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三世罚金卷轴的数字化整理与研究——一个兼顾公共性与学术性的档案

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堪称英国数字典藏建设的典范。基于XML TEI和RDF/OWL技术路径,罚金卷轴工程完成了翻译文本格式和原件数字摹本的数字化。秉持公共性原则,项目组采取了开放性、英译、便捷的网页设计等措施;秉持学术严谨性原则,项目组采取了严格的翻译标准、保留原件复杂的文件格式、延续历史学和档案学研究在参考文献的印刷传统、文本搜索、数字摹本等措施。每月卷轴是罚金卷轴的特色板块,通过网站和非专业用户之间的双向互动,项目组实现了公共性与学术性的桥接。亨利三世罚金卷轴工程为代表的档案数字化整理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趋势,在维系学术的严谨性同时,兼顾档案的公共性,并在此过程中调动社会对档案建设的关注。

审议促监督的转化机制——以Y市空间规划监督工作为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民政府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大监督是规制现代政府公权力,避免其异化的重要环节。既有研究重在监督权力的配置与归属,研究对象较为传统,监督工具的缺失致使监督权力的运行过程还较为模糊。审议是地方人大对规划行政实施监督的重要工具,然而从工具的使用到监督效能的转化,其过程机制还有待揭示。为此,文章以Y市为基础,以访谈文本的扎根分析为依托,对审议全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现阶段人大对规划的审议,更多表现为工具理性,监督价值有待引入。地方人大要实现对空间规划的有效监督必须考虑审议议题、审议程序和审议结果三要素,并且让审议三要素分别在压力机制、追责机制和赋能机制的主导下发挥效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

现代化源起于西方,但这不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一直作为效仿者,也不意味着早发现代化国家始终作为领航者。所谓走向现代化,其实就是人类不同文明在互动互嵌互塑中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化曾一度遭遇西方现代化的傲慢与偏见,西方文明为把优越论强加给世界,他们将文明作为方法,以文明化身自居,诋毁他者文明。中华文明正是在回应西方现代化及其文明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生机和活力的。虽然欧美现代化、苏俄现代化一度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选择,但是现代化模式并非定于一尊,现代化标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为超越西方现代化和克服世界现代化总体性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

个人政府信息更正请求权之建构

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包含个人市场信息和个人政府信息双重意涵,个人信息权利具有私权利和公权利双重面向。就权利基础而言,个人对于政府的信息更正请求是一种基于消极地位的防御请求权。就权利构造而言,个人政府信息更正权利的提出主体、是否记录不准确的判断主体,原则上均为本人。个人政府信息更正的内容应该区分事实与评价。信息更正的方式包括追加、更正和删除,其中删除标准不同于被遗忘权基于个人评价的主观标准,是基于事实是否准确的客观标准。个人申请信息更正无须实行公开申请前置主义,应由行政机关在审查更正申请时进行信息公开性的审查。就权利救济而言,应坚持更正申请前置,区分信息记录行为审查与行政行为审查,并允许法院在个人政府信息记录明显不准确的情形下作出变更判决。

拜占庭文化的历史价值新论

存在了千余年的拜占庭帝国,和中世纪的西欧、北欧等地区不同,集中体现了东地中海地区希腊文化向中世纪文化过渡和转型的特殊进程。由于地理和战争等多方面的原因,一部拜占庭文化史,其实就是人类历史上东西方文化长时期大规模碰撞和交流的历史。可以说,拜占庭开辟了大规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时代,这是其最大的价值所在。拜占庭人在文化上的功利性的实用主义态度,向后看的文化视野和首都与外省、作家群体之间的隔膜,是导致其千余年文化兴衰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与教育人力资本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推动了人力资本水平的快速提升。本文利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2010年前后两个1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采用分龄计算方法测算了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贡献率”和性别、城乡及区域差异,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与教育人力资本增长的相互关系。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我国教育人力资本增长的对策建议。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条件准备与现实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延伸和实践,蕴含着中国特色治理观的变革逻辑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追求,契合全球海洋治理的目标和需求,具有在国际层面推广应用的潜力和影响力。当前,全球海洋治理机制正处于深度调整期,对国际海洋规则的完善与创新是中国特色治理观实践其核心价值的重要场域和契机。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机制的变革和国际规则的完善,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维护和谐海洋秩序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在此进程中,逐步形成具有普世性、可推广的海洋治理机制和规则,实现中国特色治理观在国际层面的制度性安排。为此,中国需要在全球治理的宏观层面、规则制定的制度层面和国际合作的实践层面做出努力。

追寻文明的“新力”--晚清文明论潮流中的《摩罗诗力说》

鲁迅早年推崇富有反抗精神的“摩罗诗人”,强调其诗歌力量对于复兴中国文明的意义。通过回顾古文明的兴衰史,鲁迅指出文明和野蛮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不同于晚清学界对19世纪西方文明的简单崇拜,鲁迅认为野蛮蕴含着文明发生和发展的本源力量。受章太炎、尼采影响,鲁迅对文明和野蛮的关系作出了全新解释并彰显出野蛮作为“内在文明”的意义。鲁迅提倡的“摩罗诗力”深化了晚清尚力思潮,他的理想是借助“摩罗诗力”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使之恢复勇于战斗、进取的生机和活力,完成文明再造与民族革命的使命。

