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影响--以特斯拉超级工厂进入中国为例

文章以2018年汽车行业外资管制放松,特斯拉超级工厂进入中国为标志性事件,基于2013-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外资进入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外资进入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主要通过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强化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外资进入对不同地理位置、不同产业链位置、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拓展分析发现融资约束水平越低、营商环境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外资进入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本研究有助于厘清汽车行业外资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实现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政策意义。

大型商贸事件形象量表开发与检验——基于境外采购商视角

事件形象是衡量主办地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且影响主办地目的地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因此,打造独特、积极向上的事件形象备受事件主办地的重视。然而,以往主要涉及体育赛事形象、节日与文化事件形象的测量,缺少针对商贸事件形象的定量测量。文章从采购商的买方“客位”视角出发,以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为实证案例,遵循量表开发与检验程序,致力于发展并验证一份大型商贸事件形象的测量量表。研究发现:第一,基于目的地形象理论,文章提出了由环境和服务因素、人际互动因素、商贸资源与品牌价值因素三大范畴构成,适用于分析大型商贸事件形象的理论框架。第二,大型商贸事件形象由展示物品、人际互动、品牌影响、商业氛围与价值、展会环境和设施、展会管理与服务等6个维度构成,共25个测量题项。第三,由关系联结和参展商构成的人际互动维度是采购商对大型商贸事件形象认知的主要方面。上述发现为理解大型商贸事件形象提供了一个直观且可靠的测量工具,且对商贸事件的营销和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敢于斗争的历史逻辑、理论承继与实践经验

“坚持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精神密码。党坚持敢于斗争的品格贯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百年党史,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理论特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伟大斗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斗争方向,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斗争立场,发扬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以坚持敢于斗争进一步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伟力。

生态耦合∶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机制

“生态耦合”指“生态系统”中“种群”之间的互动及关联。基于生态学视角,整合健康与养老资源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供给即是一类整体性、开放性的“生态系统”。行政主体、公益主体、市场主体、自治主体、志愿主体与需求主体之多样性“生物种群”彼此互动构成社区康养结合服务“生态系统”。多元主体占据不同“生态位”,呈现“一主多元”生态结构,形成“竞争”“协作”“共生”三类“种群关系”。“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着持续的能量输入与能量输出,推动系统与环境的演进变迁。“生态位”与“种群关系”形塑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静态耦合,“能量交换”与“演变进化”形塑了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动态耦合,由此构成作为“生态系统”的社区康养结合服务运行的“生态耦合”机制。

“单元叠加”:一个中国私营企业家族化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浙江省281个家族企业为例

基于对浙江省281个家族企业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前我国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企业原始出资人主要由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构成,企业执掌权高度集中于企业主及其家族成员,企业执掌权代际交接以血缘为依据且以家族男性后代为主。将“单元叠加”框架引入对其特征形成机制的分析后发现,我国私营企业从创建到发展再到代际交接均获益于企业单元与家户单元的叠加,这种叠加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化解风险,从而得出了家户单元三重特质及其内部属性作用于私营家族企业家族化特征形成机制的一般逻辑。同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提出,家户单元特质及其内部属性亦可能转化为制约私营家族企业发展的自限性因素,如何克服这种内在自限性从而实现私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引起关注并适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累积与分化: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再思考

文章从生命历程中的场域和惯习出发,运用累积效应理论探讨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差异的影响因素。通过对H省高校大学生调查数据进行两层次随机系数模型分析发现,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是否独生子女并没有显著影响其劳动素养水平;由于累积分化效应,农村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大学生;良好的家庭劳动教育理念与劳动教育方式显著提升了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家庭文化资本显著影响了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研究还发现,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职业阶层处于上层的家庭,其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显著更高;中小学劳动教育形成了劣势累积,对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而高校劳动教育也没有显著提升不同阶层家庭大学生的劳动素养水平。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劳动素养水平差异主要表现为家庭劳动教育产生的差异,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迫切需要加强一体化建设,形成协同育人效应,提高实效性。

