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

中国影视国际传播能力与中国国际影响力紧密关联,提升中国影视的国际传播能力,从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影响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影视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需要从理念和路径两个层面进行考量。在传播理念层面,在坚持主体性创作传播的同时,既要用大同、包容、团结的思想呈现共同价值和共同追求,对受众进行分区域、分层次、分阶段的精准传播,也要用影视共情实现认知共鸣。在传播路径层面,国家需要继续发挥“顶层设计”作用,中国影视产业需要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实现良性运转,在社会层面依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拉近彼此距离,积极拥抱科技带来的呈现方式的革新和传播渠道的拓宽,并利用好国内国际各类平台以及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建设影视跨文化沟通的通路。

新媒体艺术的语言激进

当代新媒体艺术承接了20世纪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激进性表征策略,这突出地体现在新媒体艺术的语言运用层面。相较于传统艺术,新媒体艺术拥有崭新的艺术生产的物质手段以及相应的语言系统,可形塑出崭新的艺术形式,进而创造出崭新的激进性的艺术表征策略。

主持人语

近年来,随着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的热映与热议,以及“科幻电影元年”的呼声渐起,科幻电影产业受到广泛瞩目和支持。电影的“想象力”问题凸显了出来,“想象力消费”理论也逐渐成形并受到关注。

从救赎批判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论本雅明的几点启示

哈贝马斯关于本雅明思想的讨论具有独到的视角及深刻的见解,能够为目前国内本雅明研究带来至少三个方面的启示。其一,哈贝马斯为理解本雅明的哲学家身份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史框架。其二,哈贝马斯强调本雅明思想的核心在于历史哲学,接受了其星丛式时间观念的影响。其三,哈贝马斯肯认了本雅明“艺术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不认同其最终以“救赎”为落脚点。

城市的文学意义:萧乾小说中的北京空间想象

萧乾以北京城作为重要地理背景,在其小说的时空叙事中,以记忆中的时间序列和城市空间转向,绘制出个人与京城互动、往返的双向图式。其主要表现为在城乡过渡的现实物理空间中,萧乾以边缘性的身份构筑了城与人内在审美的诗意空间;基于城市日常生活的生命体验,他逐步进入了京城的公共文化空间,并在其文化实践和文学创作中彰显出城市主体性的地位;循着中国社会革命的渐进,萧乾以旅人“乡愁”的现代表达形式,促动着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统一形成,并以此为据点使其小说中的对北京空间的个体经验,实现向现代民族国家构想的转型。

记忆与历史之间

我在此关注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讨论过,即历史中的真相问题。也许,在人们急于担起记忆责任的时候,人们必须坚持这个关键的维度。我的思考并不是以作为一种责任的记忆为出发点的,但在讨论的最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我的方法属于后黑格尔的历史知识认识论。对于齐美尔和新康德主义者来说,历史事实与社会学事实的不同之处在于事件不可重复的独特性;狄尔泰(Dilthey)强调阐述者在建构客观性中的作用--这一方法在法国人罗伯特·阿隆(Robert Aron)和亨利·马洛(Henri I Marrou)的思想中得到了延续,英国的叙事主义者如路易斯·奥·明克(Louis O.Mink)以及法国人保罗·维恩(Paul Veyne)都研究了历史话语与叙事的相似性;我自己也在《时间与叙述》一书中遵循着这条道路。

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

相对于视觉而言,听觉为居住空间之内的感官主体提供了某种另类的都市体验。当视觉中心主义的宰制被打破,现代作家笔下关于“市声”的记述得以成为一份特殊的城市史料,将一个多元声景之中的上海保存下来。在视景之外,声景中的上海暴露出其都市现代性的不均衡与不稳定,并在不同作家那里显影出社会区隔、空间政治以及战时日常生活的心理地貌。鲁迅、张爱玲等作家对都市声音有意识的聆听与书写,构成了一种具有能动性和批判性的听觉实践。

