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复兴何以可能:情感、知识与流动的声音建构

近年来,在线音频用户规模的持续扩大,使作为其子类行业的播客的爆发式增长态势引发广泛关注。本文基于播客复兴这一现象,梳理了播客复兴的技术、平台、内容逻辑,并通过深度访谈探究了播客在被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意义。研究发现,播客以一种“中间者”的方式为使用者们提供了声音陪伴、知识经验分享,搭建了公共讨论空间。播客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孤独、倦怠等社会情绪的回应,是一种深度媒介化的实践。

意识形态话语的突围:《新华日报》代论的话语实践及共意动员——基于1938-1947年52篇代论文本的框架分析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华日报》代论作为“我们党的领导人发表党的主张的一种最具有吸引力的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话语争夺场域中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突围,为凝聚抗战共识、提振抗战信心、壮大抗战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种典型的话语实践,代论是报刊社论的一种特殊的变体形式,具有作者权威、主题重大、影响深远等特征,蕴含着丰富的话语框架。本文基于甘姆森的话语框架理论,分析1938-1947年《新华日报》的52篇代论文本,将其话语框架总结为斗争实践、道理劝服和信念鼓舞三类,并结合话语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透视其所体现的“苦难-斗争”(行为)“、理解-认同”(认知)“、共情-感召”(情感)三种动员路径,洞悉其在斗争解放、政治认同和情感凝聚三个维度的共意动员价值。通过对代论话语实践的框架分析,可以勾勒出意见性话语实现民众共意动员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填补或丰富相关研究。

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

尽管众多经典传播学理论都涉及到时间维度,但时序分析在传统传播学研究中却经常被忽略。随着各种带有时间戳数据源的涌现,以及数据分析技术的进步,时序数据分析逐渐在传播研究中得以应用。从基本特征来看,时间序列数据具有自相关性,理论上是利用平稳性与纯随机性描述时间序列的特殊类型;从分析方法来看,统计时序分析总体上可以分为时域方法和频域方法;从功能上来看,引入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能够对所研究的传播变量的动态变化与传播机制进行更好地理解与解释,甚至还可以对时间序列的未来值进行预测,将时序数据分析与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计算方法结合起来,成为构建、检验与更新传播学理论的有效工具。

“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电视节目模式的演化创新

2020年5月14日,中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格局的提出不仅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式的判断,更将对未来总体国民经济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而对标“双循环”格局,目前中国电视节目模式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但是在梳理研究该产业的发展历程后发现该产业具备较强的政府创业特征,并已经依托国内收视市场的内循环超大规模复杂性红利演化出一系列创新特征,具备了“双循环”格局的萌芽形态。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融媒体话语建构功能

媒介话语建构的核心在于作为议程设置的媒体,在对客观现实进行信息符码编码过程中的信息选择趋向,及其确定如何与受众信息解码的反映形成有机互动。媒体深度融合而形成的融媒体生态从本质上促使社会治理,由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单向的强制性“管理”行为,逐渐向以合作协商和透明公正为核心的现代化模式转型。融媒体话语建构伴随这种转型凸显作为信息编码和传输机构的媒体如何反映国家、社会、公众三者之间,在现代化目标驱使下的社会治理中,行政成本与效能收益之间最优化良性互动机制的建构过程。

“疾控国家化”的媒介呈现:疫情报道中战争隐喻的文本分析

作为媒体话语实践,战争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还是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主流媒体运用战争修辞来报道疫情,形成了结构性的战争隐喻系统。战争隐喻触发了国家化的防疫、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紧急状态的相似经验,并呈现了国家权力的在场。同时,媒体通过隐喻,在宏观层面建构出一套刚性的战争隐喻框架,在微观层面运用情感传播策略营造出温情的隐喻框架。战争隐喻内蕴了丰富的政治潜能与文化意涵,它不仅呈现了疫情防控的国家化,也表现出中国抗疫实践中媒介话语的独特性。

被遮蔽的主体:重思劳动理论范式下的粉丝定性问题——以微博“控评”为例

全球不稳定劳工的涌现与资本主义新危机的起伏,使得“重返马克思”成为当下西方学界思考社会问题的新路径。此种研究视角下,社交媒体被描述为充满剥削的“无墙工厂”,而粉丝则被视为被资本压榨的“数字劳工”。本文以微博“控评”为案例,从受众劳动、商品化、情感异化三个维度管窥和反思西方“数字劳动”等术语在理论旅行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契合度与合理性问题。研究认为,尽管数字劳动等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粉丝研究视野,并有效避免权力结构与不公问题滑落到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外,但由于缺乏对本土化情境适用问题的考量,忽视作为具体个体的粉丝主体性意识、情感的复杂结构以及社会性互动的深层意义,对新媒体时代作为亚文化社群的粉都与资本、偶像、国家之间的张力关系也缺乏深入考察,因此,将粉丝简单地定性为数字劳工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本文跳脱剥削范式与结构主义的窠臼,探讨马克思主义与数字化时代粉丝平台及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多元路径。

