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教学的困境与革新

我国当前的行政法教学还面临一些问题,我们需要从行政法教学的供给侧出发,进行有效地回应和改革。文章坚持问题导向,首先从我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困境入手,这些困境也为行政法教学所共有,接着分析行政法学的特点与行政法教学所面临的个体困境,最后针对前述的问题和困境,提出一些关于行政法教学革新的初步思考。

大规模侵权概念的再界定——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的分析

在风险社会背景之下,在借鉴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我国可以通过"量化标准"来重新界定大规模侵权的概念。基于多方因素考量,建议将大规模侵权的人数限定为100人以上;在不足100人的情况下,可以参考被侵权人死亡人数为10人以上或被侵权人财产损失5000万以上等量化标准并且结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综合认定。

人民币国际化语境下的离岸金融:战略定位与监管范径

人民币国际化是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话语权的必由之路。人民币区域化是最终实现国际化不可逾越的阶段。离岸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中的战略支点,对我国金融开放及参与国际竞争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离岸金融监管体系较为薄弱,凸显的问题包括立法层级较低、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和边界不清晰、缺乏统一的监管体系等。完善立法、加强宏观审慎和微观过程性监管等是完善离岸金融监管的应有之义。

从流血复仇到伤害赔偿制度——拉法格“正义思想的起源”探究

保罗·拉法格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宣传家,他的法律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在他关于"正义思想的起源"的论述中,对从流血复仇到同等报复、再到伤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进程做了详细的论述。同等报复克服了流血复仇的循环报复的缺陷,伤害赔偿制度克服了同等报复中对人的生命、身体的伤害。不仅如此,伤害赔偿制度也经历了赔偿数额不确定到逐步确定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抽象思维能力的进步和人类理性的增长。

“法律制度悖论”——对“有法律却无秩序”的尝试性探析

在"有法律却无秩序"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法律制度悖论"。法律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表决和通过法案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对立的公共选择。凡是在公共物品领域和公共选择过程,都存在着将自己的成本转嫁给第三人或是第三人凭空受益的可能,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引致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相对福利。为了追求扩大自身与他人之间福利的相对优势,大多数人通过投票人数的优势自动、自愿地选择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制度。建立公民对法律、法规等审查的启动制度,有利于纠正大多数人的偏执,维护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从而成为了解决"法律制度悖论"之道。

论海上财产救助报酬给付关系的主体

作为海上财产救助报酬给付关系主体的救助报酬"请求权人"和"支付义务人"在名称的使用上,通常都被海上财产的"救助人"和"被救助人"这一对概念所替代。这种立法上以及理论研究上的混用,导致了人们对海难救助合同关系和海难救助报酬给付关系的混同,极易形成海难救助报酬给付的问题只是海难救助合同的后期履行问题这样的错误结论。并且,对海上财产救助报酬"请求权人"和"支付义务人"的范围界定也直接影响到海难救助制度的健康发展。本文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论根据地政权后期起草民法典的尝试

根据地政权后期批判"旧民法"中酝酿创制"新民法"是其起草民法典的前奏,华北政府政权建设提速了民法典的起草,革命形势的发展、起草人的思想等主客观因素决定了民法典起草尝试不了了之的命运。

完善越南企业并购法律进程中的基本困惑

一、关于企业并购的一般概述根据经济学家、法学家的表述则买卖企业活动（M＆A）是战略经营和全球经济争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越南，2005年《企业法》的诞生与证券市场的形成在法理方面为实际中日益活跃的买卖企业活动（M＆A）创造了前提条件Ⅲ。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的缺失根源及解决路径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存在概念内涵不清、运行中的缺位和利益虚化等制度缺失,其根源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建构的历史理性的缺乏、物权理论研究指导观念的偏差和农民负担急需减轻的政治压力。扭转物权法理论研究中指导观念的偏差,对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以民事主体理念予以构造,设计"农民集体"获取其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之利益的法律方式,并以作为"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民之个人利益的保护为最终目标,是针对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缺失的根源而妥当解决该制度缺失的务实之路径。

论国际信托的法律适用

我国《信托法》中没有规定关于国际信托的冲突规范,这给人民法院审理国际信托纠纷案件留下了法律适用的难题。因此,尽快完善中国国际信托关系法律适用规范已成当务之急。本文首先阐述了国际信托的基本理论,其次分析了国际信托关系的法律冲突,第三部分论述了国际信托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最后是笔者就完善我国国际信托法律适用规则的思考。

