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交易禁止格局之形成、反思与突破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交易禁止格局立基于国家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以覆盖交易范围为目标和以强化禁止力度为目标的两大发展阶段,最终确立了以对价关系为犯罪构造核心、以对向犯为立法架构基础的犯罪治理主基调。然而,坚持以交易禁止为核心的犯罪治理策略和立法设计思路,一方面将进一步激化犯罪治理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将持续加大囚徒困境的构建难度。审视交易禁止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政治—社会”权力格局调整是第一动力,而回应性立法模式混同了交易型腐败与贿赂犯罪是困局根源。要突破交易禁止格局的犯罪治理瓶颈,就需要先明确贿赂犯罪的非即成性“以权谋私”本质,再厘清利益冲突与权钱交易的位阶关系,最后沿着“违纪—违法—犯罪”路径构建新犯罪治理格局。

感情投资型受贿罪中“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认定——基于300份裁判文书说理分歧的展开

感情投资型受贿中“可能影响职权行使”规定的模糊,导致裁判说理中对规定的功能定位、证明依据和证明方法上都存在分歧,影响了司法权威。在功能定位上需要避免职权行为与职权地位的混同,通过将本罪解释为具体危险犯发挥其限制入罪的功能。在证明依据上需要根据明示、默示、视为承诺的差异,强调感情投资型受贿规制的是有具体危险的未来承诺,虽然当下不存在且未明确提出具体请托事项,但基于感情投资,未来一旦出现就有达成合意的高度可能。在证明方法上需要避免推定的误用。传统受贿罪是实害犯,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将作为具体危险犯的感情投资型受贿拟制为受贿罪,并未创设推定条款。在认定具体危险时必须依据自由心证,综合多个要素经推论后得出结论。

治安史分期论纲

迄今为止,“历史分期”因其能够直接影响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在中外历史学界始终被普遍视作历史研究之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性问题,“治安史分期”亦不可能例外。鉴于我国治安史分期研究现状,其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聚焦于如何选择并采用适宜的研究范式从中国社会由治达安实践的特质、要素、驱力、机制中抽绎其蕴涵的基本问题,并通过科学回答、阐释这些问题,确立治安史分期的合理适用标准,设计治安史分期研究、叙述的逻辑架构,彰显治安史分期的专门史特质,丰富治安史分期的专业话语形式,并为治安学研究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框架。

非同质化通证(NFT)洗钱犯罪的生成逻辑与侦查路径探讨

非同质化通证(NFT)是以唯一加密货币令牌为表现形式、用于识别特定数字资产的元数据,其借助区块链技术而具有唯一性、不可拆分、不可篡改等特征,在这些特征背后暗藏着洗钱犯罪风险。NFT进入我国以来,受制于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监管状况,加之理论和实务界对NFT法律属性认知不一致,我国境内NFT借数字藏品名义发展且一直处于法律灰色地带,呈现出与国外不同的发展模式。分析我国境内NFT(数字藏品)运行交易机制,其在铸造、发行、交易阶段均存在巨大的洗钱犯罪风险,犯罪分子往往通过自行搭建数藏平台或利用现有数藏平台从事洗钱犯罪活动。为更好防范打击NFT洗钱犯罪,可从分阶段开展网络阵地控制和固定电子证据,着眼于发现、追踪和监控进行资金流查控,深化多部门、跨区域侦查协作和国际警务合作,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侦查提供制度支撑等方面综合着力构建NFT洗钱犯罪侦查路径,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

中国式警务现代化论纲

中国式警务现代化是新时代公安工作从管理型警务向治理型警务转型的一场重大改革。面对社会再组织化、数字化、风险化的挑战,技术治理面临技术的“二重性”带来“双重效应”的困境;参与治理具有治理主体不平等内涵的先天缺陷;协同治理具有理论优势和警务实践的可行性,是中国式警务现代化的理想进路。与国外关于技术、组织、制度的协同治理构成要素不同,通过对浙江警务改革的实践考察,“价值—组织—技术—制度”构成警务协同治理框架和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警务现代化的建构维度。

全媒体时代人民警察形象的主体建构与传播

人民警察形象是一种在全社会的互动中构建的身份认同的产物,反映的是人民警察作为主体与其他社会元素的关系。人民警察形象主体建构,应争取主动发声,摆脱刻板偏见;应改善刻意迎合,加强身份认同;应拓展传播能力,打造多媒介呈现常态;应积极定向宣传,提升书写价值。全媒体环境下警察形象的传播路径优化,应树立以传播意识为主的新宣传观念,拓展从"偏向传播"到"多元传播"泛中介化传播路径。

