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稳增长”目标下如何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数字新动能培育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议题。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为例,使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考察了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包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快设备更新迭代,由此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营改增”更多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转型方向看,“营改增”有助于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实现深度转型。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涟漪效应”,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从税制改革角度,为化解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审计事项语调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关键审计事项文本语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关键审计事项消极语调与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随着关键审计事项净积极语调的增加,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进一步分析的结果表明:关键审计事项语调受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影响,语调积极程度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此外,不同规模和声誉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关键审计事项语调管理策略上存在差异,相对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消极语调的预警功能和净积极语调的信号功能更强。本文的研究表明,审计师利用文本语调的灵活性传递了审计判断过程中的特有风险信息,具有较高信息价值,从而丰富了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

机构投资者抱团、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信息透明度

通过社会网络算法识别机构投资者团体,并利用200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在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外部治理环境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抱团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在地区法律保护水平较低和审计质量较低等外部治理环境约束较弱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正向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退出威胁与信息搜集是机构投资者抱团影响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两个重要路径,但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较小。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

针对多产品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本文利用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要素密度转换情况以及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投入增值率,识别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密度变动,有助于企业出口要素密度更高的产品。异质性分析表明,批发零售、信息和通信、金融保险、专业科学技术以及国外服务投入的增强有助于出口产品要素密度提升;东中部地区的服务中间投入可以促进企业出口要素密度更高的产品。通过促进生产率提升和技术创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有助于企业向高要素密度的出口产品跃升。这表明应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有效带动企业出口产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公司慈善捐赠的“信号传递”动机——基于一项自然实验的考察

有效传递公司质量的信号是解决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基本途径。中国证券市场于2010年3月正式放松卖空管制,放大了高质量公司被低估的不良后果,强化了高质量公司通过发送信号将其与低质量公司区别开来的动机。本文利用这一自然实验,分析了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的"信号传递动机"。研究发现,放松卖空管制显著提高了可卖空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成立。将样本按照信号传递能力和信号传递需求分组分析发现,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越宽松、盈利能力越强、面临产品竞争越激烈、信息不对称越严重、股权越分散的上市公司放松卖空管制的慈善捐赠效应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公司的确运用慈善捐赠作为信号工具应对卖空冲击。

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促进中国企业创新

在一个企业生产与创新决策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2001~2007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服务开放渗透率和创新强度指标,并运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强度;从细分服务行业来看,金融、分销和专业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以同期巴西服务开放渗透率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并使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等方法进行多角度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民营企业以及高服务使用率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表明,持续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的有效途径。

大股东治理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3年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大股东治理机制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间特征,两者呈现出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这种区间特征关系也同样存在于大股东持股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等具体智力资本要素的增值效率间;不论是总体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还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等具体智力资本要素价值创造效率,国有控股企业都明显劣于民营企业;股权制衡对总体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难以对结构资本发挥有效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显著增进总体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效率,却无法为结构资本提供积极有效的治理贡献。

OFDI、市场分割与国际贸易——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稳定和提升我国进出口贸易成为金融危机后的焦点问题。本文研究了OFDI和市场分割推动国际贸易的机制与效应,研究发现:OFDI具有显著的贸易带动效应,市场分割促进了国际贸易,并且市场分割与OFDI对国际贸易的促增效应具有替代性。OFDI的贸易效应主要通过其对本土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带动母公司设备输出以及便利化母国企业出口等方面实现,而市场分割则通过扭曲本地市场的交易成本间接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市场分割的贸易效应是以牺牲本地市场的规模经济为代价的,减少市场分割将提升OFDI的贸易带动效应。

全球价值链嵌入、制度质量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根据融入增加值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及显示性竞争优势两个指标,对各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并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制度质量对其的影响,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制度质量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国际竞争力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存在显著正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越深的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越高;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存在显著正影响,较高的制度质量有利于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制度质量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制度质量越过门槛值之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下降,这说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度质量较低国家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

