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投检视:关于西方民主合法性危机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乃至西方民主国家掀起了全民公投浪潮。面对棘手的政治与非政治议题,越来越多的政府选择诉诸直接民主,将裁决权交予公民。此前未就公投颁布过法律的国家,相继启动立法程序以规范公投的使用,而早已将公投纳入宪法的国家,也通过频繁的政治实践来提升公投的决策地位。这种情形下,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西方社会民众与学者的质疑。认为以全民公投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将取代代议制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核心决策模式的声音层出不穷。代议制民主合法性危机的存在不假,而且其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严重阻滞西方社会治理效率。但就目前而言,这种合法性危机仍不足以对森严的西方政治体系形成结构性影响。全民公投使用频率的上升只能代表决策模式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并不能指向代议制民主的可取缔性。多数情况下,全民公投仅是西方当权者用来安抚公民政治参与情绪的制度工具。面对围绕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精英制度形成的政治壁垒,直接民主决策模式依旧难以逾越。

民主理论视角下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全民公投利用比较

20世纪下半叶,以“宽容性共识”为代表的西方精英阶层决策模式逐渐崩塌,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以全民公投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形式,在政治决策舞台之上的角色属性愈发明显,引发西方社会对代议制民主合法性危机的忧虑。从理论概念角度看,公投拥有规范性优势,但在技术制度层面,其结构性缺陷不容忽视。无论优劣,越来越多的公投大量攫取政治资源、频繁挤占决策空间的现实,令西方民族国家民主制度运作的复杂化程度加深。在“议会主权”与“人民主权”对峙的背景下,以中央统治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以及以公共意志为核心的民粹主义,都在寻求利用全民公投达成各自的政治目的。总而言之,精英阶层关注公投的可操控属性,躲避宪法约束、达成政治欺骗;民粹政党则关注公投的反建制属性,完成去边缘化目标、提升政治地位。

中国社区治理政策工具的运用及启示——基于2000年以来社区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国家社区治理政策对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社区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收集2000-2021年间在国家层面发布的社区治理政策,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社区治理政策工具与社区治理领域的议题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政策工具运用存在单一主导性和失衡性双重特征。具体表现在:第一,政策制定者过多依赖于混合型工具,三种政策工具中混合型工具的运用占比最高,超过强制型工具与自愿型工具二者之和,主导地位显著。这一特征在不同治理领域中也有所体现。第二,在不同治理领域中,政策工具更多集中在社区服务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关注相对较少。第三,无论是政策工具的总体运用,抑或在各治理领域内的具体使用,自愿型工具占比都是最少的,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对目前社区治理中单一政策工具主导的格局进行优化,提高对不同社区治理领域的关注;重视自愿型政策工具在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其使用比例。本文旨在总结社区治理政策工具运用规律的同时,为新时代下的社区治理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以便增强论理工作的实效。

主持人语:科学厘定新时代政府与群众关系边界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化,所以,我们的政府既不能是“全托型政府”,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包揽下来;也不能是“自由放任型政府”,对于群众需求政府不闻不问。我们的政府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积极建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完善的服务型体系,做到“人民有所呼,政府有所应”,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要放开、放到位,提高综合治理效能。为此,要清晰界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事项和范围,对“有事找政府”的“事”进行具体界定,帮助教育群众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职责、自身义务,理论界也要围绕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及其应对方略

以主权原则为根本规范的民族国家体系既为主权国家管理内部事务确立了国际法权利,也为主权国家间的安全竞争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在中国崛起引起的国际环境变化中,国际安全边际递减效应凸显、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均衡和国际金融制度局部重构使得美国认为其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和挑战。这种认识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主权主义”理念回归后,必然深化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认知和判别。有鉴于此,新时代中国应结合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以长远的历史眼光和正确的战略定位来审慎处理和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具体包括:聚焦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明确国家利益界定,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认同美国的亚洲地区历史角色,打造中美两国共同的朋友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治创新。

