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警务中比例原则的适用研究

比例原则有助于在警察权运行和公民权益保障之间寻找有效的平衡,是大数据警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审视大数据警务的应用,存在一些基于比例原则的争议点:适当性缺失——执法权限扩张背离执法目的;必要性不足——执法手段不合理激化矛盾;法益失衡——技术滥用侵害了公民合法权益。为确保技术赋能与公民权益之间的和谐共存,亟需在大数据警务实践中深入应用比例原则,如将公众权益保障作为首要价值;完善警务数据收集与评估研判机制;强化执法手段的内外监督;提升综合执法效能;提高数据警察法治素养与处置能力。

合意型“套路贷”行为的类型区分与司法评价

对于被害人明知套路而选择配合的合意型“套路贷”行为,司法实践常认定为诈骗罪。但通过对此行为的深入分析,发现该行为其实包括合意“确权”和非法“索债”两个阶段,不能因为“确权”行为带有欺骗性而径直得出合意型“套路贷”行为均成立犯罪的结论。合意型“套路贷”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判断的关键,不在于“确权”行为,而在于“索债”行为或者“确权”+“索债”复合行为。因此,在评判合意型“套路贷”行为性质时,应先依据“一般索债”、“诉讼索债”、“暴力索债”等类型特征进行考查,再结合“确权”行为的欺骗性与明知性进行“过程+结果”判断。事实上,实践中合意型“套路贷”行为在行为性质和类型上,可能存在民事欺诈,也可能构成诈骗罪,需要从类型化分析的视角予以审判。

刑事评价信访“寻衅滋事”的三重视野

当前,将信访活动中破坏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纳入刑事评价已经常态化,成为信访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其中适用较多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就现有案例揭示而言,刑事评价信访寻衅滋事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标准随意和模糊而导致的评价失度问题。信访行为被评价为寻衅滋事罪的扩张可能带来如下三种危害:冲击现有寻衅滋事刑事及行政规范体系的自洽性,背离社会进步趋势下信访矛盾稳中有降的规律,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的树立。构建公正合理的信访秩序,应在信访法治化目标中实现多元价值平衡,具体应在三重视野下权衡信访寻衅滋事罪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即寻求信访法制规范的体系化和正当化,准确把握社会效果与社会矛盾演变的规律,兼顾信访活动社会主义民主性与内部矛盾性。

非法涉枪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研究

在枪支管理制度构建中,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是一个核心环节。非法涉枪法律责任之追究机制的构建,首先有赖于对其法律责任之体系结构的明晰。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非法涉枪法律责任之体系结构涉及法律责任的类型以及不同法律责任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需要确立非法涉枪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在行政优先的大前提下,进行效果考量,并保持司法的必要谦抑。在实现路径上,在非法涉枪行为需要同时承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合理确立相应程序的先后关系,在二者聚合成立时协调处断。

使用无人机的法律风险及法律规制探讨

作为一种高科技产品,无人机的使用给社会安全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比如,携带高清拍摄装置的无人机可以用来侵犯他人隐私权;无人机坠毁可能会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在机场附近飞行无人机会严重干扰甚至危及机场飞机起降的飞行安全;在军事管制区域飞行的无人机会窃取军事机密。针对以上问题,通过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无人机立法,从无人机的登记、飞行员的资格、审批制度(许可证、搜查令等)、信息保护、禁飞区制度以及惩罚和赔偿制度等方面,提出若干规制无人机飞行的法案建议,为我国未来无人机立法提供参考。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争议问题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保障被害人及其亲属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较为狭窄,止于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并且一般也不予赔偿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与我国《民法典》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的规定相左。在赔偿范围狭窄的前提之下,部分法院还根据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裁剪赔偿数额,全然不能体现民事责任恢复性司法的功能,难于重建被破坏的民事社会关系。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直接看齐《民法典》,扩大赔偿范围,将精神损害赔偿、“两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之列。