共享、修补与隔阂:青年女性数字美颜中的身体传播实践

新传播技术对身体形态的再现使其成为一种与技术互构的产物,也使技术化身体与主体的关系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重点。作为一项专门用于美化图片身体的媒介技术,数字美颜在网络社区深受女性喜爱,形成了浓厚的“滤镜美颜”文化,女性身体所承载的意涵也面临新的延展。基于此,本文从身体理论中真身、具身和化身的理论框架出发,剖析16位女性数字美颜使用者的媒介实践过程,发现数字美颜时代女性的技术化身体具有主体间的社交共享属性,并由此衍伸出契合大众网络社交期待的身体“神话”;女性在对化身的修补和美化中注入了主体及主体性的文化延伸,凝结了其编织身份象征和社会关系的意图;同时,技术化身也承载着女性对身体的隔阂和质疑,是主体纠结与矛盾的共同体。物质身体本身不再成为网络社会中大众关注的中心,身体传播实践中所渗透的主体即主体性的文化延伸成为网络社交的重点。

从疏离到弥合: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人工智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以信息投喂、机器学习、虚拟现实等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在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准度、深度、广度的同时,也使用户面临被智慧算法叙事侵蚀、数字鸿沟扩大、把关缺位漏洞等现实困境。为进一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实效,必须强化主流引领、优化内容供给,提升媒介素养、加强法治约束,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我国公众智能价值观的现状评估与引领研究——基于2020年智能技术的热点舆情分析

本研究基于人工智能价值观的三个热点议题,从2020年发生的热点智能技术舆情事件中筛选各自的代表性案例,通过考察新闻媒体、意见领袖、普通公众三类用户对相关事件的认知及价值观,探究我国公众的智能价值观及其引领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公众关切智能带来的价值观困扰,人的主体性是公众最为关注的价值,公众表现出技术运用中人本精神的敏觉;三类用户对同一事件存在认知理解与价值判断的差异;就事论事的普通公众处于舆情的最低层级,善于提炼议题的意见领袖在舆情中发挥了较大影响,新闻媒体在这类事件中以雷同的方式陈述事实,并未积极引领舆论。本文对智能时代的价值观引领提出建议,希望能为技术发展和新技术环境下人类价值观的建构提供依据。

故事世界的洋葱模型与“中国故事世界”的建构路径

有别于传统的封闭、固定、偏重讲述的故事概念,一种流行的开放、流动、偏重展示的"故事世界"概念兴起。是否能够营建出一个可观可游可玩可居可钻可探的"故事世界(宇宙)",成为衡量一个IP是否成功实现全产业链开发与跨媒介叙事的标准。故事世界导向的IP运营模式,在生产、传播、消费三个层面,分别指向形象先于故事的生成顺序、从讲述到展示的重心偏移以及从阅读到遨游的消费转向。故事核、角色群、时空界、故事流、世界入口等五个基本要素,构成故事世界的洋葱模型,暗含故事世界的营建逻辑,为传统文化资源的IP开发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提供了路径参考。

媒体政治的持久悖论——美国总统弹劾案中的新闻媒体与公众舆论

在克林顿和特朗普的总统弹劾案中,媒体新闻报道呈现丑闻化趋向,但是两个时期民调结果却显示总统支持率不降反升。在这种新闻报道与总统支持率脱钩所形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政治事件中,体现的是新闻媒体、公众舆论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张力与博弈。本文由美国总统弹劾案出发,探讨两个时期不受媒体影响的先验变量,集中关注并评估"媒体政治"的影响力。研究发现两个时期的媒体政治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悖论,所谓"媒体政治"是言过其实的,在美国社会中经济绩效才是构成民众政治信任的根本原因。总统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上佳表现,不会因为媒体披露的私人丑闻而打折扣。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平台的活跃加速了传统媒体的权势转移,特朗普作为"非传统新闻提供者"越过媒体障碍,利用"推特治国"打破了媒体与总统的关系格局。

行为与环境:新冠肺炎疫情议题认知影响因素研究

新冠疫情中,中国舆论场众声喧哗,人与人之间认知差异加剧。本文基于三方互惠决定论,采用问卷调查法,从传播学视角探索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议题认知的行为和环境因素。研究发现:疫情议题认知影响因素为信源多样性、回音室环境及社会阶层;渠道多样性和疫情社会距离无显著影响;信息卷入度、信源和观点多样性通过回音室环境中介变量影响议题认知。具体到对各个议题的影响,信源多样性越低、回音室环境越强,则议题认知中的左倾和民族主义倾向越强;同时,社会阶层高者更包容武汉人连夜出城的行为,也能理性看待疫情起源,社会阶层低者倾向于怀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