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台柱子和畅销书

本文详细梳理了1932—1948年生活书店的出版经营史,对书店的经营情况、作者资源的积累与维护以及畅销书、常销书的出版进行考述,展现了我国现代民营出版机构在战乱中夹缝生存,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仍坚持刊布传播进步思想的精神与气度。

纠结的思考:书籍史、文献学与近代史交叉视域下的《仁学》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晚清维新思想家,其《仁学》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尝试从书籍史、文献学与近代史等多学科交叉视角来探讨《清议报》本《仁学》"重复"之真相、中止与恢复刊发之原因、《亚东时报》本误字之分析等问题,并提出文献学对于书籍史和近代史研究的"补位"作用,进而提出对跨学科交流的号召。

展现徽学博大精深 再现徽州辉煌历史——《徽州刻书史长编》评述

文章从三个方面肯定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徽州刻书史长编》的价值:1.完整地展示了徽州刻书的历史发展过程;2.搜罗宏富,注重资料的可信与可验证;3.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徽州刻书的文化贡献。

“一日”类图书出版研究

茅盾在1936年编辑出版的《中国的一日》开启了从"一日"的时间维度讲述社会图景的先河,形成了"一日"类图书模式,随后"一日"类图书接踵而出,成为了中国现代编辑史上的一个典型选题。某一天的具体景象以其客观性、分散性、平民性的特质构成短暂时间而广阔空间的扁平化历史,记录着各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典型图景,弥补了在中国常为人忽视的日常生活史的空缺。

如何让“绝学”走向大众?——甲骨文普及著作的出版历史与出版策略

甲骨文的弘扬需要学术传承和文化普及的共同努力,近四十年来,甲骨文普及著作的出版经历了滥觞期、发展期、增长期三个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甲骨文知识普及的全面覆盖,涵盖了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读者群,呈现出丰富的出版形式。与此同时,现有甲骨文普及著作在内容质量和销量影响上皆有不足,不能完全满足国家的文化策略和大众的知识需求。对此,学术界、出版界与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打造兼具历史高度与学术精度、既可信又可读的甲骨文普及精品。

舒新城日记选录(二)

五月1日星期三晴。商务本期版税结账单已到,共五十六元余,当将折寄下。杜海生午前来谈开明事,移时方去。《百科辞典》样稿已选就,当寄去。五月2日 星期四《摄影初步》已撰就,寄去。五月3日星期五晴。校乙青稿。五月4日星期六午前崔唯吾来谈摄影约时余,下午并与其夫人张志安同至吴山摄影,夜间为之洗出。《西湖百景》有无说明者二十片,寄来,中有数张不好,拟明日摄换。

中国印刷博物馆藏品征集启示

中国印刷博物馆是中宣部直属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是传承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印刷术承载的印刷出版文化等知识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2017年以来,中国印刷博物馆积极强化“服务中华文化传承、服务行业发展大局、服务社会大众需求”的“三个服务”意识,创新树立“专业化+大众化、知识性+趣味性”的双化两性”文博思路,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和强化文化担当,积极开展传承传播优秀印刷文化展览展示活动,积极推进印刷文化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取得了良好社会影响。

20世纪40年代中学国文教材的讨论与编纂——以开明书店出版物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以叶圣陶、朱自清为代表的语文教育专家以开明书店为出版平台,以大学为依托,创办刊物、编辑教材。他们一方面发起讨论,深入国文教育内部,从语言形式到选文内容等多方面对当时国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解决策略;另一方面将这些编辑理念付诸实践,出版全新的“文白分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形成了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出版的国文教材编写的良性模式,促进了中学国文教育的不断发展,为当代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六种还是七种?——姜别利创制中文铅活字略论

姜别利采用电镀法制成七种铅活字的说法,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媒介史、印刷史、出版史、报刊史的研究著述中广泛流行,几乎成为常识。由于相关文献匮乏,80多年来这一说法辗转因袭,无人质疑。近年来,由于海内外学者对早期来华传教士原始档案的挖掘研究,这一问题才可以得到澄清。姜别利采用电镀法创制的中文铅活字,是六种而非七种。一种之差,并非计算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研究中媒介史的某种缺位。

来新夏编辑出版思想述略

来新夏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编辑出版家。他的编辑经历跨越近70年之久。在实践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对编辑出版事业的独到见解。其编辑出版思想的形成既源于他的丰富经验,也源于他的学术背景和学者身份。他的史家视野,使他能够站在出版史的高度,通古今之变,重视传承但不泥古守旧,顺应时代但不追求时髦。他的学者、作者身份,使他能够多角度思考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学""术"兼备、能"文"能"武"的要求。他的读书人身份,使他格外关注图书出版事业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来新夏的思想对当今编辑出版事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书籍如何影响社会——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