论市域治理中的疫情信息公开

市域政府的治理管控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防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包括疫情基本信息、疫情应对信息、疫情期间的民生信息等,可能会引发公众的隐私权和知情权的矛盾冲突。协调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和矛盾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疫情防控既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又要保护隐私权。平衡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权益,隐私权需要适度的让步。应坚守疫情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规范疫情信息收集和公开的主体,完善疫情信息公开的立法,加强疫情信息公开的监督,以完善市域治理中的疫情防控信息公开。

基层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C县调研情况为样本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新型危害社会经济管理秩序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也给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对H省C县2020年上半年立案的114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展开实证分析可知,现阶段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案件数量大、破案率偏低、以赚取利益为诈骗诱饵、即时通讯软件成为主要平台、黑色产业链出现新中心、单笔犯罪金额小等特点。基层公安机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面临案件线索质量低、侦查力量不足、落地抓捕难度大、电子证据分析难、止付追赃难、预防犯罪难等困境,可通过加强专业化建设、转变上级公安机关职能、实现犯罪全流程打击、深化警银警企合作、提升证据分析水平、依靠社会共治预防犯罪提升打击能力和水平。

警用执法记录仪与个人隐私之冲突

警用执法记录仪可以提供警察与公民互动的音频和视频资料,提高警务工作透明度并作为可靠的证据来源,防止警察滥用武力和公民对警察实施暴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树立警察良好形象,但其普及不可避免地对公众隐私安全带来了威胁,具体涉及警方的告知和同意义务、录音时间和内容、访问和存储录音等问题。应谨慎研究发挥警用执法记录仪优势的条件,严格限制警察的权限范围,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隐私权,拓宽执法记录仪的研究范围,合理使用警用执法记录仪。

陪审制制度中法律审和事实审分离机制探析

域外国家参审制、陪审团制及观审制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四项基本构成要素,其中陪审员个体化是界定法律审与事实审的逻辑前提,陪审员认定事实的影响力是界定法律审与事实审的基础要件,明确法官引导职责是实现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的基本要素,陪审员合议和决议规则是推进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的关键因子。由于我国推进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是对陪审权的根本性变革,且在实践中法律审与事实审相分离存在诸多障碍,故要建构法律审与事实审相互分离的制度,就必须明确主审法官或审判长的释明和指引职能,合理设计案件合议及决议规则,建立健全意见冲突保障机制,完善相应的配套程序等。

论安置教育中涉恐青少年社会危险性评估

安置教育制度实施过程中,确立并增强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的可操作性是启动和终结安置教育的关键。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实施具有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涉恐青少年基本权利的双重必要性。探究经济、宗教和族际等宏观因素以及个体、家庭、教育等微观因素对我国涉恐青少年社会危险性的影响,是后续有针对性地防治青少年暴恐犯罪的依据与基础。针对社会危险性评估在主体、内容、对象以及方法层面的问题,应加强评估主体的专业化队伍建设、评估内容的全面立体化构建、评估对象的明确化界定以及评估方法的科学智能化增效。

刑事个案犯罪信息研判的思维方法

在刑事个案的犯罪侦查中,为了最终发现、查明和确认犯罪事实,确定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必须进行刑事个案犯罪信息研判。刑事个案犯罪信息研判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所谓的E1-H-E2法,即从现有案情事实材料中得出侦查假说,再将侦查假说诉诸其它案情事实进行检验的方法,它体现了侦查思维"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精神。侦查假说是刑事个案犯罪信息研判的核心因素,在许多方面与科学假说不同,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从现有案情事实材料得出侦查假说需要在收集和分析案情事实的基础上,遵守一些合理性原则才能实现。而从侦查假说再到案情事实需要经历证伪、确证、选择和证明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遵守各自的合理性原则并且运用各自的推理模式。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宪法维度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首先要求重大改革于宪法有据。当下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亟需宪法来规范、引领、推动、保障改革,以破除改革阻力、形成改革合力、化解改革风险,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平稳有序推进。对《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和措施进行合宪性检视,不难发现其关涉的重点是警察权的公安内部运行及规制问题,而较少关切到作为警察权运行和规制之前提的宪法框架下的警察权配置问题。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有效推进,必须遵循宪法基本原则,将警察权的配置问题置于宪法总体框架下进行妥善考量和合理勾画,并在宪法指引下系统地完善以《人民警察法》为核心的警察法体系。