弹性与理性:1956—1962年上海地区的市场竞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公有制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上海地区城乡市场的商品流通形成了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的三分格局。随着传统的流通渠道被压缩,旧有的商业关系被打破,从而公营集体和私营个体两大类的竞争、公营单位之间的竞争以及机构内部流通行为,演变为新的市场形态。行政机构与地方产业互动中,不同地区、部门、行业间要素流动的弹性和利益博弈的经济理性,对后来上海地区的市场发展及当今长三角的竞争格局有着深远影响。

构建寓价值观于其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原则。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提升,也是对当今时代的引领。历史上的《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表明,以儒学为重心的中华文化的知识体系,具有价值性和知识性结合的传统。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知识体系虽发生重大变革,但价值性和知识性相联系的传统得以继承发展。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这个传统,习近平依据时代变化,对此作了更深刻的论述。

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治理优势与制约因素

国际文化大都市是全球城市的特殊形态,在体现全球城市普遍性特征的同时,也凸显着能够占据竞争优势的文化软实力。本文在城市治理视域下审视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与世界格局、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基于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中政府愿景、生产要素、受众需求、关联网络、时代机遇等基本要素对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优势和潜力进行分析,通过全球对比研究发现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存在的短板和问题,探寻上海在全球城市竞争背景下增强城市文化的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对策路径。

“摘帽”后的贫困问题与解决之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体制改革释放的经济活力,区域性开发扶贫项目创造的机会与能力提升,以及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歼灭战,实现了人类史上伟大的减贫奇迹。但是,致贫的原因非常复杂和多元,减贫也必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摘帽"后的贫困表现为贫者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农户能力贫困引致返贫的风险;农民工权利缺失与城市相对贫困的关联;乡村老人的生存与发展困境。建议将持续减贫纳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以乡村产业革命增加乡村贫者发展机会;通过城乡相互开放提升乡村价值;全面实现和保障农民权利;重塑乡村老人的生存发展境遇。

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进入低谷之时,却在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效应。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不仅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予以重视,一些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型理论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重要性并采取了具体的行动,近几年来在国内和国际文论界频频发声的张江就是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位学者。他在不少文章和访谈中,不仅批判了当代西方文论所陷入的"强制阐释"之窘境,同时也以自己的批评和阐释实践推进了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进程。可以说,张江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和看法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也即不仅要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加以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而且要更加注重中国当代文论的国际化和理论话语的建构,从而向国际文学理论界推出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大家。张江一方面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出发,对当代西方文论所处的困境作出了批判性分析,另一方面也从中国的立场,提出了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本文通过具体的数据和批评性反响来证明,张江及其强制阐释论已经引起了国际主流文学理论界的重视。此外,作者还基于自己长期的国际化实践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路径和对策。

我国居民部门资产结构是理性的吗?——基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研究视角

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似阶段相比,当前我国居民部门资产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非金融资产和以银行存款为代表的无风险金融资产占比过高,而以股票和债券资产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占比过低。但是,通过将这一居民资产结构现状与最优资产结构对比后发现,当前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并从大类资产风险收益比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理性选择行为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理性"却不利于当下我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进而不利于经济转型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管理层应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机制,重塑市场价值体系等相关措施引导居民资金回流资本市场。

人工智能作为法律拟制物无法拥有生物人的专属性

人工智能(即AI)不是法律主体的讨论,是AI作为客观存在进入和体现在法学、法律中的起点。法律主体的界定,不仅关系到"谁"有权利要求以主体的身份出现在法律的视野中,而且进一步看,这也关系到国家、社会和法律以何种态度对待该主体。人,或法律主体,依法拥有、使用、收益包括有体物、无体物的物权权利,而物作为法律客体的存在不享有此等权利。AI,鉴于其高度智能化的特征,其进入法律规范的身份地位是物,决定了其后与其有关的任何法律现象和难题的思考方式和解决路径。

上海交大学人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4、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

内在激励VS外在激励:如何激发个体的创新行为

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收集相关中英文文献,探讨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中介机制及东西方文化的调节作用,并比较两种激励模式对个体创新行为的作用差异。结果显示:(1)与认知学派持有的观点不同,本研究发现,外在激励并未损害个体创新行为,而是通过正向影响个体内在动机进而促进个体的创新行为;(2)内在激励通过正向影响个体内在动机,进而提高个体的创新行为;(3)基于情感适应的原则,与内在激励相比,外在激励对创新行为的作用效果相对较小;(4)外在激励对个体创新行为的作用存在显著国别差异,中国情境下外在激励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更大。

台湾选民议题取向的空间模型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统"独"议题一直在台湾的政党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近年台湾经济不景气、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政策议题的影响力明显上升。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社会正义与贫富不均更成为国民党和民进党政策攻防的焦点之一。那么,社会福利议题和统"独"议题何者更能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本文基于2012年"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数据,运用"空间理论"的"趋近模型"和"空间模型"分别检验统"独"议题和社会福利议题,找出最符合台湾选民"议题投票"行为的解释模型。同时,通过台湾选民议题取向的历时性分析,判断议题立场对选民投票行为影响程度的变化趋势。

北极航行治理新规则:形成、发展与未来实践

在北极海冰融化、航运活动增加的背景下,国际海事组织耗时数年制定一部专门规范极地水域航行的强制性规则,以实现安全与环保的双重价值追求。北极航行治理新规则经历了从委员会通函、大会决议等软法规则到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极地规则》之发展历程。通过对《极地规则》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研究,可总结出该规则建构的价值基础,目标导向型标准与分阶段战略性目标的运用有助于实现《极地规则》的价值追求。《极地规则》的有效实施不可能依靠单一身份国家的力量,而需要多元身份主体包括沿海国、港口国、船旗国的通力合作,共同见证北极航运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