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论社会信用信息权利:范畴、内容及其体系

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与“数据二十条”出台的大背景下,社会信用信息权利在范畴、内容及其体系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个人信息重要性、概念核心区域明确、处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事由及“动态系统”理论,可以将个人信息定位为权利。“数据三权”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支配权、绝对权,其排除的仅仅是非法获取或处理数据的行为。社会信用信息为个人信息与数据在社会信用领域的延伸,同样应当将社会信用信息权利定位为新型的权利。未来应当依托现有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展开解释,确立社会信用信息处理合法性与合理性事由,有效实现社会信用信息权利体系的协调。

功能转向抑或教义坚守:应急状态下刑事司法的实践和规范

突发事件应急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的工作,需要各部门法在治理目的的统摄下相互协调、综合应对。无论从刑事法律体系功能化转向还是应急治理对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的重新塑造来看,刑事司法基于应急治理需求的应变具有当然正当性。然而突发事件带来的情势急转,存在刑事法律滑向工具主义、应急目的的非理性反应和对应急权力制约弱化的潜在风险,这就要求刑事法律在适用过程中严守人权保障底线,在充分考量集体法益共识形成过程和精准判断特殊法益侵害的情形下,谨慎、规范地适用刑事法律规范。

城市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承担博弈论思考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对交通事故的无过错责任承担进行了规定,然而关于这种责任分配是否合理依然存在争论。研究结果显示,演化博弈的两种均衡状态与我国道路交通法律的有关规定的发展是一致的:一方面,长期效率优先的城市空间生产模式,导致我国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的法律规定缺乏对行人的包容性;而另一方面,随着城市道路资源的有限性和机动车数量不断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关于路权分配理念与责任承担的冲突也愈发剧烈。其中对行人违章的包容性规定,也会鼓励更多违反交通规定的行为和导致更大的社会负外部性。因此,在城市包容性发展的要求下,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承担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除提高交强险的责任限额以外,超过责任限额以外的部分,机动车的赔偿责任或可由10%提高至50%。

跨国追逃中引渡措施的困境及其应对

在我国目前开展的跨国追逃行动中,真正采用正式引渡程序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引渡合作中存在诸如条约前置主义、本国国民不引渡、政治犯罪不引渡、死刑不引渡、酷刑不引渡等拒绝引渡理由;另一方还因为存在调查取证困难、司法程序复杂、中外司法理念差异、办案能力和水平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对此,我们应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引渡合作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如签订更多的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及执法合作协定,扩大引渡法律依据的范围,简化引渡程序或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加强追赃,切断外逃人员的经济来源,加强各部门分工协作,加强人才培养,建立相关外国法律专家库,加强法治建设,树立司法公信力等。

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的裁判考量——基于193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单一调整模式下,高级管理人员如何适用劳动法成为司法裁判的难题。对判决书统计的结果表明,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劳动法呈现出差异化的样态,即高级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模糊、高级管理人员身份对裁判的影响相异。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弱势地位的不明显,劳动法与商法规范的冲突以及粗放立法模式下法院的消极裁判。在总结地方性规定和司法裁判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立法精细化,针对书面劳动合同制度、加班补偿制度等制定特殊豁免规则。裁判者应当注重个案的调适裁判,把握职责为主、薪酬为辅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认定标准,并且充分尊重公司的治理权利。

李双元教授的学术人生

李双元教授1927年出生于湖南新宁县,1955年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1980年起,先后任武汉大学教员、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所长,湖南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法学组成员、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府参事等职。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项目、

反恐背景下的酷刑罪再构建

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市中心发生多起枪击爆炸事件,标志着反恐形势的严峻化。在此局势下,对于恐怖分子的酷刑,尤其是营救酷刑是否应当有所放开?对我国的刑讯逼供等罪又有何影响?笔者通过分析国际法对于酷刑的规制条款,探讨我国广义酷刑类犯罪的立法缺陷;进而提出应当将此类犯罪的法益限缩为人身权利,从而肯定营救酷刑成立防卫性紧急避险的空间;就刑讯逼供行为而言,不必完全通过刑事法律进行规制,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上的不利后果加以遏制。

全球航空治理视野下中国《民用航空法》的现代化和一体化论要

现代民航强国,呼唤现代航空法治。中国《民用航空法》自1995年颁布至今已实施20多年,在此期间,国内外航空运输实践已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以《民用航空法》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民航法律体系面临过时滞后、漏洞迭出的困境。在国内外航空运输飞速发展和国际立法人本化发展背景下,中国《民用航空法》的修订和完善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际、区域以及欧美等航空强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有益成份和先进经验,在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航空公约的法律体系框架下,尽可能保持与国际通行作法相一致,及时修订和补充其法律原则以及具体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实现中国《民用航空法》的现代化和一体化,更好地促进中国民航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推进全球航空秩序的治理和变革。