反恐意识形态与粉飞客文化的耦合——以迷你剧《神探夏洛克》为例

迷你剧《神探夏洛克》不仅将《福尔摩斯探案集》的经典侦探故事在21世纪的崭新情境中重新激活,而且还高度自觉地将盛行于微时代的粉飞客文化吸收内化,通过把吸引"技术宅"的卖点与诱惑腐女的萌点有机地嫁接到一起,形成了风靡全球、男女通吃的独特魅力。而在"酷炫萌腐"间,BBC出品的《神探夏洛克》还试图完成反恐意识形态的自我疗伤;也正是通过与粉飞客文化的微妙耦合,反恐意识形态的表达才成功地获得了叙事自洽性和情感召唤力。

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表征与透视

亚文化主要是指通过风格化的另类符号对强势文化或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出现了'蔓成长'的态势,具有'微抵抗'的特征;亚文化群体多处于边缘位置,但随着新媒介或'自媒体'的发展,媒介出现了民众化转向,亚文化群体在新媒介的使用中占据了优先地位。当代青年亚文化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文化功能,是一种前途未知的新兴文化。文化大繁荣应该是包括亚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的共同繁荣,应该具有足够的包容性。青年亚文化有可能变为创意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商业收编的对象;当下的青年亚文化急需长期而深入的'接地气'研究,特别是民族志的研究。

走向媒体本体论——向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致敬

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是当代最重要的媒体理论家之一,其思想呈现异常的复杂性。这一方面体现在其思想混杂了很多不同的思想来源;另一方面则源于其思想在不同阶段有着新的发展。本文力图从三个发展阶段对基特勒的思想进行概括性的梳理,以期使读者能够对其有大致的认识和了解。

微博客建构了公共领域吗?

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传播方式,中国微博客给普通民众提供了参与公共话题的平台,并借此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进而影响现实的公共事务。在此意义上,微博客建构了新模式的公共领域。但另一方面,以微博客为公共空间的公众又具有即逝性,缺乏长久而持续地建构公共领域的能力。同时,外部政治经济制度的干预,草根阶层话语权的旁落,使用者是否具有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参与公共事务,也使微博客在建构公共领域过程中呈现出某些局限性。作为当前社会一个新兴的文化热点,微博客方兴未艾,而合法化的、制度性的保障,才是微博客建构良好公共领域的根本途径。

受难和慰藉:一种关于痛的文类

导读由于粉丝文化的独特性和粉丝社群的相对封闭性,源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成了粉丝研究中的一种主要方法。1992年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和贝肯—史密斯的《进取的女人们:电视粉都和大众神话的创造》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周围世界”概念的美学出场:以生物艺术为研究对象

环境美学作为对传统自然美学思想的对立性补充,为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的价值意涵打开了新的视野。然而,环境美学的两大脉络暗藏着难以弥合的分裂立场,尤其是在当代生物艺术对生命体及其生活的意义世界的多媒介再现中,传统的美学无法解决科学视域与主体视域的相互转换问题。本文试图指出,以“周围世界”为核心概念,将媒介视为生物艺术创作中映现、转换和建构不同“周围世界”的根本机制,有助于重新审视生物艺术的“艺术性”,并由此反思对自然的科学观察和参与体验如何整合并存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生态与跨媒介涵濡——以侗族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发展、演变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媒介生态关系紧密。侗族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活态传承,经历了从“原生口语文化”到“次生口语文化”的媒介生态演变,联结沟通了自然与社会文化事象,建构了“人—自然—社会—媒介”的生态场域。非遗的“情境生成性”与“跨媒介涵濡”,既体现了“小传统”与“大传统”、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民族民间文化与精英和主流文化的涵濡与交融,又面临着困境与挑战。

