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再议

学界对《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中重叠的武松—潘金莲故事之关系,有五种观点:繁本→《金瓶梅》说、《水浒》繁本+简本→《金瓶梅》说、《水浒》简本→《金瓶梅》说、同源异流说、增益回流说。通过对两部小说用语习惯的辨析,可以确定《金瓶梅》中的武-潘故事当是由《水浒传》流入;而《水浒传》版本的简、繁概念,当以情节完整度、故事流畅度区分;以此为标准,并结合《金瓶梅词话》中有部分字形具有建阳刊本风格的现象,可以推断,《金瓶梅》所抄改的《水浒传》应是一种属于繁本系统的建阳刊本,约刊刻于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

比较研究·阅读镜像·鲁迅学史——藤井省三鲁迅研究的三扇门

藤井省三是日本有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在鲁迅研究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日本鲁迅研究整体性式微的世纪之交,藤井省三着力打开比较文学、阅读镜像和鲁迅学史研究的三扇门,表现出综合新变的倾向,这对拓展鲁迅研究的文化空间具有启示意义。但研究偏重于平行研究和综论,因而显得有些空疏和肤浅,特别是近些年有消费鲁迅的嫌疑,这是我们要批评和努力克服的。

历史·地方·生态——《城堡之外》空间意象的多重表征

《城堡之外》聚焦于家族史的表述,作品呈现出多种解读路径。从作品中大量出现的空间意象来看,这些空间意象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还呈现着地方性经验,同时也引发了生态反思。在作品的家族历史和时代叙事中,古罗村楸树坡城堡、辽阳沐家大院和枫城清水湾工业区分别见证了古罗村的起源、中国的近现代史和新中国的建设史;在承载思乡之情和表现地方性经验方面,古罗村、麦家祠堂、罗水湖、辽阳、文庙等都为作品增添了地方风情;此外,作者在清水湾工业区破坏生态环境和古罗村村史馆保护传统文化的对比中展现出了对于生态话题的高度关注。

《色,戒》的改写与张爱玲自我形象的重塑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不仅征引本事、作品等“他人的前文本”,而且具有鲜明的“自我指涉”特征,承载了张爱玲的个人情感体验与生命隐痛。不过,《色,戒》中飘忽、朦胧的张爱玲气息难以捕捉,而重返小说创作及改写的历史语境,能帮助我们接近她隐秘的创作心理。梳理《色,戒》成文过程及改写时间,《小团圆》与《色,戒》的互文性对话关系浮出水面。自传小说《小团圆》对张爱玲作为“胡兰成妻”身份的回忆、复述,是张爱玲对自我生命隐痛的正视,由此产生的复杂情感构成了其改写《色,戒》的心理场域。因此,《色,戒》的改写不仅体现了张爱玲对作品的经典化诉求,更暗含了其摆脱被玷污的身份与重构自我形象的潜在心理动因。

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理论建构及其符号学方法——评《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

作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取得了长足进展。如果说赵宪章教授总主编、许结教授与沈卫威教授副总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堪称这一领域的恢宏史论,那么,赵炎秋教授的新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研究》)则为学界呈现出极具原创性与本土化的基础理论。

诗格与故事:日本汉诗人的禁体诠释及其仿拟

欧阳修、苏轼的聚星堂雅集故事及其禁体物语诗,不但被历代的中国诗人奉为典范,也深受日本汉诗人的仰慕和推崇。从五山禅僧到江户学者到明治文人,诠释禁体诗格、续修禁体故事、仿拟禁体创作形成一种诗学传统,这一方面展现出欧苏尤其苏轼在日本汉诗中的典范意义,同时折射着日本诗人继承典范、续写传统的文化意识。日本汉诗人的禁体诠释与仿拟,是中日汉文学共同传统的一个典型呈现。

