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

利用好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是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国际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手段。全面分析习近平在海外发表的署名文章对如何应用外国主流媒体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分享中国智慧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和指导意义。在海外署名文章中,习近平围绕“谈贡献、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叙友好”等方面创设话语议题,借助多层次话语视角切入、多维度话语表达、多元化的话语符号使用等话语表达方式,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展示中国形象、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内在关联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依托于民主集中制的运行载体才能有效展开。为此,需要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在性质要旨上是契合融通的,在运作过程中是嵌套交叠的,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至关重要的支撑保障。只有自觉地、全面地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植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运作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才能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充实和更加成熟完善。

党内法规制度“1+4”体系之我见

“1+4”体系是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集中概括,也是传统性、权威性认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指导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党内法规制度实践展开和研究深化,党内法规制度“1+4”体系存在的不足日益显现出来,完善这一体系显得愈加重要和紧迫。目前看,这一体系并未全面反映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情况,难以对党内法规制度作出准确分类,存在交叉重复问题。为此,应该建构起一个新的党内法规制度“1+1+3”体系,其中第一个“1”是指党章,第二个“1”是指一个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3”是指“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和“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这一体系呈现为三个层次,具有逻辑和结构上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新体系突出了党内法规制度制定工作规划的地位作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内法规制度传统分类中存在交叉重叠的问题,更加重视发挥综合性党内法规制度的地位作用,有利于促进党内法规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

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以“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为切入点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这两条建构之路对于人们把握生态正义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的出场则能弥补其相关缺陷,理由在于:一是“生产方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二是正义的话语基础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三是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应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和整体性地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思想与中国话语建构

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现代化强国往往伴随着话语的崛起和强大。语言的本质是思想、话语的直接现实和展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语言生成论、语言属性论、语言革命论和语言使命论的深刻洞见为中国话语建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指引。语言生成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语言属性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语言革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任务;语言使命论揭示了中国话语建构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本位。

司法决策型裁判初论——以7宗争议性案件为切入点

是否善于通过法治手段解决争议性案件,是衡量司法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指标。司法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条背后实质意义的权衡取舍,决策型裁判由此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三段论式裁判,决策型裁判以前瞻性、后果主义、利益衡量以及事实中心主义为特点,以假定结果、预测后果、评估权衡、确定方案为逻辑进路,倡导判决社会后果的可欲性与可接受性。但是,决策型裁判在决策主体、过程和思维上都存在异化变质的可能性,进而构成对法治的冲击甚至破坏。对决策型裁判的规范化续造,可从思维、过程、验证三个维度进行,选择可以统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概念作为制度优化的支点,将决策嵌置于法律制度与法律技术的运作框架之中,从而在方法上保证决策型裁判结论生成的理性、可控与可验证,避免司法工具化。

参加失业保险群体失业率与GDP增长率、CPI涨幅关系研究——基于1994-2015年全国的数据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与GDP增长率相关度很小,不能真实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对就业率的影响,调查失业率又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不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的背景下,利用参加失业保险群体失业率指标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是正确的选择。参加失业保险群体失业率包含两个指标--全年参加失业保险群体累计失业率、年末参加失业保险群体失业率。研究表明:参加失业保险群体失业率与全国GDP增长率之间不严格符合奥肯法则,但总体上仍存在交替关系;CPI涨幅与全国GDP增长率具有不严格意义的正相关性;参加失业保险群体失业率与CPI涨幅总体上也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为此,在未来的国家和地区的统计公报中,既要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又要公布年末参加失业保险群体失业率、全年参加失业保险群体累计失业率数据,还要适当放松银根,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资助力度,尽量减少摩擦性失业人数,适当减轻企业负担等。

条约解释的嗣后实践研究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3款b项规定了条约解释的嗣后实践,但并未规定其在条约解释中的一般性适用规则,同时国际社会中众多多边条约面临须对原条约条文加以变动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因此嗣后实践将会在现阶段条约解释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作为中国与其他WTO成员达成合意的嗣后实践,并未对WTO协定产生任何修改作用。

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兴起,机器智能越来越接近人类智能,过去专属于人类的劳动,特别是脑力劳动,越来越被智能机器所取代,因此,人工智能给人类劳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对人类来说这种挑战本身也是一种机遇,它让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由此获得了全面的解放和自由,并有闲暇去享受生活和全面发展。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改变传统观念、提升自身能力,并改变财富分配方式,提高社会福利,以便逐渐向闲暇时代过渡。

“去产能”的相关问题探讨——兼评邯钢的经验及启示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7年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要有实质性进展,继续推动钢铁煤炭方面化解过剩产能。当前,去产能面临着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压力大、企业债务负担重、行政化和市场化协同治理效率低、价格回弹导致复产增产现象严重等突出矛盾。破解以上问题,在企业层面,充分发挥企业去产能的主体作用,汲取行业标杆——邯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的成功经验,激发企业的内生活力;在去产能政策调整层面,应妥善处理职工安置工作,用好奖补和配套资金;加快企业债务重组,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行政化、市场化和法治化协同推进,提升治理效率;坚定去产能决心,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全面深化改革,把国企改革和国企去产能有机结合起来。