“家庭”在职工医保制度中的定位变迁及演进逻辑

医保制度最终的受益目标是个体,既是社会的个体,更是家庭中的个体。文章以“家庭”为主线,考察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发现,职工医保制度中的家庭角色与定位经历了“惠及亲属—家属脱嵌—家庭再嵌”的演进过程。这反映了“家庭”作为连接制度和参保人的中介具有三重作用:一是参保资格上的连带作用;二是资金使用上的共享作用;三是保障责任的共担作用。此外,家庭的定位均与特定时期社会经济目标以及制度自身发展走向紧密相关,是依据外部环境变化相应作出的改革与优化,这既折射了医保制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演变,也反映了国家对待家庭需求的取舍和责任的界定。

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32个重点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剖析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凝练其提升路径是进一步优化当前政务服务治理实践的基础和前提。基于政务服务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视角,文章选取了政治激励、高层领导支持、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公众需求程度、媒体关注等6个条件变量对32个重点城市政府样本进行定性比较分析,探讨不同条件组态对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政治激励、高层领导支持、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以及公众需求程度是影响地方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核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媒体关注对其影响则较为有限;存在需求诱致型、政治支持型以及内外联动型等三种类型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提升路径,为推进地方政府政务服务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理论指导。

共享经济下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随着共享经济与灵活就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为共享经济平台与平台就业人员提供证照代办、身份核验、业务分包、收入结算等综合性服务的“服务平台”。在服务平台场景下,平台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又呈现出一些特有的新问题,突出体现在:企业用户借服务平台掩盖劳动关系,“多角用工”模式导致确定维权对象困难以及“劳动管理”的认定缺乏明确标准。作为保障服务平台就业人员劳动权益的对策,需要服务平台落实签约履约管理责任,监管机关整备用工关系认定指南,行业协会、工会乃至科研机构、主流媒体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共建平台领域健康良好的用工秩序。

我国外逃贪腐人员引渡制度实施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贪腐人员纷纷选择潜逃境外以躲避法律的追责,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大量资产流入境外,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也影响了我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建立,因此,如何让逃亡海外的贪腐人员早日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成为近年来国家反腐的重要课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最常规的追逃措施,我国引渡机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例如在传统引渡原则适用方面、人权保障国际衔接方面、引渡适用程序方面存在诸多障碍,以致我国采用引渡措施成功追逃贪腐人员的案例十分罕见,特别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渡成功的案例更是寥寥无几。基于此,笔者从灵活处理引渡原则问题、完善引渡中的人权保障机制、加强引渡程序建设、综合运用其他措施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外逃贪腐人员引渡机制的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反腐败境外追逃工作有所裨益。

政党基因:内涵、特征与价值

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论断。政党基因是政党“标识”自身特质的基本信息单元,时刻表征出政党所谋求的阶级利益。政党基因作为政党的生命元素与动力引擎,不仅具有阶级性、客观性、传承性、感染性等特征,还蕴含着政党的传承动力,凝结着政党的激情活力,承载着政党的阶级情怀,弘扬着政党的历史使命,是引领政党宗旨、涵养政党理论、指导政党实践的源动力。政党基因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政党“初心”,进一步廓清中西政党的本质区别,也有利于我们拨开所谓世界政党进入“后政党时代”的谜团。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求我们牢记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和制度创新

文章首先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及成就,随后对国有企业四个阶段的改革进行梳理,按照时间进程划分为“放权让利”“产权改革”“国资监管”以及“分类改革”阶段,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具体实践与进行的相应制度创新。进一步地,文章重点分析了分类改革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以及委托代理问题等改革痼疾,深入剖析了在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如何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制度创新,从而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深入推进分类改革,实现对国有企业功能的精准定位;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转变;结合中国国情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创新,统筹兼顾国内外两个大局,在提升国有企业发展质量的同时,使国有企业改革真正惠及民生。