新时期公安院校培养卓越警务人才的有效途径——以治安学专业人才培养为例

公安院校培养卓越警务人才是新时期深化公安教育体制改革的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卓越警务人才定位为基础,深入分析相关人才培养的制约因素,从加强学生的政治素养教育、加强学科建设以促进专业建设的发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校局合作与开放办学、加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等途径来培养卓越警务人才,输送适应新时期社会治安形势需要的公安专业人才。

强奸案件审讯研究

强奸案件因其复杂的证据架构和易变的言词证据,经常出现犯罪嫌疑人翻供、被害人改变证词、证据链条不完整等情况,成为审讯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强奸案件的审讯极具复杂性,当前这种审讯对策研究较为匮乏,因此必须深化强奸案件审讯对策的研究。强奸案件的审讯要求包括在审讯之前,做好犯罪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收集工作;在案件性质认定上把握好罪与非罪以及强奸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差异。强奸案件的审讯对策主要包括熟悉案件材料,制定讯问对策;注重讯问细节,获取隐性证据;询问被害人应讲究方式方法;广泛收集证据,准确认定犯罪;适时使用证据,巧妙利用暗示,及时揭露狡辩;注意合理化策略的使用。

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溯因——近年来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际恐怖主义根源问题是恐怖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从多学科视野,研究冷战后和地区间的国际恐怖主义根源。民族、宗教矛盾是恐怖主义的诱因,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以及人自身发展中的矛盾等,都是恐怖主义的根源性因素。现有研究中也存在国际宏观视野不足、关注新型恐怖主义不够等缺陷。

“空巢村”的治安状况及治理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空巢村"的治安问题逐渐显现,目前已影响到农村管理和农村经济发展。目前农村"空巢"现象十分普遍,要解决"空巢村"的发展问题,治安问题是首要着力点。围绕目前"空巢村"的情况,探究"空巢村"的形成原因、治安问题以及治理对策,旨在提升"空巢村"治安防控的基础和能力,为新时期中国新农村的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现货代购商标侵权与例外

网络海外代购分为消费者指示代购和现货代购,现货代购是主要的代购方式之一。按消费者指示代购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现货代购则是自营购销的买卖行为。现货代购是平行进口行为,可分为B2C现货代购和C2C现货代购。现货代购人不具有行纪商及代理人身份,而转变为自营购销的经销者。依据《商标法》第57条第1项、第3项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综合权衡商标权人、代购商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上应认定现货代购构成商标侵权。但是,现货代购存在侵权的例外:只要未造成消费者混淆且不损害国内商标权人的"独立商誉",则应在国内外商标权人为"相同所有人"或"共同控制"情况下承认现货代购的合法性。

犯罪定量因素与主观罪过关系论纲

行为认定为犯罪的过程中行为人主观方面必须对客观的犯罪定量因素具有认识;这一认识首先是事实层面的认识,事实性认识是基础,其次才是规范性、评价性认识;这种事实认识应该以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为基础进行判断,不能凭借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水平予以推论。犯罪定量因素认识错误属于刑法中事实错误的范畴,司法处理应当遵循具体分析的原则,对积极的认识错误根据"具体危险说"加以判断,对消极的认识错误在能够排除过失的前提下一般可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我国出入境旅客行李物品检查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出入境旅客行李物品检查是边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对其作了相应规定。然而,由于边检工作的复杂性致使边检机关对出入境旅客实施行李物品检查存在种种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在法律法规体制、检查制度、检查程序和方法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