回到语境与文本重读——推动与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学研究旨在突出和彰显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家文学与批评文本的思想、内涵以及批评实践影响,是一种从经典文本出发渉入文学批评全过程,进而回溯到作为方法论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观念。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学研究无意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研究范式,而是经典研读、批评阐发和方法应用的应有之义。推进与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学研究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本语境,在艰深专能的理论探究中,通过系统整理、文本分类及个案研究等综合研究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典文本研究上精耕细作,展现马克思主义原典文本的理论价值及其当代意义,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值得尝试的工作。

耳朵里的故事——文学叙事的三种聆听模式辨析

耳朵是人类接收声音的器官。和眼睛受到视角的限制不同,耳朵对声音的接收是全方位的。对于纷至沓来的声音,人类具有足够的智慧和方法进行处理。法国声音理论家皮埃尔·舍费尔提出了人类倾听的三种基本模式:因果聆听、语义聆听、简化聆听。因果聆听是最常见的,它是为了获得发声源的聆听。语义聆听是指为了对一段信息进行解释而编码或组织语言的聆听模式。简化聆听是指那种以声音本身的特点为中心的聆听模式,与它的因果和意义无关。综合运用三种不同的聆听模式,读者可以辨析和享受许多美妙的故事,更好地理解叙事蕴含的意义。

文史田野与现代中国精英的德国文化认知--以若干文本与作家的多重侨易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选择若干重要文本,包括曾朴的《孽海花》、彭家煌的《Dismeryer先生》、刘盛亚的《小母亲》、陈铨的《死灰》等考察"德国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里的塑造形变过程,尤其凸显留德作家因为其地理位移过程而导致的精神变易现象,在这里主要表现为对纳粹德国的认知度,指出其侨易过程的复杂性。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想像不仅有着自身国族确立的"他者维度"的引入必要,也更具有超越国族而承载普遍使命的世界胸怀,我们既为"世界之中国",也必然具有文化理想上的"中国之世界"的可能。

现代性的终结与虚无主义的机遇——瓦蒂莫的虚无主义思想初探

虚无主义思想是瓦蒂莫早期著述中的核心。在瓦蒂莫看来,启蒙运动方案的失败使得虚无主义的问题凸显了出来。作为对“虚无主义”问题的回应,以阿佩尔为代表许多二十世纪的思想家都致力于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形而上学式的重新挪用”。但是,瓦蒂莫则认为虚无主义并不是文明病症,而是人类自由的机遇。而要想实现这一机遇,则需要利用大众媒介并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出发告别“强力思想”。

元代道教诗人马臻其人其诗刍论

马臻是元前期活跃于江南诗坛的著名道教诗人,存诗数量逾千,且艺术水平较高。清人顾嗣立编《元诗选》,为其作传,疑其为宋遗民。通过对马臻诗歌怀旧之思、感时伤世和隐逸情怀三大主题进行讨论,可以说明顾氏的推测不合实际。有关马臻的生平资料十分有限,理解其诗的主题是认识其人的关键,同时对我们深度把握元前期杭州地区易代文人的生存环境、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亦有较大帮助。

建国70年《诗经》研究的成就与启示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诗经》奠定的文学传统一直影响了中国文学几千年。20世纪《诗》学研究史与中国文学研究史相终始;因此1949年-2019年70年的《诗》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学研究成就。70年《诗》学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78年、1979年-2000年、2001年-2019年。第一阶段的《诗》学研究发端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诗》学研究派",其中成果数量不多,但却强化了此前以"人民性"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调的研究特色。第二阶段随着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深入研究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以及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反思,《诗》学研究完成了学科自省,并在世纪之交开出多元并举的繁荣局面。进入新世纪的近二十年里,因为上博简、清华简等新材料的发现,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话语的互鉴中显现出的主导作用,又使《诗》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这对21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评录发微