从“番”到高山族:名称流变与观念转移

以“番”称呼台湾少数民族,始自明清,产生于传统“华夷之辨”的语境下。日本占领台湾之后,早期延续了“蕃族”的称呼,体现的是近代殖民话语中的种族分类范畴;后期对“高砂族”一词的推行,则是与“皇民化”相表里的殖民策略。1945年台湾光复后,围绕台湾少数民族的称呼有许多争论,最终两岸分别出现的“山胞”和“高山族”的不同称呼,显示了国共两党对近代中华民族认同中少数民族的不同定位。

民族与进化:梁启超“民族进化观”的意义融合

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与进化两大观念几乎同时进入其思想世界,相伴相随地共同构建了其民族观和世界观,并合流成为“民族进化观”。这一观念以民族扩大为表征,呈现着民族发展的过程,具备政治变革和民族融合的意义。以民族意识的觉醒为标志,将民族建国和民主精神视之为民族觉醒的两个方面,充分反映出梁启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坚定而理性的民族主义信念和立场。梁启超的“民族进化观”在冀求民族强大、呼唤民族融合等方面功不可没,对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的成型也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实践演进及其逻辑规律

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是实现老年人公平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建国以来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城乡有别、低水平的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基本养老服务非均等化日益明显;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之前: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路径探索;十八大以来:追求有质量的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实践演进的基本规律: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是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根本环境,发展战略与执政理念的变化是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推动力量,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公共资源投入是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二元社会结构路径依赖是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障碍,社会福利模式的选择与制度设计直接影响着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问题与走向探讨

随着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成立,医保管理体制改革告一段落,医保进入一个新时代。管理体制的变革也为医保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一直以来职工医保统账结合模式存在诸多争议,值此改革良机,有必要重新探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问题,明确职工医保制度改革的方向。

新时代新经济: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及发展路径

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发展新兴产业,促进经济质量提升。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是先进人工智能与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有机融合,属于当前“新经济范畴”。从养老地点差异来讲,当前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智慧居家养老、智慧社区养老、智慧机构养老、智慧虚拟养老这四种具体类型。从老人需求、经济收入、智慧路径看,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具有广阔市场前景。为此,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应完善智慧健康养老市场机制,规范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加快智慧健康养老供给侧改革,扩大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有效供给;推进“互联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强党的领导,引领中国特色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P2P网络借贷的“大金融”品格及其监管创新

从价值论、方法论、解释论的角度,大金融理论对于P2P网贷存在着金融理论之于金融创新的映射关系。为了开发资产端产品、盘活存量资产及迅速扩展业务领域,P2P平台的集团化是社会化大分工的大金融品格在网贷领域的体现,但受制于监管部门禁止网贷行业混业经营的限制令,P2P平台纯信息中介的“单业”模式与大金融理论以“混业”为核心的系统化金融运行体系及网贷行业指导意见相悖。网贷平台的集团化将网贷、基金、保险、信托等业务分开,满足合规要求的同时使得P2P网贷大金融理论悖论得到消解。针对网贷平台集团化、综合化的升级,金融监管路径的创新势在必行。在监管体制上,在金稳会的统筹协调下注重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配合,以适应互联网金融混业发展的趋势,实现监管权的合理划分和相互协调;在准入监管上,应借鉴互联网金融控股公司的准入标准对综合化网贷理财平台建立多层次准入标准;在监管手段上,应突出以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驱动监管创新;在监管效果上,指定特定网贷集团在特定时间段内以试验性监管考察科技监管的有效性。

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再认识——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因对当时激进的主流思潮有过批评,长期被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然而,从杜亚泉等调和论者的观点及《东方杂志》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提倡个人的觉醒与发现,还是文化观上的世界主义趋向,反对立孔教为国教,以及对新文学的追求等方面,他们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并无根本相违,甚至一些新文化主张要早于《新青年》派。他们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而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较为稳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