出口跟随者会受益于开拓者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新组合出口中的开拓者和跟随者为对象,利用2000~2009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两个角度对出口跟随者是否受益于开拓者进行验证：一是成功的开拓者是否拥有更多的跟随者？结果证实,在控制出口时间的情况下,跟随者个数随着开拓者出口年限的延长而增加;基于产品种类的分组检验进一步显示该溢出效应在制成品中作用较小,在初级产品和农产品中比较明显。二是跟随者是否比开拓者拥有更多的出口总额？结果表明,在出口第一年,跟随者出口总额明显高于开拓者,而且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出口数量,而非价格水平;而基于产品种类的分组检验虽发现在制成品中跟随者的出口总额并不显著高于开拓者,但其在出口数量上的差异同样证实了跟随者受益于开拓者的事实。

女性高管能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吗?——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女性高管与会计行为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7-2012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女性高管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女性高管显著增加了盈余管理程度；女性关键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调节了女性高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女性关键高管的调节作用显著增强。在中国情境下女性高管抑制盈余管理的积极作用受到限制，但当存在女性关键高管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时，女性高管的受限程度会减弱。

FDI、地区市场化进程与制造业集聚——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制造业集聚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将地区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或低的区间内,FDI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同时也发现,沿海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明显快于内陆地区,FDI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就要求不同地区在吸引FDI促进制造业集聚的过程中,要提高本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从而有利于这一作用的更好发挥。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以湖北省为例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显著的影响,老龄化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冲击尤为明显。本文以湖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为基本依据,运用CPPS软件对湖北未来十年不同年龄段人口变动趋势以及变动趋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预测和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正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短暂的"人口红利期",但第一产业劳动力相对过多,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相对偏低,与之相对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应该是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降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做大做强第二产业,注重规模效益,第三产业的发展则需要拓展新的领域。

从税收征管角度看我国税收超GDP增长——基于随机生产前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随机生产前沿模型,从税收征管角度进行了税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解,研究发现,税收超GDP增长的管理根源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呈轻微递减趋势,且东部沿海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对新技术的利用率不足是导致中西部地区税收征管效率偏低的重要原因;税务人员税收收入弹性逐年下降,甚至在东部地区出现负数,表明税务机构"粗放式"的人力投入增长已不能带来显著的增税效果。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满意度分析——基于湖北省的经验数据

湖北新农村建设效果明显,根据调研数据分析发现,湖北新农村建设农民满意度总体上为6.065,二级指标中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农业科技与培训、农田水利设施、惠农政策的满意度偏低。受调查对象的家庭年收入、年龄、职业、受教育年限对农民满意度提升有积极影响。强化湖北新农村建设中的规划支持、优先解决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和信息服务等)、规范乡村管理能促进农民满意度的提高。

分税制改革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演变

本文借助最新数据和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实证检验了分税制改革对我国全要素生产演进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分税制改革有助于扭转市场分割格局和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从而有利于提升经济效率。就各地区平均而言,分税制可促使GDP增长6.3%。

FDI与中国产业关联分析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FC模型和FCVL模型可知,FDI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一种向心力,保持FDI在东道国的收益将返回母国消费的假设条件下,如果FDI与东道国产业不能形成有效关联,则东道国的国民收入仅取决于其内部要素禀赋的存量而与FDI的存量并没有多少关系,集聚对FDI的吸引力也将非常有限。但在一个加入垂直关联的模型中,FDI、集聚与国民收入之间将呈现一种良性互动。用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可以促进工业集聚,但工业集聚并没有吸引FDI;工业集聚能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而FDI却没有起到有效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因而可以大致判断FDI与中国本土企业没有建立紧密的前后向关联关系。

财富共享: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内涵

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内涵是财富共享。这种思想肇始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实践于西周初年,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系统阐发,最终由汉代的董仲舒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财富共享的标准有所不同,但保障平民百姓的基本生活,维持"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则是其中不变的基本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司治理危机启示

本文基于对全球历次重大的公司治理危机事件的回顾,应用新制度经济学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辩证关系原理,剖析了公司治理制度失效的根源。研究结论表明,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公司治理忽视非正式制度的建设,造成了公司治理制度结构的失衡和控制机制的失效,从而引发道德风险的泛滥和公司治理的根本失败。因此,从内外部治理的双重角度强化伦理治理机制,弥补公司治理制度体系中非正式制度的缺失,是保持公司治理结构稳定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