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ESG绩效与企业价值——基于内外部互动视角

增强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绩效已成为提升企业价值的新方式,而内外部良性互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使用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与外部市场监管、内部财务冗余的互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总体上能显著促进企业ESG绩效,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考虑到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资本市场监管程度较高或企业财务冗余较丰富时,税收激励对企业ESG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其中市场监督与税收激励的互动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激励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税收激励能进一步促进ESG绩效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作用。

脑机接口技术运用中自然人的意思自治与责任承担

脑机接口通过采集、分析和处理人类大脑中的电信号,能够将人类大脑的信号转化为计算机指令,实现人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控制,在医学、教育、娱乐和军事等领域拥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当前已进入临床应用阶段,距离产业化大规模运用时期已经不远。脑机接口技术通过系统与人脑的直接交互来辅助、增强、改变人脑的意识活动,自然人的意思表示与意思形成将发生质的变化,而民法典对于自然人意思自治保护的边界仍停留在受外力作用而导致意思自由的几类情形。民法应当承认“由脑到机”的脑机接口技术通过机器形式对外表达的使用者的意思表示为有效;如果系统原因导致表达不准确,则意思表示仍然有效;但应当赋予表意人以撤销权。“由机到脑”的脑机接口技术对自然人的意思形成存在实质性的影响和干预,但同样应当作为自然人的意思表示来对待。脑机接口技术运用中的责任主体是使用者而非人工智能或系统本身,应当由使用者承担违约责任、准合同责任及侵权责任。民法理论与规则对目前脑机接口技术运用中的相关问题具有解释力与可适用性,但应当思考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一系列民法领域的新问题。

基于试点改革经验的江苏省宅基地取得方式初探

运用对应分析法、熵权法、ArcGIS数据分析方法及SPSS聚类分析法剖析试点地区宅基地改革经验,界定宅基地取得方式划分阈值,探索向江苏省以至全国范围的推广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取得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类:得分介于[0,26.15)之间的为福利分配方式,得分介于[26.15,48.02)之间的为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得分介于[48.02,100]之间的为市场有偿方式。应结合试点地区改革经验,综合运用产权、管制、市场等工具,针对不同资源禀赋地区宅基地资源特性,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1)在以市场有偿为主要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建立合理有序的宅基地流转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收入,探索利益调整实施路径,平衡利益分配格局,推动乡村振兴;(2)在以福利分配为主要取得方式的地区,应继续发挥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逐步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加快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确保户有所居;(3)在以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在保留和更好地发挥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同时,可以适当采用小范围试点,等到条件成熟后,逐步引导宅基地入市交易。

农产品贸易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农村金融发展视角的分析

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产品进口贸易和农产品出口贸易均有利于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提升作用更大;(2)相比农业绿色技术效率渠道,农产品贸易通过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提升作用更强;(3)农产品贸易可以通过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即存在农产品贸易→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4)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变高的动态过程中,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因此,要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一方面离不开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结合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施行差异化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以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溢出效应。

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案例

政策执行偏差会导致政策执行的非预期结果。基于对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的案例分析,探讨中国政策执行的不良偏差问题在荒漠化防治中的表现与机制。基于政策偏差程度和偏差成因两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将荒漠化防治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归纳为四类:扭曲的地方利益观和政绩观导致的象征性执行、制度约束缺乏导致的替代性执行、政策执行素质以及创造性政策执行缺乏导致的机械性执行、目标群体参与性不足导致的抵制性执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执行偏差矫正对策。

社会系统论视角下区块链应用的法律规制

区块链应用已经开始影响经济系统、法律系统乃至全社会系统的运作。作为一种新兴社会信用共识机制,它将颠覆传统信用机制,进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新一轮赋能和改造。社会系统论认为,区块链内部欠缺反思性,自治能力不足。与此同时,区块链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与扩张倾向,会对社会系统及其结构耦合产生激扰。倘若区块链的扩张倾向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将会加剧全社会的"去界分化"风险。并且,该风险还将危及基本权利。面对区块链应用对于全社会各领域的影响,法律系统通过对区块链的法律规制做出回应。因此,在对区块链的法律规制作出整体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应以风险预防和基本权利保护为导向,作出思路和方向的调整。

