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但在《穀梁》的脉络下,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在杜预、范宁笔下,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更是要“知事用世”,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环保考核、晋升激励与企业环境违规

为了探讨中央政府将环境保护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这一机制改革,以2008年至2018年重污染行业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环保考核如何影响当地企业的环境违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环保考核评价体系下,在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非临近退休的省长相较于临近退休的省长推动当地企业减少环境违规行为的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抑制效果在CEO任期较短的公司和高管拥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中效果更为显著。文章揭示了领导干部如何基于政治激励实现环保考核目标,拓展了环保考核的作用机制研究,为环保考核制度的实践效果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研究证据,为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官员考核体系改革和完善地区环境治理提供了政策启示。

过错内外:论行政处罚的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

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明确了我国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原则。确立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有利于保护公民权利,纠正此前在执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客观责任模式。从责任主义理论的变迁历程来看,对于责任的解读其实一直处于变化中。我国目前的责任主义原则是以过错推定模式为主,但不限于此。立法为普通过错模式和客观责任模式预留了空间,在理论上和部门行政处罚规定中也都能找到依据,因此,我国目前的行政处罚实际上是多元责任模式。在多元责任模式下,对于过错推定和客观责任应当予以限制,自由罚不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客观责任的适用要严格控制范围。

阿尔都塞学派生产方式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其误区——从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到普兰查斯

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由于马克思并未明确界定这一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构生产方式过程中产生多种理论路径,以阿尔都塞、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为代表的重构,是其中最具典型的路径之一。这一条路线在重构的过程中,先表现为以多元决定的因果论替代对立统一的辩证因果论,再以权力斗争取代基于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最后以话语取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社会形态的赋型。这条重构的路径对批判以第二、第三国际为代表的“经济—技术”决定论有显著效果,却陷入了一种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偶然性”历史观,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区,对西方左翼思潮产生了深远的理论效应。

解弢《小说话》与民初小说批评的演进

解弢的《小说话》是第一部单行本小说话,在民初小说批评史上地位特殊,具有多重开创性意义。《小说话》超越当时常见的社会批评风气,其中关于小说技法方面的讨论别树一帜,多本色当行之论。它虽以传统话体形式编著而成,但其中关于小说演进的见解对于当今的小说史撰写仍有参考价值。此外,其中的中西小说比较批评目光锐利而又议论透辟,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也具借鉴意义。《小说话》的开创性及其理论建树,昭示着传统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在二十世纪初依然葆有蓬勃的生命力。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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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政府数字协商的实证研究

以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数字协商平台上网民留言与政府回复资料与数据为例,对政府数字协商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求助动机、咨询动机、建言动机、感谢动机、投诉动机构成网民参与数字协商的五种动机,这五种动机在一定条件下可互相转化;政府数字协商显著提升了协商空间的话语容量,并能通过云计算提炼形成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数字协商平台不仅构成社会潜在风险表达与释放的空间,而且可借助大数据技术建构国家治理的预警系统,实现政府注意力资源的科学配置。基于数字语言所建构的数字协商将民意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将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转化为广泛平等的协商实践,充分彰显了信息时代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生命力,有效提升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论王安石的天人观念和灾祥书写——以“歌元丰”系列诗歌为例

元丰五年(1082)前后,闲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的王安石创作了一系列以"歌元丰"为主题的诗歌,其鲜明的政治寓意在王安石晚年的诗歌中显得格外突兀。这些诗歌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其借天变言政事的做法毕竟与王安石早年的天人观大相径庭。王安石原本反对汉代以来形成的天人感应观念,但到了熙宁后期,在保守派的舆论压制下,他转而有意宣扬"祈雨得雨""日食不食"等祥瑞,通过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为新法寻找天人感应语境下的合法性。"歌元丰"系列作品便延续了这一言说策略,通过塑造神宗"与天通"的圣人形象来巩固神宗对新法的信心。这种言说策略集中体现了宋代士大夫运用前代灾异论时的灵活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王安石晚年复杂幽微的内心世界。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制度困境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并非新生事物,但在实践中的使用率和成功率均不理想。晚近以来,随着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的兴起,加之传统投资仲裁机制饱受诟病,调解的优势重新被各界所认识。调解规则领域出现一系列改革新动向,运用调解方式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调解机制能否真正在投资争端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决于能否有效解决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欠缺、东道国政府调解意愿欠缺以及调解保密性与投资争端解决透明度需求之间的冲突。《新加坡公约》的通过为解决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指明了方向,政府对问责制的回避也不应成为放弃调解的理由,平衡调解保密性与投资争端解决透明度需求,将是调解能否真正“复兴”的关键。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效能的提升

媒体融合的网络已成为国内外各式思想交流、交融乃至交锋的重要平台,也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必须争夺的前沿主阵地,效能则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直接呈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效能的提升应基于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政治维度——话语权“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价值维度——话语权“建构社会价值共识”;展望维度——话语权“引领网络共享共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发生作用的机理应取决于“对话语传播过程的支配”“对受众群体网络意识的冲击”“对话语传播者地位的凸显”以及“对受众群体特点的认知”。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效能的途径应着力于:加强网络教育传播主体的组织领导;增强主流网络思想文化吸引力;共享共建安全的网络信息资源。

