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藏繆荃孫《儒林傳》考論

繆莶孫曾於光緒年間及民國初年兩度與修清史《儒林傳》,其光緒所成傳稿的具體情形一直以來並不爲研究者所確知。實際上,上海圖書館藏繆莶孫《儒林傳》的傳記文本内容即爲其光緒傳稿。另外,繆荃孫《儒林傳》内還有大量的書寫圈畫筆迹及黏附簽條,均爲民初缪氏纂修清史的工作留痕,反映出其前後兩次纂修存在緊密關聯。繆荃孫《儒林傳》以上下分卷記载清代漢宋之學,這一學術史論述形式最終爲《清史稿·儒林傳》直接承續。

崔瑨與唐宣宗中後期的夏綏軍(中)

根据杜牧的記載,吴廷燮《唐方鎮年表》最早定之於大中三年,郁賢皓《唐刺史考》則■於大中三年、四年,均認属在大中五年李福出鎮之前。不過這就產生了若干疑問。首先,倘若崔瑨擁旄夏綏銀在李福之前,那麼史傳對李福以文官出鎮的描繪就難以取信。

近代詩人的“由唐轉宋”

錢鍾書《談藝錄》論詩分唐宋,舉近代湖湘兩詩人陳銳、程頌萬為例,以馬其由唐轉宋,是因年事氣稟所致。考近代詩學文獻,知二人詩風的轉變,并非在晚歲,而是在中年之際,其主要的緣故,也是當日宋派詩大行於世,二人馬裏挾而致。近代不同地域不同派的另七位詩人,其詩風之變,也是“由唐轉宋”,知晚近詩人的“由唐轉宋”,是較馬普通的現象,不止一二人而已。從此也可見近代宋詩派的風氣之盛,及其給别派詩人所加的壓力和影響。

馬王堆M3遣策“駙馬”補說(下)

駙馬,或寫作副馬,即遊牧民族騎兵備用之馬。騎兵或一人兩馬,或兩人三馬,一馬疲累時即以駙馬更换,可以保持行進速度不墜。如《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四《金虜圖經》,言“(虏人)居長以兩騎自隨,戰騎則閑牽之,待敵而後用”,所言即駙馬之功用。

北宋仁、徽兩朝的“太平敍事”與宋人文化記憶

在南宋人的集體記憶中,宋仁宗、徽宗兩朝分别代表了兩種北宋"太平"敍事。邵雍的《伊川擊壤集》堪稱仁宗朝的"太平吟",而推崇仁宗"嘉祐之治"的宋代士大夫在後世更將其盛贊爲"幾至三代"的"本朝盛時"。另一方面,徽宗朝堂所時興的"太平文體"在文獻層面建構出"太平盛世"的人爲景觀,其内容包括宋徽宗的宫詞創作、朝臣的應制帖子詞,以及與宣和御畫兩相映襯的君臣題詩。宋徽宗追求"豐亨豫大"的帝都中心觀,而恭儉的宋仁宗則代表了天下無事的太平治世,兩者在後世的形象對比,實則反映了宋人的文化記憶對北宋盛世的事後反思與理想化追述。

論順治十七年分江寧撫屬奏銷案

朱國治在江寧巡撫任上發動的奏銷案是清初重大歷史事件,雖屢經學界探討,然種種細節仍有待發覆。本文在發掘、整合新舊材料基礎上認爲,該案與明清奏銷制度息息相關。進而根據考證,認定該案名稱當爲“順治十七年分江寧撫屬奏銷案”;並從錢糧清查與奏銷制度建設、區别“三欠”民欠、清廷政策轉向、官員考成嚴苛化及朱國治個人因素等方面考察發案原因;繼而詳考該案所應用的則例及案發的詳細過程。在詳細探討韓世琦對江寧撫屬奏銷案的繼續推進和清查工作基礎上,對清廷清理該案細節作出揭示。同時考察該案罹案人員在案發後的種種經歷,兼及部分人員艱難的起復過程。然後從審計制度建設、江南行政體系調整及財税制度建設三個方面具體探討奏銷案的影響,進而認爲該案對社會發展具有利弊相參的作用,一方面嚴重打擊江南士紳階層,另一方面則促進清廷諸項制度建設,並一定程度地維持了江南的穩定,標誌清廷對江南的征服,已由軍事或政治手段,轉化爲經濟與政治相結合。

《全唐詩》所收殷堯藩《喜雨》證僞

據陶敏先生考證,《全唐詩》所收殷堯藩詩,相當一部分詩來源可疑,當是書商作僞以牟利(見陶敏《〈全唐詩·殷堯藩集〉考辨》,《中華文史論叢》第四十七輯)。其中於殷堯藩《喜雨》一詩,陶敏先生指出第四句“浙東飛雨過江來”係襲用蘇軾《有美堂暴雨》中的名句,疑爲僞作。

《報任安書》“威約”解(下)

西汉末严遵所着《道德指归论》（《老子指归》），有语曰“郁约而辞卑，拘制而体降”。这是一个互文辞格的偶句，故可知“郁约”与“拘制”同义，拘制即拘禁之义。“郁”字上古音为影母物部，微、物对转，郁与威音近可通，故“郁约”之义，豁然可解，其与上文“威约”、“畏约”、“忧约”等词，形殊而音近，字异而义同，是一组货真价实的双声连绵词，表示被拘禁、充作仆役、被围困以及被软禁等种种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词性为动词，亦可活用为名词。