比较《文心雕龙》与《文选》对论体的评录,可谓同中有异。从论之名义而言,二者皆认识到论体析理的特质,但刘勰以述经叙理为论,并突出伦理的内涵,体现了浓厚的宗经思想。关于论之体制,刘勰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又要求规避嘲戏辞费、巧辞曲论等毛病,较之萧统更为详赡。就论体品类而言,刘勰析为议说哲理、训释经义、辨析政史、铨评文辞四类,萧统则分列"设论"、"史论"、"论"三类。尤需注意的是,萧统将"设论"与"史论"、"论"并列,符合"设论"创作实际,又突显"设论"既通于"论"又假设问答以明志之特质,得到后人认同。在论体佳作选录上,二者选篇相同者较少。刘勰选篇重辨析源流,且偏好玄学论文;萧统则多选辞义精美之作,尤重蕴含政治教化之论。

清末民初挽联与新文学的发生

晚清以降,哀祭文体盛行于文坛,其中尤以挽联为胜,当时的知名人物,无论文人还是武将,均酷爱写作挽联。挽联被用来娱情、炫才、言志、抒怀,不一而足,其功能得到了极度扩展,其内涵和形式或隐或显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挽联在主题形态、生命观念、叙事方式、叙事情感,甚至语言形式等诸多方面与新文学的发生存在密切的关系。文章以详实的楹联文献为基础,具体细致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论作为叙述策略的文人言志风尚

古典文人嗜好书写"穷愁",现代文人则爱写"生死",其实前者的用意一般不在"穷愁"本身,后者更无意探究"生死"的本质。这些常常只是文人的叙述策略,他们藉此寓托自己文学之外的社会志向或道德情怀,故此可将它们分别称为"穷愁藉寓"和"生死藉寓"。这二者共同构建了古今文人的言志风尚。文章梳理了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探究了文人言志风尚发生现代转化的动力和条件,尤其指出了,它们在审美趣味上存在巨大差异:前者追求美善统一,后者制造美善分裂,然而,它们应对社会现实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强化主观感受,规避客观矛盾。作为叙述策略的文人言志风尚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蕴涵了中国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被动、颓废、软弱的人格品质。20世纪文学作品中泛滥的消极情绪和它不无关联。

实践、伦理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放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形态显示出自身知识系统的开放性,马克思的实践观则是其体系开放的理论前提。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逐步形成了现代革命伦理型批评,这一批评既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原因,也有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批评的影响因素。面对经济全球化、消费文化崛起的现实情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有必要进行理论模式上的调整,我们认为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构建蕴含个体价值关怀的人民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批评,以丰富和充实当代中国伦理生活的现代内涵。

论林徽因诗歌的现代主义特质

林徽因的诗作数量不多,但水平较高且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丰富多义的意象使诗歌含蓄而朦胧;客观对应物与思想知觉化使抒情生动而节制;以唯美形式表现出的孤独、悲观、绝望与虚无则使诗歌具备现代主义诗歌的颓废之美。林徽因的诗歌既体现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又揭示出西方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趋势。

“义利之辩”对后世作家价值观及人格塑造的影响

"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辩题,从先秦诸子到现当代的文化价值取向,都关涉到这一命题。先秦诸子对于义利之辩,各家虽表述不同,但实际上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阐释了义利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对后世文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儒家的"舍利取义"的思想对于后世文人的人格树造和道德挺立有极大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境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的散文、诗歌、戏剧和小说,以文学的形式表述了丰富的义利取舍的观念和思想。义利之辩不仅影响中国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论认为,文学是超功利的,只有去除名利之念,才能写出好诗文。

毛评《三国志演义》叙事主次思想探析——兼与罗兰·巴特“核心—催化”说比较

与罗兰·巴特的"核心—催化"说相比,毛氏《三国志演义》的相关评点揭示了叙事"主""次"关系的层次性、相对性和审美性,从而可以与罗兰·巴特的叙事主次思想进行交流、对话,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再论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一个“话语事件”的理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论界所提出的文论"失语症"问题,作为一个典型的"话语事件",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文论建设的理论困境与文论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则集中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知识界的思想分野与话语转型。文章结合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嬗变,文化知识界的多重转向,现代性的断裂,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想的兴起等问题,辩证分析了文论"失语症"命题,在指出其话语合理性的同时,也对错误的思想倾向作出了批评与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