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三位”问题对策研究

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着“不到位”、“错位”和“缺位”三个突出问题。“不到位”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尚未很好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为；“错位”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缺位”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很好地融入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进程。解决的对策是：要澄清认识问题，转变七种旧有观念；要探索有效方式，用“三化”解决“三位”问题，即用大众化解决“不到位”问题，用现代化解决“错位”问题，用国际化解决“缺位”问题。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是内容丰富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不能把它庸俗化为非阶级性的理论、支离破碎的个别词句或习惯性的常识体系；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不能教条主义、封闭僵化地对待；需要通过理论灌输来武装群众，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不能自发主义、修正主义地对待。

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只分析了自由竞争阶段的生态问题的特点，无法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出现的许多新的特点。基于自由竞争时代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脚踏车式的生产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新陈代谢断裂，导致了对资源与环境的过度消耗。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巴兰、斯威齐以及史奈伯格等人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浪费等而导致的生态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批判——《资本论》的三重拜物教批判

马克思宣告宗教批判已经终结，继而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转向对现实的批判。本文旨在探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何一以贯之地推进其宗教批判思路，分别从三个层面考察宗教批判“道成肉身”转化成了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批判由此揭开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实质的神秘面纱。以宗教批判为线索来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和其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之关系所作出的批判性反驳，此外，对于研究改革开放视域下中国社会意识变迁之哲学基础亦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于马克思“跨越”设想历史地位的确证——与一种否定观点的商榷

近年来学术界有学者对马克思晚年是否提出了“跨越”设想提出质疑，虽然这对深化有关研究是有益的，但这种观点及其论据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是持久而深入的，所得出的结论是他慎重思考的结果；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是他早先思想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从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思想的比较来看，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从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看，“跨越”设想引起了多国学者的关注，并非中国学者的理论虚构。

2011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党政干部院校主办学报排名

全国各类党政干部院校主办的学报约有145种，被2011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学术刊全文转载的期刊有92种，约占总数的63．4％；共被转载全文总数为549篇，约占《复印报刊资料》学术刊全年转载总量（12854篇，不含报纸和集刊被转载论文）的4．3％。

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是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在发达国家出现的新马克思热，被视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新亮点。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与后现代主义紧密关联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后现代社会的土壤里滋长起来的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解构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基础，否定了现代社会科学中本质论、总体论、中心论、普遍论的现代性观念。同时，后马克思主义也解构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又被称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社会科学的解构中，后马克思主义甚至否认了科学的概念，没有建构起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从而陷入了某种虚无主义。但是，在对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性分析中，后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这些新的理论实际上推进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

论列宁与邓小平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两个概括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列宁和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形成了两个著名的概括，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邓小平发展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研究列宁和邓小平的两个概括，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研究报告（2006-20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自设立以来，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以及“马克思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研究方面展开了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

“两大发现”还是“七大发现”（上）——马克思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思想史考察

关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各种教科书都归之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殊不知，这一提法的首倡者恩格斯只是在举例子的语境中才这样说的。因为，马克思自我认定的一大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在恩格斯的“两个伟大发现”说中占有位置。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马克思盖棺论定的评价是，有“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而言，马克思至少有七个伟大发现：（一）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路径；（二）劳动；（三）人类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劳动人道主义；（六）剩余价值；（七）唯物史观。这七个伟大发现的实现，有着历时性先后顺序，在内容上也存在着逻辑层次关系。而在七个伟大发现中，处于核心、基础和本质地位的，是马克思对“劳动”的发现。

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空间命运

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地理空间包含了诸多人化、意向性关系，其命运轨迹含蕴了从空间形塑、空间成长、空间异化到空间重构的内在演进逻辑。空间受到资本的控制并屈从于资本的逻辑，资本对利益的追逐直接塑造了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空间面貌；剩余资本的第二循环、空间生产、弹性积累、时空压缩以及空间竞争等多种力量推动了空间成长；非对称交换关系下的资本全球化流动不断加剧空间结构关系的异化；资本霸权的新秩序侵占了空间主权秩序并引发一轮轮空间危机，空间重构是反对资本霸权的必经之路。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具有严整、完备的理论体系。这种科学理论体系的严整性，是它自身坚持理论创新的结果，固有的本质特征，科学精神的体现，求真的存在方式和必要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始人一贯高度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严整性。从严格的狭义的原创意义上说，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加以阐述的最基本、最基础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才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后，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代特征和各个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运用和发展形态。应深入学习、研究《资本论》的逻辑，从指导现时代实践出发，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国际范围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再思考，也引起了国际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既面临严峻的挑战，又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必须积极回应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深入剖析金融危机的根源，对此危机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良机，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把握其本质；必须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问题，解答时代变迁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新课题。中国学者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通过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时代内容。

希望还是神话：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阐释

马克思基于对现代无产阶级生存境遇的关照和对人类政治命运的终极关怀，提出和论证了一个扬弃虚幻共同体、超越政治解放和克服市民社会的超政治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武器，科学地论证了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作出了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预见。国家的消亡既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的承诺，也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图景”。我们应从社会理想和历史真理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生成的高度去理解国家的消亡，从而澄清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论既不是乌托邦的神话，也不是“宿命”的机械历史决定论。

世界观、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

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和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的重要基础。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运用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马克思运用世界观、方法论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使世界观、方法论集中体现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有机结合上，集中体现在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理论相统一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与共产主义理论三者的相互贯通，使世界观、方法论走向完善和成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必须自始至终贯穿世界观、方法论。

阿尔都塞与《保卫马克思》

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是上一世纪后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本文着重分析了这一文本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即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非斯大林运动中的严重思想混乱，特别是阿尔都塞此时着重批判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凸现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思潮，以及他用以“保卫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辩识。

对话与大众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认识的一个新视角

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有政治色彩，也有学理之耕，且应以学理讨论为主，政治论战次之。这场争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但和传统观点将之归功于政治意识决裂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观点不同，本文恰恰认为，这场争辩的学理性，及其在争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开放、自由和包容的氛围乃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重要原因。这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则表明在开放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更容易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