晚清烟政与利益博弈

晚清的禁烟政策大抵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的演变:严禁——明禁实税——以土抵洋——严禁。最开始的严禁政策源自道光帝对鸦片危害国本的担忧,但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严禁已不可能,于是改为明禁实税的柔性约束政策。在洋烟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以土抵洋的政策在当时更像一种以毒攻毒的策略,然而就长远来看,它不啻于缘木求鱼。通观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利益逻辑始终贯穿其间。在此视角之下,所谓严禁和弛禁的标签变得模糊,晚清禁烟政策的流变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利益博弈的结局。

解除制度在现代买卖法中的展开

现代买卖法摒弃传统的瑕疵解除制度,转而采取一般的解除权制度,并且摒弃传统的应当归责要件。在规制模式上,不实行根本违约(根本不履行),而实行指定期间制度;因为前者为实质性的制度,尚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而后者则为过程性制度,不存在具体化的问题。在期间模式之下,需要设置一些不需要指定期间的例外情形,如债务人断然行使给付拒绝权的情形。在解除之后的清算了结方面,债务人原则上应当返还所受领的给付;在不能够返还的场合,债务人应当予以价值补偿。

法治视野下的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

我国55个少数民族绝大多数聚居在边疆地区,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生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民族宗教背景复杂,不仅给当地正常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冲击和干扰,更关系到国家稳定大局,其潜在危害十分严重,如处理不当极可能演化成某种社会危机的导火索,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应予以积极关注。本文主要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的缺失和现状,并从法治的角度构架了应对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机制,希望对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有所帮助。

探索人类文化：从“非我”反观“自我”——谈人类学研究对民族法学研究的启示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体质、研究人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创造物及其特征——文化的学科,它对人最初始的生活世界产生浓厚的兴趣,且期待在人类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创造两方面客观真切地了解人,实证地探讨人类的由来、现状及其演进的趋势,促进人类理解、交流和合作。民族法学研究者有必要认识和运用什么是人类学,因为民族法学与人类学二者的研究范围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尤其是人类学特有的学术态度、观察视角、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皆可为民族法学提供参照和借鉴,从而促使民族法学准确地进行学术定位。

健全和完善防腐反贪的法律体系

以法治腐是国内外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重视法制建设和反腐败立法,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建立了一套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体系。党中央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反腐败新思路,反腐败实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已经成为我们党反腐败的一条重要方针。《实施纲要》和《规划》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惩防结合的反腐败战略,更注重制度建设,强调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体系。西方各国的反贪腐犯罪立法,注重事前预防和综合治理两个方面。在我国反贪腐立法过程中,借鉴域外反腐败立法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

论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规定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规定的不足制约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本文以刑罚法规正当原则和现实执法情况为视角,分析了受贿犯罪规定的缺失。并提出,在保留我国受贿罪立法中的合理因素的情况下,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香港、日本的法律为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刑法,以完善受贿罪立法。

民间音乐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以丽江洞经音乐为例

民族民间音乐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国内法还没有制定出专门系统的法律法规,始创群体、传承人、传播者的权利因此而得不到法律有效保护。所以,有必要加强立法工作,建议在其中引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文章以丽江洞经音乐为例,论述了民间音乐权利主体的定位、管理组织的定位、管理方式以及集体著作权权利范围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三大仲裁制度之比较研究

我国仲裁制度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随着我国《仲裁法》、《劳动法》、《公务员法》的颁布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发布,在我国呈现出民商仲裁、劳动仲裁与人事仲裁三大仲裁制度并存的局面。三大仲裁制度都有其法律的支撑并自成体系。相对而言,民商仲裁制度比劳动仲裁制度和人事仲裁制度较为成熟,劳动仲裁制度需要重新设计仲裁程序,人事仲裁制度则应该并轨到劳动仲裁制度之中。

诉权的经济分析

传统民事诉讼理论在研究范式上存在较大的自我限定性,但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却是一个可能的理论拓展方向,不应排斥。诉权的经济分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诉权的产生、存在或者消失,本文运用诸多例证,生动有趣地讨论了艰深且以传统方法难以取得进展的诉权理论。

美国法院教育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独立于法院系统的美国法院教育培训体系在机构设置、功能定位、运作方式等方面均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既涵盖联邦和州的不同层次,又兼顾法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不同培训目标;既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又能拓展其他经费来源渠道。这种多元化教育培训体制注重司法教育与司法研究的之间相互促进,并服务于审判实践;根据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需求作为课程开发的基本导向,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基于受训对象的不同灵活设计培训内容,在培训方式上强调实践性、互动性。美国法院教育的先进经验为刚刚起步的中国法官培训事业乃至法官职业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