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继承的限制与转向

《民法典》生效之前的司法实践和理论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让与和继承作了限制性解释。从限制论的内容及渊源来看,该理论主要借鉴了德国法的规定,这一限制性规定主要是基于人格权的高度专属性以及抚慰金的抚慰功能。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在司法实践中都摈弃了严格的限制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为纯金钱债权,并不存在所谓的人身专属性。此外,限制论会带来被侵权人“与时间赛跑”、权利体系混乱、遗产继承人权利减损等问题。基于此,应突破我国既往裁判和理论中的限制解释,不应对《民法典》第1122条进行限缩解释。

我国董事信义义务制度的扩张适用:一般规定的确立

在《公司法(修订草案)》尚待完善的立法过程中,有必要基于我国司法实践的考察,明确我国现行董事信义义务制度扩张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比较研究,探寻可资借鉴的域外经验,确定其立法方案。基于此,我国《公司法》可考虑将董事信义义务法定化,维持《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80条关于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判断标准的规定,但提升守法合规规定的地位,将守法合规、诚实守信确定为董事信义义务一般规定的基本内容。董事信义义务制度的弹性将因此大幅提升。不过,基于我国公司治理实践,应在司法实践中充分考虑董事的实际地位,在董事违反信义义务责任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对董事过错的认定持审慎态度。

《当代法学》杂志网上投稿及审稿系统变更通知

为了更好地服务作者和读者,提高投稿和审稿效率,提高办刊质量,《当代法学》杂志决定自2022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原网站的投稿和审稿系统,并正式开始使用中国知网的"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的投稿、审稿新系统。现就使用上述投稿及审稿的新系统事宜做出如下说明:1.《当代法学》杂志的投稿及审稿新系统的官方网站为:https://ddfx.cbpt.cnki.net。

唐律中的“人口买卖”:立法的表述、量刑及其逻辑

“人口买卖”并非立法语言,《唐律疏议》中的“人口买卖”主要包括立法直接列举的四类犯罪行为:“略”与“略卖”,“和诱”与“和诱卖”,“和同相卖”以及“知情故买”。“贩卖”行为的分类依据主要是被卖者的主观意志,具体量刑受到等级、身份等因素的直接影响。立法针对将良人卖为奴婢、部曲、妻妾子孙等不同情节列举了相应刑种与刑等,以此作为基本刑,卖部曲、奴婢及其他相关犯罪行为多在此基础上加减刑等。“知情故买”的入刑门槛极低,具体量刑比照相应“贩卖”行为减一等或加一等,刑罚适用仍受等级、身份等因素的影响。立法针对略、略卖良人为奴婢设置了死刑,并通过立法解释扩大了死刑适用范围,“贩卖”十岁以下之人或者“贩卖”过程中造成他人伤害,皆处以绞刑。

《反垄断法(修正草案)》的评析

《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从宏观角度强化了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从微观角度强化了数字经济反垄断,增加了“安全港”规则,加重了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草案仍有很多值得商榷和改进之处。法律修订不仅应当“纳新”,还应当删除长期“空置”的条款。从反垄断执法角度看,强化数字经济反垄断是我国当前反垄断执法重点,这方面的修订应考虑迄今国内外执法经验,做到与时俱进。强化反垄断不仅需要修订和完善反垄断法,还应当强化反垄断执法机关。特别在公平竞争审查方面,应增加执法资源,提供相关制度保障。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之性质厘定与司法效果

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法律性质,现有民事协议说存在磋商性质无法契合纠纷解决“程序”的问题,故难以在《民事诉讼法》和环境法典(尚需编纂出台)中找到合理定位。现有学说观点需要进一步补强与丰富:一方面,民事协议说既契合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政策的目的,亦可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救济程序的衔接,从而凸显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衔接后司法救济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需要在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如环境法典)中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民事协议性质,以弥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在法律中的性质缺位。基于此,才能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实体性质和拘束力司法程序救济的效果。

通过强制执行的权利实现——执行程序的实际操作及其功能

通过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件介绍民事执行程序的标准流程,并对其中涉及的执行制度重要概念、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等程序规范加以解说。展示了强制执行的含义在于由国家授与执行权的机构以强制甚或暴力作为后盾,依据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对私人间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发挥的是确保财产权利得以实现、强制相关义务得以履行的功能。

刑事庭审人证调查规则的完善

我国刑事庭审中的人证调查,虽然采用了控辩方发问的格局,但未能采用交叉询问的技术规则,人证调查规范较为粗疏。推动庭审实质化,需要考虑中国刑事庭审的约束条件,适当借鉴交叉询问技术,包括关于诱导性询问的规范。应实行证人作证后控辩双方评议的制度,同时对证人在场问题作出适当安排。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出庭作证时应协调作证人与当事人身份的冲突。单位犯罪的诉讼代表人不能被作为被告人或证人进行法庭调查,特殊情况下需转换身份。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可兼为质证人和作证人,允许各方采取适当方式对其发问;如果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询问鉴定人,则应在其询问鉴定人并发表质证意见后再对其发问。庭审规程应增设对法庭决定提出异议的制度。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迷失：动因与出路

