请书1000余份,确凿地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指出难民区内无辜平民被滥杀,并非都是被怀疑为溃军的青年人;被屠杀的南京平民遍布城区、乡间、周边县份及省外;屠杀者既包括日军地面部队,也包括其他兵种。日军的焚烧、劫管等各种活动,直接摧毁了南京的各类产业,造成社会经济普遍凋落。尤为重要的是,申请书反映了南京大量的幸存者既要承受生计无着、物价飞涨带来的痛苦,同时更承受着亲人被惨杀等日军恐惧活动带来的身心折磨,日军造成心理致残的人口,与其造成的身体致残的人口同样是一大社会恶果。

《抗战时评》

李良志、史桂芳、裴匡一编著的《抗战时评》，作为《石头说话丛书》之一，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该书276千字，精选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期间，重要报刊所载与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日相关的时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

湖南会战:中国军队对日军“一号作战”的回应

湖南会战是 1 944年“一号作战”中交战时间最长、国民政府军队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以湖南会战为个案 ,具体而微地剖析国民党军的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情形 ,也许有助于从军事史的层面加深或纠正我们对抗战正面战场的既有认知。

中国抗战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的谜底

抗日战争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对这个谜 ,目前有 4种答案 :1 938年 1 0月说、1 939年 9月 1日至 1 6日说、1 939年 1 0月 - 1 2月说和 1 94 0年冬说。而毛泽东的谜底是 :中国抗战在 1 939年 8月 2 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 9月 3日英法对德宣战这样有利的国际形势中 ,在日寇更加困难与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下进入相持阶段。与谜底相关的毛泽东等的一份电文的成文时间应当是 1 939年 1 0月 3日 ,而不是同年 7月。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 ,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 :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 ,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 ,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 ,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 ,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 ,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 ;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 ,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 ,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 ,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 ,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 ,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 ,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 :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 ,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 ,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