“晏袤數《會要》一百卷”辨

《宋史．艺文志六》：“《资谈》六十卷。”《宋志》未题撰人。按，郑樵《通志．艺文略七类书上》：“《资谈》，六十卷”，注云：“吴越苑赞时撰”。苑赞时，诸书失载。或疑为范赞时之形讹。

全祖望《鮚埼亭集》碑銘傳狀

前清文人中最富于傅敍文学底意义者，要推全祖望，——这不是因为他底叙述攸关明末死事诸人，而是因为精神上的契合。本来从碑铭传状的成就看，曾国藩集中的作品，也许更完密，更充寅，而且所记诸人，也比较更重要，但是曾国藩所写的是同时诸人，事实清楚，敍述也容易，全祖塑所写的是七八十前的故事，从渺茫错乱的传说中，加以考核和订正，便需要更大的天才。

釋“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兼論劉勰的史學觀念

劉勰"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的判斷,並不如范文瀾所説是由於劉勰不以女媧爲女身,而是他本不以女媧爲三皇。劉勰在六種三皇説中選擇了《尚書僞孔傳序》的説法,一方面反映了他依據"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的原則,對當時受文學"愛奇"影響,對衆多敍述三代以上古史的"雜史"類著作具有"迂怪妄誕,真虚莫測"風格的批評,另一方面也説明劉勰畢竟是以經學作爲史學的裁斷標準。這種"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的做法,與魏晉以來史學逐漸擺脱經學束縛而走向獨立的主流風氣是相背離的。

劉邦集團侍衛組織的組成結構、戰時職能與王朝化歷程

本文由漢帝國成立之歷程,考察劉邦集團侍衛組織的組成結構和戰時職能,並從其王朝化的歷程和特色當中,思考其對漢初侍衛組織成立的影響。在組成結構上,侍衛組織原以舍人、中涓、謁者等散從近侍爲中心,至屯兵霸上以後,漸以郎將、郎中等統兵軍職爲主體。就組織職能而言,散從和統兵兩職系皆需内充侍衛、外從征伐,且因近侍屬性而需執行臨時性的軍事任務,説明戰時體制下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然在王朝化歷程中,兩職系職任分以侍衛和戰鬥爲主,爲漢帝國成立後的侍衛化和科層化發展奠定基礎。

論陸游詩自注的價值

陸游詩集中保存着數量豐富的自注,本文認爲陸詩自注在交代寫作背景、解釋詩意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即使脫離了詩歌原文,陸詩自注也具有獨立的意義,它們提供了陸游生平經歷的細節,交代了陸游與前代詩人間的傳承關係,還發展創造了新穎的語詞,記錄了有關社會、風俗的資料,從而具有多方面的價值。陸詩自注是陸游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末奉教天文學家鄔明著事迹鈎沉

鄔明著是徐光啓所組建之曆局中的骨幹成員,對修成《崇禎曆書》發揮了重要作用。領洗入教後,信仰虔誠,並將天主教傳入其家鄉武昌,促成湖廣開教。然因相關文獻甚少,致其事迹不顯。本文通過現存中文及葡萄牙文文獻,勾勒鄔明著修曆與奉教事迹,進而凸顯曆局成員所構成的天主教人脈網絡及其對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作用。

東漢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爲中心

西汉末年郊祀制初创，遍布全国的祠时祭祀被罢废，国家祭祀格局在空间上剧烈收缩，作为国家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随之发生变革。本文关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束汉国家山川祭祀，将之分为“岳渎之祭”与“郡国山川祭祀”两类，以石刻史料为中心，探讨束汉山川祭祀的仪制、性质与分层。在东汉，国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山川祭祀都进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时，国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个山川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退向边缘，地方色彩渐趋浓厚。山川祭祀随整个国家祭祀格局的变迁，摆脱了先秦遗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牙刷与圆顶帐

古人当有物以洁齿，然向未见对牙刷之记载。恐寡闻孤陋，常不敢言及。後与穆俦前辈谈，亦久存此疑，今乃敢言之。

读书枛录

李商隐《重遇圣女祠》：“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梦雨”一词,清冯浩《玉溪生诗详注》未注,近人叶葱奇《疏注》、刘学锴等《集解》,则皆以为用《高唐赋》语。按“梦雨”为唐人俗语,与《高唐赋》无涉,至宋人小词始牵连及襄王故事。清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六“梦雨”条云：义山诗云云,“注家以阳台梦雨事实之。心疑若是阳台梦雨,何得云‘一春常飘’？

康熙雍正时期捐纳考析

对清代捐纳制度的考鉴性研究，当首推许大龄先生1947年在燕大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捐纳制度》。清代官员的引见履正和题本文书对捐纳行为每有记载，本文试图利用雍正朝引见官员履正和题本等相关资料对康熙、雍正时期的捐纳制度作番考析，以为许文的摘释。

“圣人异相”考释

传说的远古领袖三皇五帝之类，后世人们对他们有多方面的歌颂说法，其中一个分支命题是“圣人异相”。汉班固《白虎通义·圣人》：“圣人皆有异表。”《论衡·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