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的影响——以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例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的双元性视角,在将产学知识流动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知识转化阶段的基础上,以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分别测度知识创新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并使用面板Tobit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在地区间存在不均衡现象,且知识创新效率均值高于知识转化效率均值;(2)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倒U形"影响,但是对产学知识转化效率的影响不显著;(3)在高校类型的调节效应下,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创新效率的"倒U形"影响得到加强,并且对产学知识转化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4)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的影响针对创新集聚程度和地理分布特征存在异质性。

员工薪酬激励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基于当前中国银行业薪酬激励的制度特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了普通员工薪酬激励会引起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增加。造成这种影响的直接原因是商业银行以规模为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而根源在于监管当局"大而不倒"的监管取向。基本逻辑是:"大而不倒"的监管立场引起了商业银行对规模的过度偏好,促使银行通过薪酬机制设计来激励员工扩大贷款项目以创造存款规模,这势必弱化银行的风险控制动机,进而导致过度的风险承担。

政务大厅服务效能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政务大厅在积极开展创新实践的同时,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部门协调难、窗口忙闲不均等诸多问题。量化政务大厅的服务效能,有效识别影响服务效能的关键因素,对于更快更好发挥大厅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献回顾与理论推演相结合提炼出大厅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以及效能影响因素指标,基于普查数据量化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服务效能,构建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大厅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分别从总体和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模式、生产要素、服务内容均会对大厅服务效能产生影响,且各区域大厅的具体影响因素和因素的影响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应因地制宜开展大厅服务模式创新;推动大厅建设标准制定;落实审批事项全面进驻大厅,丰富大厅服务种类,优化服务结构。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长短期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6—2015年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入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变系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异质滞后效应、异质交互效应以及异质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多数行业的产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部分行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产业集聚并不是在所有行业都表现为规模效应,部分行业的拥挤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从滞后效应来看,每个行业随着滞后期的增加表现出异质性的变化规律:正(负)向效应逐渐增强、逐渐减弱、先增强后减弱、先减弱后增强、一直不显著等。从交互效应来看,企业平均规模越小的行业越容易从产业集聚中获取正向效应;大部分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集聚的绿色生产率效应的发挥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少数行业与之相反,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这些行业的国有产权和资产专用性反而发挥了正面效应;在短期内,大部分行业的产业集聚并不能有效推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的短期效应显著;从长短期效应的对比来看,大部分行业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因此,政府在制定集聚政策时不应该忽略不同行业的差异,对所有制造业行业采取"一刀切"的集聚促进措施,而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影响规律和所处的集聚阶段,制定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的集聚政策。

农地闲置治理中的村民互助：地方经验与缺陷补正--以四川省G村为例

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层面对农地闲置的治理问题进行探讨,其研究成果局限于制度构建,忽视了实践经验的重要作用。实践中多数不适宜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流转的地区采用村民互助的方式对闲置农地进行了有效治理,其中,以四川省G村最为典型。该村的村民互助经历了经济关系主导型、血缘关系主导型、地邻关系主导型3种类型的演变。目前,其采用的地邻关系主导型村民互助,包含着相邻居住型和农地相邻型两种实践类型,是一种为克服劳动力之不足而以地邻关系为纽带自发形成的临时性农业生产方式。G村的村民互助虽然在农地闲置治理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部分村民参与意愿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互助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应通过利用村两委和龙头企业提高村民的互助意愿;实施教育服务购买优化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理念;借力乡贤调解纠纷提高村民互助的可持续性等途径予以解决。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形成机制

国际分工背景下,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破解低端锁定困境,既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国内制造业价值链、产业全球价值链及贸易结构等宏观层面,探究中国钢铁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下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并聚焦于国际大型钢企,挖掘其微观原因。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主要原因。目前而言。