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致力于从社会史的角度解读书籍流通,通过对宋代至清中叶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借此建构起来的社会网络进行细致考察,认为在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的书籍市场才趋于繁荣,并伴随着书籍获取与分享的行为实践,一种特殊的“知识共同体”出现了。由于研究所用样本数量和比例上的局限性,导致书中部分立论仍有推敲余地,但顺延其理路进而思考下去,却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如以书籍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文化阶层,以及历史中书籍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等问题。

禁书、士争与乱象:晚明出版业的监管与失序

晚明时期民间出版业繁荣,私刻、坊刻和书肆构成活跃明代出版市场的主要力量。相较于宋、元两代以官刻为主流的出版业态,明代中央政府在出版市场监管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课题。面对晚明出版市场混乱、出版物质量低下的状况,明政府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却因为缺乏可做依据的典章制度,也没有设立负责执行的专门机构,无力采取行之有效的出版管理措施,所颁布的出版政令和采取的行政措施并没有对出版市场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明代中央官僚集团对于出版管理的理解更侧重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思想统一,将其视作士争与政争的契机。明政府这种出版市场监管失位的境况,不仅导致了晚明出版市场失序繁荣的畸态,更造成了士风浮靡与统治思想的混乱。

《任中敏文集》出版回顾

江苏地方学人文集一直是凤凰出版社的重要出版方向,本文回顾了《任中敏文集》的出版缘起,从与主编商定选题、拟订编纂体例到编辑的全过程,通过文集的出版,也给出版社与编辑个人带来了很多益处,值得总结。

刘盼遂先生《世说新语》整理成果的发表过程及遗稿的下落

刘盼遂先生自幼喜好《世说新语》一书,经十余年撰成《世说新语校笺》一文,并于1928年正式发表,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系统整理《世说新语》的著述。此后三十多年他一直在该文的基础上增补修订,并于20世纪50年代末应中华书局之约,撰写《世说新语》的校注专书。书稿将成,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期交稿,之后原稿亦下落不明,成为学术出版史上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他于1928年所作的《世说新语校笺》原稿后入藏北师大图书馆,其入藏经过也极富传奇色彩。

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起始及其他

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是古籍出版社负责人每年一次的行业联席会议,从1986年第一次会议开始,已经延续了33届。会议从创办之始,就成为古籍出版社交流工作经验、共商协作发展、展示出版成果、发挥集群优势的平台。本文对“社长年会”的缘起,以及行业联合初始的编纂《中华大典》、创办《古籍新书报》、设立“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等进行了回顾,以期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

立足市场做改革 创新发展强主业——对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改革与创新发展之路的历史考察

最近二十多年来,浙江省新华书店围绕主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体现时代特征、具有浙江新华特色的改革创新之路:1994—2000年进行自我改造,并转企改制组建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2001—2010年,通过连锁经营机制创新,实现主业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快速发展;2011年至今,通过全面创新和融合发展,加快向多元化文化商贸流通集团转型升级。本文梳理分析了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二十多年改革与创新的发展历史,并对其在管理体制创新、经营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带给出版业界的有益启示进行了思考。

对元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套印方法的研究

元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套印方法,是印刷史上有争论的话题之一。本文依据原本留下的种种套印痕迹,提出"一版双印法"的看法;并探索"一版双印法"的细节,有利于认识早期的套印方法,对揭示套印方法的发展脉络应该有所帮助。

晚清官书局刻书的机理与路向——以金陵书局提调洪汝奎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官书局是中央与地方进行政权维护的重要文化实践。现有的官书局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探究、出版物考释等方面,具体解剖官书局内部运作情况的较少。参与官书局经营的人物是观测书局内部行动框架的有效基点,因此本文欲以金陵书局发展鼎盛时期任职提调的洪汝奎及其出版活动为研究视角,通过讨论他与局中人员的互动、校勘经史的实践及维持书局发展的努力,在地方官书局的命运走向中窥见其个体功过。

“过渡时期”鲁迅研究及史料呈现的一个缩影——以1956年《文艺报》“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号和特辑”为例

1956年,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文艺报》相继推出“鲁迅纪念专号”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辑”。“专号”所刊内容大致分为缅怀和纪念鲁迅、回忆和追思鲁迅、研究鲁迅及其著作与文艺思想、围绕《鲁迅全集》的编注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建立的随感、历史文献、以纪念鲁迅为主题的美术作品等六类。“特辑”则以研究文章及未发表的鲁迅书简为主,可看作对“专号”的补充,尤其是补充了鲁迅思想、鲁迅精神及其作品的域外传播等内容。本文以“特辑”和“专号”为研究对象,从作为政治符号的鲁迅、立足鲁迅作品的学术研究、最大限度还原本真的鲁迅、走进鲁迅生活的现场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意在探究“过渡时期”鲁迅研究及其史料呈现的缩影。

卷首语

中国期刊史的“前世”与“今生”,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话题。从1815年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米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至今,中国期刊已有205年的发展历史。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期刊成为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促进民族觉醒的“国之利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期刊更是引领时代潮流、展示时代风貌的重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