多屏共生时代屏幕叙事的真实感塑造——兼论元屏幕叙事的可能性

屏幕叙事的真实感塑造,是人类个体透过屏幕进行信息交流时产生的一种修辞,它以可见的说服力让观看主体沉浸在虚构的真实中,实现人的认知建构与意识表达。在多屏共生时代,屏幕叙事可见的说服力是"屏幕-真实"机制的核心,它将屏幕进化路径中的新旧屏幕统一起来,使元屏幕叙事成为可能。屏幕叙事可见的说服力,让电影叙事展示出介入与建构的真实,电视荧幕呈现出相识与认知的真实,手机微屏显示出交流与对话的真实。屏幕叙事可见的说服力为多元屏幕提供了各异的可见的真实感体验,在多屏叙事的真实感体验中,人类主体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叙事到主动参与叙事的转变。

《文化研究》稿约

《文化研究》集刊创办于2000年,每年出版4期,主要以专题形式呈现国内外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既包括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译介,又包括对国内重要文化现象的个案研究,常设栏目有城市空间研究、记忆研究、媒体文化研究等。自2008年起,本刊连续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自2014年以来连续三次获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优秀学术集刊奖”,在国内文化研究领域拥有良好口碑和重要影响。本刊始终坚持以稿件质量作为唯一用稿标准,从不收取版面费,并常年面向国内外学界同人征稿,希望不吝惠赐大作,共同推动文化研究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主编的话

本期《文化研究》仍然遵循专题化办刊方针,推出了三个专题论文。第一个专题是物质文化研究。这不是本刊第一次做这个专题。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构成了我们思考人类的两个基本维度。对物的思考最终还是为了理解人,认识物,最终是为了认识人。从庄子对"人为物役"的警惕,到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古今中外的批判性的思想家似乎都高度警惕物对于人的统治。在进入消费时代之后,随着物的急剧膨胀,这种批判也变得愈加普遍和尖锐。

恐慌的消逝:从“电子海洛因”到电子竞技

20世纪90年代,以街机为代表的电子游戏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当时,游戏场所被视作危险空间,游戏者被判定为越轨者,而电子游戏则被指责为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电子海洛因”,并在世纪之交接连遭受家长控诉、媒体曝光、专家批判,以及政府打击。随着游戏的流行迭代及其进入家居生活,公众针对危险空间的恐慌暂时平息,但“网络（游戏）成瘾”在2004年前后又重启了公众对游戏的恐慌。沉迷游戏的上网者被相关专家诊断为“网瘾”,亟须矫正或治疗。直至网戒产业的相关黑幕被媒体曝光,公众针对“网瘾”的恐慌才暂告一段落。游戏污名的消退得益于三个原因。首先,流行游戏本身在迭代更替,表现为角色扮演类游戏的衰落与电子竞技类游戏的兴起,其商业模式从点卡售卖、道具付费拓展为泛娱乐全产业链运营。其次,各级政府以“发展民族游戏”为口号,促进绿色、健康游戏产业的发展,并为国产游戏事业解绑。最后,原先的游戏玩家如今长大成人,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结成趣缘社群,广泛联结,同声相求。游戏逐渐成为一种融社交、时尚、竞技于一体的新型娱乐方式。

作为异质空间的混搭时尚及其微观政治

时尚是一种独特的身体空间,它既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空间再现,又积极参与了空间的重组或再生产。进一步说,时尚不仅呈现了话语的规训与压迫,也蕴藏着抵抗与颠覆的潜能。混搭作为21世纪的主导时尚,更是以诸种有意或无意的空间僭越＂战术＂凸显了这种潜能,并因此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意义上的微型政治空间。

从“生命灵气”到“血液循环”:近代身体话语的科学转型

在西方医学发展历程中,哈维＂血液循环论＂意义重大,它不仅为生命科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是彻底纠正了人们对于身体认知的误区,明确了身体运转的科学规律。由于＂动脉＂和＂静脉＂血液流动的差异,古典医学理论只认可＂静脉＂携带血液,灌溉全身;而＂动脉＂则被神秘化,认为其携带＂生命灵气＂,维持全身运转。有关身体运转的灵气想象被基督教所利用,进一步确立了宗教神学的权威,束缚了医疗科学的发展。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以科学方式解读了动脉功能,确立了身体运转代谢的科学模式,破除了身体运转的灵气想象,推动了身体认知的科学发展,为现代医学进步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