新民法典下机动车抵押登记审查制度之完善

当前,机动车渐趋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之一。为促进资金流通、维护交易安全,世界各国广泛建立了机动车抵押登记制度。我国法律虽明确机动车作为特殊动产可以设立抵押权,但现行机动车抵押登记制度在行政执行和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无法高效发挥作用。着眼于我国机动车抵押登记审查制度,通过对相关登记部门审查责任设立依据、目的和意义的探讨,并结合我国“放管服”改革相关要求,建议机动车抵押改用声明登记制。

“枫桥警务”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枫桥警务"是公安机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化解各类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优化公安服务的方式方法。"枫桥警务"的五个评估维度是:"党建统领""民意引领""矛盾化解""平安建设""服务群众"。"枫桥警务"评估工作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有能够直接反映工作成效的结果性指标,也有推动基层公安派出所建设的过程性指标。综合吸收借鉴公安实务做法和相关理论成果,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用隶属度分析和专家访谈法进行优化修正,形成了"枫桥警务"评估指标体系,以期为全国各地的"枫桥警务"评估实践提供一个参考工具。

治安管理处罚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反思

当前治安案件查处面临查处不及时、新型治安案件应对受限、若干治安案件再犯率高等问题。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边界不清、处罚种类与幅度设计不合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以上困境。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应当着重提高治安案件的查处效能。一方面,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重新界定为“在一定区域或特种行业内,违反社会共同体规则,需要公安机关通过剥夺人身自由或生命以外的不可延迟的强制力加以惩处的行为”,从而提高识别效率。另一方面,设计更为丰富的治安管理处罚种类,涵括罚款、社会服务罚、限制或禁止为一定行为等,并为之确定更为适宜的幅度,从而提高惩戒效果。

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实证研究

实践情况表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囚徒困境下,共同犯罪案件中刑事被追诉人"认罪"的真实性与自愿性更难以把握,辩护律师常会陷入两难境地;质证"走过场"导致庭审虚化等问题,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暴露得尤为突出;而"另案处理"乱象丛生、证明标准的实现路径特殊、同案犯责任不清等共同犯罪案件的特定问题,更不容忽视。侦查人员严禁过度"诱导"部分犯罪嫌疑人认罪,检察官谨慎审查共同犯罪案件中的"认罪",严格适用"另案处理",充分保障刑事被追诉人的有效辩护权,才能进一步规制认罪认罚从宽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论大数据视域下合成作战的演进路径

在合成作战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虽然概念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却始终没有探究出影响合成作战效率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好合成作战中各参战单位的利益分配问题。大数据的信息优势和技术手段使各单位共享数据,获得数据权限,产出数据驱动的战略情报与战术情报,激发了各单位的积极性。指挥部门更加强调赋予一线单位自主权的"任务式"指挥,在确保行政指挥效率与激发合成作战单元积极性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成为破解当前合成作战路径依赖困境的有效演进路径。

治安调解的完善及其基层治理价值研究--以陕西省铜川市“王益经验”为视角

陕西铜川市王益区公安分局在治安调解领域开展了诸多创新,表现在整合调解机制克服多调并举的矛盾,夯实队伍建设克服力量不强的矛盾,以及协调联动克服公信力不足的矛盾。通过持续实践并总结,形成了"因地制宜、依靠群众、充分动员、协调联动"的治安调解"王益经验"。作为基层治理的宝贵实践,"王益经验"对充实我国基层治理手段、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具备直接而现实的价值。此外,"王益经验"对推动我国基层治理不断发展也带来了诸多启示,包括深入预警化的发展方向、提高信息化的发展水平、拓宽体系化的发展向度、树立弹性化的发展思维、深化专项化的制度供给等。

论侦查、预防、服务三元一体的侦查理念

侦查、服务与预防都是侦查机关不可或缺的职能,但对于侦查机关如何处理三者关系,始终缺乏足够关注和充分论证。随着传统犯罪的网络化和网络犯罪的常态化,侦查、预防与服务的关系获得了重新辩证之机。找到三者的均衡点,有助于在资源总量受控的前提下,寻求犯罪治理效果的最优化。贯彻侦查、预防、服务三元一体的侦查理念,是适应侦查机关多元职能、推动新技术条件下警务模式升级、面向执法规范化和文明化以及满足民众多样化执法需求的需要。我国侦查机关原本就有兼顾侦查、预防与服务三大职能的传统,已有三者自发性融合的实践,而且作为该理念基础的相关理论也已经为人们认可并用于指导警务实践。目前,对于在实践中贯彻三者融合之理念,尚欠缺公安机关体系化的推动,对不同类型案件特点、违法犯罪成因和侦查流程的理论研究也不够深入,一些侦查人员对三者关系还存有误解,公安机关内部和公安机关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合作障碍较多,仍然需要在具体制度和方法层面开展科学设计,根据三者融合理念,细化侦查及相关机构的预防及服务职责,对侦查行为进行全流程改造,致力于提升侦查作为犯罪治理手段的实际效能。