我国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战时管理全链式法治化建设研究

在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际,我国迎来了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大考。尽管经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联防联控、对口支援,举全国之力赢得了战略性胜利,但事件处理中战时管理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慌乱、无序、无力、低效等情况,不仅影响了事件处理的进程,还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对巩固和发展小康社会建设成果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因此,我国今后应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作为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通过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和配套法律法规,促进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战时管理全链式法治化,切实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

主持人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将加速全球国家治理的变革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有史以来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防控最难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它正在以其极度的不确定性特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各国依据各自的国情和现实可能性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为防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积累了十分难得的经验。但是,由于它的极度不确定性和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一些国家在防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制度和体制短板,致使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大半年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主持人语:赋予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新内涵

什么是爱国主义?首先,爱国主义是一种自发的对于祖国的感情。列宁说过: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也就是说,爱国主义是一个国民自然产生的对于自己祖国的心理认同和珍爱情感。其次,爱国主义又是一种发展的感情。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

精准扶贫中的伦理问题反思

脱贫攻坚过程中乡村社会诸多关系被触动和重塑,本文尝试从乡村伦理角度对此进行反思。在家庭伦理方面,脱贫攻坚以消除农村贫困为目标,但是强调帮扶责任同时不能弱化家庭内部伦理责任。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关注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村贫困户和非贫困村贫困户之间形成的不平衡问题。在基层政治伦理方面,扶贫干部不仅要做好帮扶工作,还应该坚持公平正义,提高扶贫资源分配公平性;帮扶工作中干群关系需要正确定位,扶贫干部的任务是帮扶,而不是包办。

宪治指引下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核心价值回归

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依法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这一程序实施以来暴露出的很多问题,说明立法还存在缺陷,其折射出的深层次原因是现行立法悖逆了人权保障和社会防卫两个核心价值的要求,悖逆的根源则在于对宪法精神的违背。刑事诉讼法被称作“应用宪法”“动态的宪法”,因此要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首先要溯本清源,从宪法精神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入手,梳理现行规定悖逆两个核心价值的具体表现,探索两个核心价值和谐统一的理论和现实路径,实现宪治指引下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核心价值回归。这可以为研究如何在部门法领域贯彻落实宪法精神,以宪治为指引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乃至其他部门法提供启示。

“拍门式”管理的形成路径、困境及其应对——基于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视角

流动人口管理本质上是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一部分。调研发现,以出租屋为抓手、以“拍门式”方法为主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体制分割、治理资源不足及陌生化社会结构等困境,极大消解了国家在基层有效提取信息的能力。文章认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既要注重各条块职能部门的统筹行动,也应深入该群体的生产生活逻辑,将其流动程度与家庭基础和产业类型相结合,有重点进行分类管理。更为长远的是,应建立并动员国家与广大分散流动人口个体之间的“中间组织”,作为信息提取和隐患排除的“缓冲地带”,以提升国家在基层获取信息的及时性、长久性与有效性,实现流动人口管理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变。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几个着力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系统庞杂的重大工程,其深嵌于国家建设、国家治理及国家发展的整体过程中。要准确认知与系统把握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须把它置于维护党的领导与国家的统一稳定这一层面,才能追寻到中华民族的原有本质与现实意义。对此,随政治—社会结构与环境的变迁,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种种考量也应当有所变革。从现实维度来看,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围绕以党建为引领、以健全法律形式为合法性支持、以铸牢共同体意识为精神起点、以共同体理论构建为指引,进而形成一个四维架构。

金炳镐简介

金炳镐(1950.2-),男,朝鲜族,哲学博士,教授。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荣誉称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3),两次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89、1995),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02),首届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2003),首届全国高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民族院校首位国家级教学名师)(2003),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2004),获首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4)。

