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总论”中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在“分论”九“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就此作出全面部署。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2023年第3期学术信息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院校联盟”成立大会暨“中国式现代化与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高峰论坛召开2023年4月22日,“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院校联盟”成立大会暨“中国式现代化与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高峰论坛召开。

迈向“最佳解释确信”的司法证明

面对日益复杂且趋于技术性的案件事实与证据,传统司法证明方式在探求真相与实现裁决公正的目标上力有未逮。国内学者开始转向哲学领域的解释性理论,以期获得证明方法上的启示。作为解释性理论应用于司法证明领域的标志性成果,相对似真性理论基于自然认知理性,通过赋权诉讼当事人与比对和判断的方式,可以对事实争议予以有效解决。然而,其仅从外部层面解释证明标准,未进一步区分辩方的具体抗辩类型,忽视了事实的“未知空间”,并面临科学化调查方法的挑战。结合信念解释理论和技术性证据的标准化解释流程,对相对似真性理论进行改良,在此基础上,可提出司法证明的最佳解释确信理论。该理论既观照了中国具体司法语境,又弥合了自然理性与技术发展之间的鸿沟,深入反映了司法证明对信念程度的要求,更加符合诉讼认识规律与庭审运行特征,能够有效实现科学、准确以及经得起检验的司法证明。

2022年第6期学术信息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届会议“国际人权政治化的风险与问题”中方边会召开2022年9月19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和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人权政治化的风险与问题”中方边会召开。本次边会采用线上形式,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国际进步组织、柬埔寨人权委员会等高校、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十余位中外专家学者与会,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和机构的一百余名观众旁听了本次边会。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志鹏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法理概念的经义指向及近代转型

在中国古代,儒家经义嵌含于法理概念的意义结构中,"法理"一词通常指向君臣之义、父子之义、夫妻之义等伦理纲常。到了近代,法理概念的内容指向发生了双重转型。其一,在立法场域,法理概念的指称内容实现了由天理观到公理观的再造,"法理"之"理"开始指向平等、自由等公理原则。其二,相应地,在司法场域,儒家经义开始脱嵌于法理概念的意义结构,"法理"一词开始摆脱伦理纲常的道德纠葛,对法律文本的依附趋于强化。

我国形式法治论诸版本区辩与批判性反思

国内学界关于形式法治论的态度存在激烈分歧。然而,同为"形式法治论"的各项主张,实际讨论的却是四个不同议题:法体系的美德、司法裁判的根据、法治的概念以及法体系美德研究的界限。作为法体系美德主张的形式法治论总体上已获广泛承认;作为法治概念主张的形式法治论在论证上存在逻辑裂缝;作为法体系美德研究界限主张的形式法治论,在对自然科学的僵化模仿中忽视了法学研究的独特性质。当前,我国学界对作为司法裁判根据的形式法治论的辩护不够成功,因此,有理由继续深化该研究。理由之一是疑难案件的判决与说理迫切要求获得理论支持,理由之二是该研究在立场表达与辩护策略上还存在极大可提升的潜能。

民事单行法思路及其消极影响之克服——以民法典编纂为视角

民事单行法思路是我国民法发展过程中与民法法典化思路相对的立法思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立法选择了单行法的思路,制定了一大批民事法律,实现了民事领域'有法可依'的法制目标,但这也对民法典编纂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为克服民事单行法思路的消极影响,实现民法典编纂的既定目标,至为重要的就是,应尊重民法的知识体系,完善民法典的体系设计,正确处理民法典编纂与现行民事法律的关系。

守法义务与特殊性

特殊性要求是约束守法义务理论证明的诸多要求之一。如何说明守法义务这一一般性道德义务的效力仅要求一国居民服从其自己合法国家的法律这一具有特殊性的现象,是守法义务理论需要在论证中展现的特性。以西蒙斯为代表的守法义务怀疑者在构建特殊性要求时并未提出清楚的界定,并且其仅有的界定有夸大这一要求效力的嫌疑。弱化特殊性要求对于守法义务理论的限制可以通过三个层面的否定而展开:第一,特殊性要求并不是特殊针对守法义务的要求;第二,特殊性要求对于守法义务的证成并不存在规范性的约束力;第三,特殊性要求的达成并没有西蒙斯所声称的特定程式或要求。

第六届“全国司法文明博士生、博士后论坛”召开

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第六届“全国司法文明博士生、博士后论坛”在杭州召开，本届论坛由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办，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承办，《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社协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法理与司法文明”.

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商鞅之“法”

以商鞅之"法"的含义和目标为切入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商鞅以"以法治国"为中心,围绕"农战"而形成并展开的法治思想。商鞅"以法治国"的主体虽是君主,但"以法治国"除了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外,还要实现"万民自治"、"天下大治"以及"至德复立"、"能述仁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在政治哲学视角下,商鞅之"法"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所有权的拟制属性与社会功能——兼论“公的所有权”及其实现路径

物权法建立了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尤其是以所有权为核心概念的逻辑体系,但事实上,所有权并非天衣无缝的逻辑起点,亦非坚不可摧的话语基石,而是人类理性下的拟制产物或制度事实,是特定历史时期所有制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它以法律的话语来承认或确立现实的经济关系,并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的经济关系上,才能真正理解所有权及其社会功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经济原则下,应当肯定和确立"公的所有权",它区别于私的所有权。因此,应当遵循目的原则与功能原则重新设计物权法的所有权制度,尊重中国现实的经济关系与生产关系,确立公的所有权制度,以期正确引导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能一味追求法人话语下的单一"私有化"。