边缘人的声音:《饥饿的女儿》与《紫色》的女性身份构建

女性身份构建是中美女性主义成长小说的内容核心和叙事重点,在《饥饿的女儿》《紫色》中体现为边缘人的声音。《饥饿的女儿》强调女主人公生理、精神、性爱层面的郁结,这与《紫色》强调黑人女性被困于种族、性别、阶级而无法抒发自我的困境是相似的。两部小说均采用饥饿叙事构建出边缘人身份,但不局限于单纯地还原或呈现。在此基础上,两部小说通过女性欲望言说和个人生态诉求解构旧有身份的同时塑造新的文化认同,以此达到边缘人发声的目的。在女性主义风靡的当下,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角度重读这两部小说,有助于了解特定背景下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真实需求、复杂经历和自我认知。

中国公众空气质量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的宏微观互动分析

公众是空气质量的直接感受者,其空气质量感知是政府空气污染治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学界对空气质量感知有众多研究,但现有文献对中国公众空气质量感知的影响因素缺乏系统的讨论。文章借鉴和拓展"污染感知偏差""信息框架理论"与"社会建构理论"三大研究取向,构建多层次定序因变量模型,运用宏微观交互的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公众空气质量感知的影响因素及其条件。结果表明:(1)与发达国家不同,由于注意力分配受双向驱动的影响,公众的感知与实际空气质量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2)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能显著提升公众的空气质量感知,拓展了发达国家基于"情境因素"的宏观研究。(3)公众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接触程度与受教育程度对其空气质量感知具有调节作用,空气质量恶化对感知的消极影响,随着公众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接触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大;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对公众的空气质量感知的正向影响,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研究的发现为地方政府提升公众空气质量感知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王廷相的“道真”观念与儒家道论传统的转型

王廷相的"道真"观念富有道家思想意味,这一观念集中体现了他对儒家之道的理解及其学说品格,且蕴含"求道"与"求真"的思想张力。道真说显现出王廷相对儒家之道的理解具有独立、明辨和求真的现代性价值诉求,体现出道的开放性、批判性和经世致用性等思想特质。这些思想特质对宋儒特别是朱熹所确立的道统说构成一定程度的批判,理论上成为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以及清代中期"新道论"的思想前缘,在儒家道论传统由"求道"向"求真"的转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差序格局下儒家文化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基于CGSS的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差序格局下儒家文化对普惠金融中国化实践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差序格局"在儒家文化的伦理层面、社会关系格局上对普惠金融有显著的影响,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上不具有显著作用;在金融意义上,差序格局之下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孝"为特征的"家"文化面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收入对普惠金融普及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所导致的金融普惠意义上的逆向选择,并不能让我们绝对否定儒家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相反,我们应发挥儒家文化在制度均衡以及稳定家庭与社会上的积极作用,在普惠金融制度设计上应体现一种社会利益倾斜机制和社会权利能力培育机制,实现普惠金融担当社会责任的应有功能。

历史创伤的重复与修通

在"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中,双方忽略了历史研究的移情作用,未能认识到纳粹屠犹的深层动因。拉卡普拉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欧洲宗教世俗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纳粹屠犹是一种被压抑了的历史创伤的复归,替罪羊和牺牲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书写创伤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行动化复现,有助于在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的移情作用中使历史的压抑物得到释放,使创伤主体获得一种伦理政治主体的能力。拉卡普拉提出批评理论的"伦理转向",强调历史书写与创伤修通中哀悼的社会伦理维度,它们与社会伦理、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只有在取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团体支持的语境中,才能确保修通的有效性。

人大代表结构与代表身份选择合理性问题探析

人大代表构成的广泛性,直接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关系到人大制度作用和优越性的发挥。在当前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出于代表结构比例考量,基于部分代表多重身份而出现身份选择不合理、甚或"失真"现象,掩盖了代表结构失衡问题。代表身份选择不合理,既伤害了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也损害了本应有的广泛代表性,不利于代表结构的优化,不利于人大制度的成长。为杜绝人大代表身份选择不合理、甚或"失真"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人大代表选举中代表性与民主性的关系,正确认识选举人大代表与遴选精英、英雄模范、标兵的区别,培育和提升广大选民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积极性和能力,尊重选民和代表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权利,规范候选人确定环节,完善当选代表信息统计和公开制度。

媒体关注、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业绩波动性研究

以1 028家A股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媒体关注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机理,并探讨内部控制有效性在该作用机制中扮演的角色,为相关部门和企业提供有益参考。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与公司业绩波动性显著正相关;在媒体关注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过程中,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中介效用明显。

中国文化背景下政治精英代际衍化研究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1 372位历届中央委员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履历结构分析、建构中国政治精英代际衍化状态模型,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精英的代际衍化规律。研究发现,中国政治精英代际衍化存在"考察-培养"成长模式和"三轮蜕变"规律,并呈现出阶段性转化特征。精英代际衍化由最初的革命功绩型向知识技术资本型过渡,并最终衍化复合为全面人力资本型。政治精英衍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制度变革及社会深度转型和治理变革。政治精英的衍化具有不断丰富的内涵式蜕变的特征。

论3D打印产品设计图作品的使用者利益——以美国判例为启示

数字技术以及网络技术所带动的3D打印技术的发展,可能使3D打印产品设计图作品的使用为著作权人所垄断。因此,如何明确设计图作品使用者的权益,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著作权法的实践可知,认定使用者权益的实质在于使用行为的分析与使用者身份的区分。结合3D打印使用行为的内容以及使用者的身份可知,默示许可、首次销售规则、合理使用构成了三种不同的路径,默示许可着重于许可协议的补充,首次销售规则关注使用权的转让,而合理使用则是对使用行为的兜底性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