嵌入银企间和企业间市场的内生信贷网络模型构建

基于银行主体和企业主体间银行信贷连接及企业主体间的商业信贷连接,构建了同时嵌入银企间市场和企业间市场的内生信贷网络模型。在构建过程中,对于企业主体的生产设置了双重约束,并引入分红、投资、存款波动等刻画相关主体行为,允许多期债务结构的存在,同时放松了相关学者的研究假设。内生信贷网络模型的仿真结果表明:企业规模的上尾服从幂率分布;银企信贷网络的银行入度服从双幂律分布。

航空客运合同成立时间——达成合意的回归

《合同法》以交付客票作为判断客运合同成立时间的基本标准,并不适合航空客运合同。设定航空客运合同成立时间,应考虑当事人间的利害平衡、法律原理、法律逻辑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航空客运合同不宜被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实践性合同通常要求一方在合意之外作出特定给付,目的在于给作出特定给付的一方(而非双方)深思熟虑的机会。航空客运合同中的支付票款、交付客票和换登机牌不符合实践性合同的适用场景,也没有适用必要。航空客运合同不宜被规定或约定为要式合同,除非航空客运合同不存在格式条款。要式合同本身对当事人造成一定的约束,会剥夺旅客另外通过口头交流与承运人做特殊约定的可能。航班信息的展示应被认定为要约邀请,旅客决定买票的表示是要约,承运人确定售票的表示是承诺。

战备物资合同储备合谋防范策略研究

战备物资委托企业合同储备过程中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结合博弈理论,分析军方—军代表—代储企业三方损益,考虑合谋惩罚因素和名誉损失惩罚因素。在分析合谋形成条件的基础上,建立战备物资合同储备预防合谋机制模型,得出混合战略均衡解,模型的均衡解反映了代储企业与军代表选择违规获取合谋收益的最佳概率,以及军方监管机构选择监督的均衡概率,得出监管力度和监管成本的合理组合,实现监管效益最大化。通过实例仿真讨论模型在不同参数下的合谋条件,识别合谋监管的关键变量,为完善战备物资合同储备监管机制提供参考。

基于基尼系数的中国居民电力消费公平性研究

为深入分析中国居民电力消费的公平性问题,计算2000—2011年中国居民电力消费的基尼系数,结果表明:全国、城乡和区域居民电力消费均已达到非常公平水平,且全国、城乡和区域居民电力消费基尼系数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此外,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差异客观存在,相关部门须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电力相关政策。

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6—2011年全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通过完善土地市场化水平测算方法,测算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并找出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因素。运用测算出的2006—2011年中国31个省(市)土地市场化水平数据,建立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支比、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人均土地面积3个变量对全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对土地市场化水平影响不显著。影响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因素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但是没有明显的地区效应。通过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地非农化土地市场改革,促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发育,形成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

国际航空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研究

向飞机制造商追究其产品责任已成为多次空难事故发生后旅客或其家属进行索赔诉讼的新动向,其根源是受害人为获得充分的损害赔偿金,通过以航空产品存在缺陷为由向制造商提起产品责任诉讼,以避开国际公约或相关国内法对承运人责任限额和免责条款的规定。各国关于产品责任的立法规定相异,尤其是产品责任的赔偿数额、归责原则以及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等的不同,意味着案件究竟适用何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对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来说显得至关重要。在确定准据法时,应突破侵权行为地法这一机械的原则,用灵活的选法规则在保护弱方当事人权益理念的指导下,来实现判决结果的一致性以及双方当事人实体性权利义务分配的公平性。

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制度性事实视域中伦理规范的“事实性”与“规范性”

伦理规范与信念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原始事实与信念的关系,这根源于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特征。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和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说明,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之间具有本质联系,集体信念是伦理规范的构成性条件,伦理规范的"事实性"及其"规范性"特征是以集体信念为基础,因而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这一论题对伦理规范的基础以及现代性条件下伦理规范时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