信息、信任与规制性竞争——网络社会中二手房交易之信息传递

中国房地产中介领域以及其他网络交易领域,正遭遇信任丧失的危机,虚拟市场充斥着虚假不实的交易信息。任其发展,对电子化网络系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管制性竞争对净化二手房交易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既往的研究多将规制理解为一种"强制",较多运用禁止性、限制性、压迫性等"否定性措施"进行规制,容易忽略规制其实还有其积极的一面——规制性竞争。规制性竞争是结合私法手段和公共权力资源改造竞争市场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法。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借助公共资源参与规制性竞争,不仅可以压迫私人企业约束其不正当竞争行为,达到规制目的,还可迅速净化市场,取得市场效率。二手房网络房源信息混乱的现象,可以通过让政府房产信息平台参与规制性竞争的方式得到治理。规制性竞争表明,政府的权力不仅仅在于强制性地维护一个健康的市场(例如,遏制不正当竞争、垄断现象),还在于当良性的竞争性市场不存在、且难以透过私人力量迅速形成的时候,政府可以也应当透过优势的公共资源、按照竞争规则去组建(形成)一个竞争性市场,通过自己参与竞争来传达竞争的规则,达到形成市场的功能——此为规制性竞争最为本质的内涵。

腐败如何损害人权

腐败是滥用公职以牟取私人收益的行为。所有类型和形式的腐败都损害各类人权,包括集体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一些腐败形式中,滥用公职本身就构成了对人权的损害;在另一些腐败形式中,滥用公职本身并不构成对人权的损害,但是其牟取私利的环节必然或可能导致对人权的损害。任何人都是腐败及其导致的对人权的损害的受害者。预防和打击腐败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社区调解中的合作主义——基于西南某市调研的分析

转型期的社区纠纷以内生型纠纷为主,外生型纠纷则与经济发达程度、城市化程度呈正比,二者均属于"可控型纠纷"。作为内生型纠纷解决机制,社区调解体现出了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涉及"政府/社区"与"调解者/当事人"两个维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社区调解合作主义的发展向度是: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力量整合的面目出现,强调不同调解力量的合作;政府力量与社区调解力量合作的结果在于实现一种强制性平衡与整合性均衡,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政府与社区力量之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与协调;政府力量的选择性介入须严格限制,且把握好介入的适当性,以确保社区/民众的纠纷解决自主性。

自然法抑或实证法——理性与意志视野下的美国宪法

在看待美国宪法观念中,一种观念将美国宪法视为自然法或高级法的摹本,认为美国宪法的特征在于人类凭借理性发现和宣布了自然法或高级法;另一种观念则将美国宪法视为纯粹的人民主权的意志表达。这两种观念都存在一定的曲解:美国宪法其实和古典自然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是一种现代自然权利体系之下的人为宪法,但这种宪法并不是未经筛选的人民意志的表达,而是理性引导之下的意志表达。美国宪法的这种特征要求当代的法律人政治家既不能神话宪法,也不能轻视宪法,而是要求将宪法视为政治科学的教材,通过理解与对话来提升理性,从而思考宪法在当代的挑战。

自治规则在民事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基于对最高院公报侵权案例的梳理

自治规则是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中实现多元化社会治理的必然路径,无论是体现私法自治精神,还是通过公法授权而形成的自治规则,均有可能对其内部成员和外部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梳理表明,法院在适用自治规则做出侵权裁判时常将其作为行为人过错判断的具体化标准,因而在自治规则与注意义务之间建立了关联。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对于自治规则的适用同样会带来侵权法保护利益范围的扩张。

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再探索——基于比较法上的观察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与《侵权责任法》均不支持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此问题长期以来在各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欧洲与日本等诸多发达国家,多有承认在符合一定要件下,法人也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或学说;特别是德国学者新近提出的理论,诚值我国借鉴。本文主张法人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法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与其得享有的民事权益类型有关。

法治发展道路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2009年8月7-9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2009年度工作会议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吉林市召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与执政体制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法律制度的中国特色与世界共性、中国知识产权法发展的基本经验、中国特色证据法学体系的构建、中国参与国际立法和司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虽然不同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和经验的概括或分析有所不同,但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就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整体而言,还是就具体的法律领域而言,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本刊这一期所载的十八篇文章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习惯在我国制定法中制度命运的制度分析——兼与苏力教授商榷

学界往往从文化决定论和"现代化论"两种进路来对习惯难以制度化地进入我国制定法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现代化论"缺乏文化决定论必要的历史眼光和世界性视野,使之既缺乏文化决定论的解构意义,又同文化决定论一样不具有建构意义。"现代化的陷阱",大有向技术制度层面解释推进的必要。站在技术的立场,习惯难以制度化地进入我国制定法是由我国行政主导的法律运行模式使然。这种法律运行模式具有国家问题取向和弹性有余而刚性不足的特征,形成的是一种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沟通"机制,不具有让社会下层和社会上层、习惯与国家制定法进行制度性联系和双向度沟通互动的功能。这种制度性障碍,造成了习惯难以制度化地进入我国制定法之中,并使我国的制定法在制度和观念层面有一种结构性缺陷:只有公法而缺乏私法,只是一种"公法文化",单纯的一种名副其实的"国家法";只能产生律学而不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法学。这些制度性影响,最终使中国社会难以走上法治之路。

“安提戈涅之怨”与中国亲属拒证权的缺失——法的人伦精神解读

本文通过对中西亲属拒证权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从自然法则和中人标准两个角度探究了法的伦理品格,并基于此,提出了人伦精神应该自始至终地融汇于法律之中、成为其道德支撑力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