探索塌方式腐败问题：一个基于负面领导行为视角的初步探讨

塌方式腐败在我国频繁发生,探究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便对症下药尤为必要。从领导理论中的负面领导行为视角出发,本研究认为群体性塌方式腐败与负面领导行为可能存在密切关联,探析负面领导行为的内在结构,有利于为揭示群体性塌方式腐败产生的深层原因奠定基础。鉴于此,本研究应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索了组织中的负面领导行为类别表现极其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组织中的负面领导行为可以划分为德行缺失、无能逃避、专横辱虐、放任自流、苛责限制和贪污腐化等六大类别。鉴于从管理学视角探讨群体性塌方式腐败的文献较为有限,本研究对弥补这一研究视角的空白做出了初步尝试。但本文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负面领导行为的内在结构,仅仅为今后基于负面领导行为视角探究群体性塌方式腐败产生的深层原因奠定基础。

公务员任务型聘任制的必要性及其优化路径——基于多个公共管理案例的分析

公共组织的人事行政从公共组织类型和公务员制度类型两个维度来进行划分大致有四种模式,这四种人事行政模式各有其适用的领域,其中公务员任务型聘任制具有独特的价值。公务员任务型聘任制是任务型组织和公务员聘任制良好匹配的人事行政模式,任务型组织的成立、运行和解散与聘任制公务员的“进、管、出”能够完美契合,任务型组织的旨趣与公务员聘任制的目标统一于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实践中。新时代公务员任务型聘任制可以遵循观念先行、试点探索和广泛实践的路径来建构,按照合作治理的理念,公务员任务型聘任制下的组织将朝着多元合作型组织的方向发展。

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创新的路径

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不等同于国家治理和城市管理,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市民在协商合作基础上,运用各种社会技术解决发生在公共空间的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协调性社会行动。本文以构建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主体体系、任务目标体系和治理标准体系为基础,提出转变治理理念,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精细治理能力、智慧治理能力及社会动员能力的可行路径。只有不断完善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体系和不断创新治理方式,才能应对公共空间不断出现的新挑战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的困境及其超越——兼论综合性产业扶贫框架的建构

尽管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产业扶贫被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且在实践过程中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产业扶贫也面临多重现实困境,诸如产业扶贫项目选择难,单一产业项目风险高,产业利益分配偏离贫困群体,产业可持续性较低和产业扶贫产业化等。要想充分发挥产业扶贫对于脱贫攻坚的核心作用,必须在产业扶贫工作中重视破解其现实困境并尝试建构综合性产业扶贫的治理结构,以此实现产业扶贫功能的充分发挥。

金融政策创新与缩小云南城乡贫富差距关系研究

对中国城乡贫富差距变化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选取1992-2013年中国的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给量、股票市值、住房销售额指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财富增值、保值效应,加剧了城乡贫富差距,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于城市,农村居民难以通过金融市场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而财产抵押制度是导致呈现金融资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由于农村不动产流动性差,致使农村居民难以通过不动产抵押获得金融资产,这已成为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扩展农村投资的多样性,以及通过产权改革与金融创新等降低筹资成本、增加农村居民金融资产的可得性对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现实意义。

认知认同与实践认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逻辑基点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认知认同无疑是第一逻辑环节。因为只有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达到知行统一。而现实问题恰恰在于知行不一、知行脱节,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领域。本文指出了多元价值背景下个体如何形成价值共识的内在机理问题,论证了认知认同作为核心价值观第一逻辑环节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对照西方社会在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我们的认知认同机制原则、方法和措施。

台湾城市文化治理模式及其经验借鉴

在城市化的实践进程中,文化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能力之一。台湾地区文化治理的变迁经历了"政府主导—市民文化意识觉醒—全面文化治理"三个阶段,这一进程中台湾基于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政策价值路向,打造了"多元的治理主体—顺应场景的治理方式—效度导向的治理内容"的三维实施机制,并在实现区域城市空间有效利用,增强都市文化认同,协同区域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将为我国城市化背景下其他相关区域的都市文化建设梳理出可资借鉴的治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