美国联邦警察职位分类制度探析

美国联邦警察职位作为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的组成部分,把不同联邦机构中的警察职位分为警察职系、刑事调查职系、海关与边境保护拦截职系、海关与边境保护职系、边境巡逻执法职系、法警职系、矫正警官职系、核材料运输员职系8个警察类职系及诸多非警察类职系,然后用特定方法把每一个职系从高至低划分为若干职等(就所有非高级公务员职位而言,总共有15个职等),每一个职等又划分为10个职级。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实现公平的同工同酬、专业化晋升,保证警察的专业性、激发警察的积极性。作用机制是根据职等和职级确定基本薪酬,沿着职系晋升。这一制度既实现了对警察的分类管理又实现了统一管理。

基于4R理论的公众反恐能力提升的演进路径

在反恐工作中,我国向来重视专群结合和群防群治。鉴于恐怖活动是特定暴力犯罪,无序、无效的公众参与反恐会造成更大损伤。为此,需要明确公众参与的边界并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公众参与反恐,应以提升自我防护和实现与政府专业反恐力量无缝衔接为限,其参与能力应围绕识别能力、防范能力及处置能力建设。公众反恐能力的提升可遵循两种演进路径:一是通过缩减、预备、反应和恢复的4R循环演进模式的顺序演绎,遵循能力储备、能力实践、能力反思的演绎逻辑,实现能力增强的递进发展;二是基于FPC模式,增加公众对恐怖主义危机的熟悉度和预见度,从而有效提升其反恐能力,降低恐怖主义危机发生的风险,减少可能的破坏性后果。

对恐怖行为体“学习”框架的考察

恐怖行为体在不断"学习",以变换策略,成功实现恐怖袭击。为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需要深入了解这种"学习"是如何进行的。借助恐怖行为体是如何"学习"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恐怖活动的升级变迁。"学习"主体、"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是该框架的核心内容。透过该框架,可以发现中国面临个体、代际、团体和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安全挑战,上述主体通过识别、传播、记忆恐怖主义知识和技能,更新袭击策略,突破反恐防线,实施恐怖活动,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风险。为做好新时代反恐怖工作,中国应对上述"学习"主体进行有效识别和类型化处理,动态观察不同主体的"学习"进程,采取针对性策略以降低其"学习"效果,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英国通讯截取程序立法:历程、特征及启示

英国对通讯截取的立法经历了很长时期,从1957年的博奇特报告到后来1985年、2000年、2014年出台的主要法律文件,再到2016年出台的《侦查权力法案》,反映了通讯截取在英国的立法进程,也体现了通讯截取立法在英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英国通讯截取立法的特点有:司法审查进入通讯截取程序、通讯截取立法日益规范化、通讯截取行为的立法规制更加规范。英国通讯截取对我国的立法启示是:立法进程应当循序渐进、立法应当权衡权利保障与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立法应当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安全风险指标敏感性分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较快,各方面发展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协调和不均衡,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城镇发展自身不可避免的问题以及各种因素不协调引发的社会问题、社会冲突并存,使得城镇化进程运行处于一种高风险状态。社会安全风险和冲突已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最大桎梏,也是对政府以及管理者治理能力的巨大挑战和考验。本文从客观和主观层面构建社会安全风险指标体系,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计算指标敏感系数,提炼出影响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安全风险核心要素,为提出针对性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警察权法治化指标体系的制度性构造

法治的本质是对公权力的规制,而这样的规制必然要求权力者在有所作为的基础上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当下我国法治建设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制度与规则。这些规则既为法治建设提供了衡量标准,同样也为警察权法治化指标体系构建提供了参照。基于此,警察权法治化指标体系的制度性构造既需要通过制度的数字进行量化;也需要通过制度建设的法定权限和程序、施行时间、有效期等指标进行质的权衡;更需要在完善警察权法治化指标的考评制度、责任制度、监督制度的基础上,跟进配套负面清单制度、公民权利清单制度,形成一股强劲的制度合力,从而助推警察权力法治化指标制度牢固建立和顺利实行。

程序法事实的三维度分析——新的证明对象、裁判对象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

程序法事实可分为两类四种。随着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第一次出现了程序性裁判机制;程序性裁判的初步确立,也因此使程序法事实证明3第一次能够在实然状态下被运用;而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也因程序性裁判和程序法事实证明的出现而出现。今日之程序法事实于中国刑事诉讼而言,同时但当着三个重要的角色——新的裁判对象、新的证明对象和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客体。因此,从程序性裁判、程序法事实证明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法事项裁判)法律关系三个维度对程序法事实进行分析和探索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