中国国际法理论界和实践界长期高度重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和作用,一些国外的学者也曾对此进行专门阐述。然而,在国际法的实践、特别是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却很少被专门提及,处于一种迷失状态。通过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国际法院规约》规定的"一般法律原则"的对比,可以看出国际法基本原则存在着在法律渊源的列表中未能被正式规定的缺憾;通过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近期被高度重视的"强行法"的比较,可以发现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纯政治血统是其在国际法整体上趋向专业化、技术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道德驱动的政治决议与技术掩盖的利益导向进行博弈,后者取得了优势。然而,从未来出路看,具有权衡特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具有指引、协调、整合的作用,满足国际法未来健康发展进程的需求,故而应赋予和提升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中国作为国际法的后发国家应继续高度重视并倡导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当代法学》注释体例

一、文中注释采用脚注，全文连续注码，注码放标点之后。注码号为[]。 二、注释例 （一）著作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页。

新民事诉讼法关于庭前准备之若干程序规定的解释适用

根据从立案到开庭审理前我国民事诉讼流程的基本结构及不同阶段,可以把新民诉法所规定与庭前准备相关的内容划分为若干前后关联的程序操作或诉讼行为。从程序法解释论的角度,对新民诉法中有关这些准备活动的条文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如何解释适用展开较详细的分析讨论。涉及的内容包括诉讼程序与督促程序的相互转化、先行调解的实施、应诉管辖与法院移送的关系、庭前指定举证时限的期间和效果、以及包括追加共同诉讼当事人、第三人参加诉讼、变更增加诉讼请求和反诉等程序操作在内的诉的主客观合并诸问题。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之转型——基于实践的理论分析

与西方刑事和解起源于少年司法实践不同,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是在刑事司法的现实难题和政治使命背景下,主要作为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机制展开的。它以补偿被害人的物质需求为基本导向,被害人心理修复和加害恢复的目标一定程度上被置之不问。在此框架下展开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独特性被消解了,在政策理念、制度设计、程序结构和标准设定上都与成年人刑事和解无异,呈现为混合/补偿模式。基于此,有必要在考察西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恢复性司法和未成年人司法双重理念为指引,推进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转型,即实现向专门/教化模式的转换。

论欧盟国际制裁法律基础的革新

欧盟的国际制裁虽然以实践为目的,但作为制裁基础的欧盟基本法却一直存在范围不清、界限不明的问题。《里斯本条约》通过后,欧盟法对国际制裁法律基础的规定更加明晰,即通过明确欧盟机构在各领域采取行动的权限和程序,使得欧盟国际制裁的法律基础更加规范。但欧盟的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欧盟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实施的制裁在实践中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对成员国实施制裁的问题上,欧盟采取行动的法律基础依然欠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欧盟法应向更加一体化和类型化的方向发展。

反垄断豁免中的规制性冲突及其解决——以证券市场为例

如何解决规制性法律之间的冲突是反垄断豁免的一大难题。当前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优先顺位之争不具可操作性。法院应依据《反垄断法》第15条的规定处理规制性冲突。对于第15条所列明的目标,应引入比例原则,补足手段必要性这一要件。对于其他法律所列明的目标,应借鉴美国关于证券市场反垄断豁免的做法,引入比较优势原则,通过积极审查标准处理规制性冲突。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法律问题研究——对《公司法解释(三)》的解读

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涉及到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以及隐名出资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容易引发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股权权益归属纠纷、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名义股东股权处分行为效力纠纷以及出资瑕疵责任纠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公司法解释(三)》总结了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对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规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依据《公司法解释(三)》对隐名股东资格确认及存在隐名出资情况下的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进行了解析,并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理解和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解释。

刑事辩护律师之法律伦理思考——涉黑案件中的正义、道德、尊严之辩

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是刑事辩护律师法律伦理研究的特殊语境,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具有侵犯法益的多层次性、侵害法益手段的残暴性、侵害法益认定的关联性等特点。律师制度是建立在保障人权基础上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关键一环,"打黑除恶"过程中律师危机的显现,凸现出法律正义与公众正义、角色道德与一般道德、被告人人格尊严与被害人人格尊严的冲突。其解决之道在于权利的让位,提高律师的职业伦理。

论我国法院体制改革的路径

法院体制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在法院体制改革过程中,应当修改宪法,将法院独立审判制度宪法化;改革现行法院体制,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域,使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相分离,以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整合现行法院结构,将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设置为初审法院,将高级法院设置为上诉法院,最高法院作为终审法院,以区分初审和上诉审,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实现司法公正。

作为行政性纠纷解决之道的私力救济

合法的私力救济是解决行政性纠纷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普通公力救济制度的必要补充。行政和解、非官方调解与半官方的第三方调查,以及忍受、回避等私力救济方式,不但可以促成部分行政性纠纷的顺利解决,同时还具有公力救济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当然,与公力救济相比私力救济也存在诸多局限性,因此对作为行政性纠纷解决之道的私力救济,需要从条件、范围等方面进行控制。

社团自治与宪法变迁

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社团组织的勃兴导致宪法变迁。在宪法基本权利制度方面,社团自治权成为一项新兴基本权利,社团既是集体权利的享有主体又是社团成员基本权利的保障主体。在宪法民主制度方面,社团的兴起使民主突破了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产生了行政民主、社会民主、协商民主的新型民主形式。在权力制约制度方面,单一的国家公权力层面的分权制衡转变为国家公权力之间、国家公权力与社团公权力之间以及社团公权力内部的多重分权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