德性视角下民主社会中的平庸与伟大——评托克维尔的“德性自由主义”

托克维尔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利益取向,而另辟蹊径从人的德性与灵魂的伟大,而非物质好处,来考察民主的利弊、自由的意义及民主社会的前途。德性伟大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最高价值追求,而精神平庸则是其社会关切中最终极的敌人。民主是天意,其意义在于推动人性价值的普及,而其危害则在消灭人性高尚、导致精神平庸。自由在其根本意义上是德性高尚本身,在衍生意义上又是一切伟大德性的基础。自由与德性的建立依赖政治参与和宗教信仰。其中政治参与主要体现为地方自治、公民结社、革命、战争及"帝国主义"事业。对于民主,托克维尔给出了自己和上帝两种对立的视角,前者关注伟大,后者追求公平,面对民主的前景后者乐观,而前者则从德性高低的角度表示深深的忧虑。

领导干部在“两学一做”中要强化四种思维

思维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的思维才能引导科学的实践。是非思维、规矩思维、道德思维、信仰思维是培养和锤炼领导干部科学用权的四个主要着力点。是非思维要求摆正"主仆"关系,摆正"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处理好领导干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规矩思维要求塑造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规矩的敬畏心,培育党员干部对国家法律的尊崇心,引导"关键少数"形成对社会监督的包容心;道德思维要求党员干部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用道德的理念约束和警示自己,增强用权的担当意识和道德关怀,强化并加强对群体权力道德意识的建设;信仰思维要求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对人民的信仰。

提升公共服务精神的思路

提升公共服务精神,要在认知层面上深入把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公共服务精神的内涵和要求,如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公私分明的党性意识、"为官有为"的担当精神;树立提升公共服务精神的深层理念和思维方法,如确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看齐意识,角色意识、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法治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以实践强化公共服务精神的生命力,如践行勤政有为、反对不作为,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提高干事创业的能力和本事;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工作作风转变,以严格问责和监督检查确保公共服务精神落地生根;加强个人自律和修养,促使公共服务精神内化于心。

公共行政中的“技术责任”

技术责任是公共行政学中的管理主义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但很少受到重视。通过属加种差和发生定义法两种方式对技术责任概念进行辨析可知,公共行政中的技术责任,就是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为了提高政府能力和行政绩效,遵照一定条件及应用技术,以及按照一定标准、程序和方法明确责任、履行责任并进行责任评价,即技术应用的责任和技术性责任。其中技术应用的责任主要包括机械技术、办公技术应用责任和行政工具应用责任,技术性责任包括定责、履责和问责为主的整个责任管理流程。它与政治性责任、道德性责任共同构成公共行政中的行政责任。技术责任概念的界定将为丰富和完善责任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

从功能角度看理论的存在方式

在不同语境中,理论的意义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实际上显现了理论不同的存在方式。从功能的角度看,理论会以如下方式存在,分别是反映事实,即借助纯粹理性走向事物的深处探查其本质;解释事实,即对事实之所以发生和以某种方式存在进行理性说明;反思常识,即对常识的反思与批判;组织思想,即使思想呈现出内在的逻辑,是系统化后的思想;总结经验,即捕捉经验中的实践感,明示隐藏在人的行动中的实践逻辑;建构实践,即明确行动的旨归,改善行动的技术,提升行动的境界。

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研究

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依据在于:这是对业务者敬业职守特别要求的体现,是业务者违反较大注意义务的责任体现,是业务过失行为违法性责任要求的体现,是多数国家抑制业务过失犯罪的有效措施。我国刑法关于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并没有完全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目前学界的建议也存在诸多不足。为解决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应采取适当提高自由刑幅度、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的方式来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

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独创性贡献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是共产党的原动力和生命线,毛泽东为此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明确提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共产党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是人民的一部分,领导人是人民的一分子,领导干部是人民的普通一员。

TPP国有企业规则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应对

在美国主导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推出了国有企业规则这一新议题并形成了初步框架,其中,有关国有企业的定义、调整对象的范围、执行程序的安排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引入等核心条款对如何规制国有企业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这些条款对中国国有企业相关法律制度构成严重影响,我国应从规则谈判和体制改革两方面采取应对政策。

习近平党的建设思想六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就其最主要的创新内容来说,至少可以概括为"六论":一是从严治党"打铁论",党员干部越是位高权重越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二是思想建设"补钙论",思想建设搞得好,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才能始终筑牢思想防线,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三是组织建设"优化论",强调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党员队伍结构的优化、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四是作风建设"抓早抓小论",推进党的全面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风问题必须抓早抓小,建立长效机制,公私问题是作风问题的要害;五是反腐败"零容忍论",惩治腐败不能设定禁区,不能因为"恶小而不为";六是制度建设"笼子论",要在严密性上下工夫,狠抓制度的执行,加强制度认同。

资源依赖性经济的结构变迁与生产率增长——以山西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4倍,这一增长低于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但却高于劳动投入的增长。其中第二产业的比例保持了相对稳定,为60%左右,第一产业下降而第三产业上升。由于煤炭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非均衡经济结构,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结构效应TSE先升后降再升,中间阶段甚至小于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同时,山西经济通过产业优化和增长方式转变,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