企业合营的反垄断分析及其规制

企业合营是一种可能同时涉及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经营行为，其本质是各合营企业之间的部分集中。企业合营既具有限制竞争也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对企业合营的分析，可采用垄断协议的分析方法和经营者集中的分析方法。在我国，由于反垄断执法权由三家执法机构共享，因此只有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协调，才能够有效规制企业合营行为。

股东协议效力研究

股东协议的应用,与单一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无法适应不同类型公司的需求有关。它具有的制度功能,以及阐扬的自由、公平、效率等多元价值能够满足有限公司治理的实际需要,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股东是公司、董事会权力的来源,公司自治即股东自治,股东协议没有损害公司自治,反而是有限公司本质的反映。股东协议制度强调权力与义务的一致性,维系基本的公司人格,因此并不违反基本的公司理论。可以用公司的事实承认等方法来解释股东协议的合法性。为防止股东协议被滥用,应当为其设定有效要件。股东协议在公司成立后是否有效,应当遵循股东协议中当事人的意思,并尊重公司章程效力的优先性。

论我国“分税制”的宪法性质

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财税分权体制,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目标并未实现,改革的结果演化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分工,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缺乏宪政国家意义的地方自治制度这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与组成部分政府)财税分权的制度基础。或许具有高度地方自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作为实现我国未来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税分权目标的制度前提。

论气候变化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影响

气候变化与人权国际保护都是当代国际法的热点问题,全球性、长期性与政治性是二者的共同特征。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是多层次的,而它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影响涉及国家安全、人道主义问题、发展权、健康权以及国际关系的调整等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合作,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发展权,并加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法制建设。

香港冲突法中的国际间儿童诱拐问题

1980年《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为国际间儿童诱拐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国际方法,该公约在1997年7月1日之后继续适用于香港,并经转化为香港法例第512章《掳拐和管养儿童条例》。对于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适用的案件,适用《掳拐和管养儿童条例》;而对于非公约调整的案件,则适用普通法规则。为了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公约》在香港得以更好地施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于2002年4月29日作出了《国际性的父母诱拐子女问题报告书》。2009年10月,政府当局对《国际性的父母诱拐子女问题报告书》作出回应。

论实习生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

实习生在实习期间难免发生伤害事故,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对处理实习生伤害事故的法律却并不健全,《工伤保险条例》将实习生伤害事故排除在工伤保险之外,以侵权法来保护受伤害的实习生不仅效率低下、成本较高,而且也不足以有效维护受伤害实习生的权益。在此情形下,有必要重新将实习生伤害事故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在立法改变之前,则应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以分散风险,确保受伤害实习生的权益。

贝卡里亚47章原版《论犯罪与刑罚》的重新发掘——几何学精神和敏感精神的结合

"敏感精神"所致的文风更多洋溢在贝卡里亚47章原版《论犯罪与刑罚》中,这使他恰不具有近代理性神话的自以为是的自信,却有刑事一体化意味的心灵逻辑倾向。贝卡里亚主张以"社会法"作为立场,但"自然法"或"神明启示"仍是其内心指引,故其几何学精神和敏感精神的自洽辩证统一,形成其主情论与主知论自发结合的非古典自然法学的思想。在他看来,普遍利益和幸福就不仅是"欲望"的实现,亦是神明启示与自然法所追求的"至善"的实现,是新的道德重建的尝试。故其功利观念不同于古代希腊化时期的快乐学派,也不同于其后边沁等功利主义学人。

SCM协议中财税措施地区专向性特别规定初探——兼评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的相关案例及我国的对策

SCM协议地区专向性标准条款中的财税措施特别规定具有经济合理性,并符合WTO的政治考虑。该特别规定认定"有资格"的地方各级政府所采取的"确定或者改变"在其辖区内"普遍适用"税率的补贴措施不具有SCM协议意义上的专向性。我国应充分利用该特别规定提供的政策空间,深化税制改革,协调地方政府地区补贴与SCM协议之间的关系。

消费信用法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金融危机背景下,回顾与展望我国消费信用法研究与相关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如今消费信用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立法现象。消费信用立法应将保障消费者权益作为基本原则,综合调整贷款信用和销售信用关系,加强对消费信用先合同义务与合并条款的规制。所以,深入研究国外立法,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消费信用发展现状和传统消费文化,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信用法》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论英美侵权法中注意义务的历史、概念与功能

注意义务起源于中世纪的普通法,通过判例经年累积而稳步扩展,打上了相对性的烙印。它以维护社会必要交易安全秩序为基础,是行为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必需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及在该种情景中应采取的合理防免措施。它可规范不作为,调控过失侵权的范围和限制赔偿责任。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相关法律问题探讨——以珠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机制的设立是未来治理流域生态环境的方向。以珠江流域为例,通过剖析我国流域生态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部分省市生态补偿机制的经验和做法,提出完善珠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确定生态补偿机制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生态补偿的依据和标准,完善成熟的环境资源市场,建立协调、配套的环境法律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开展区域和国际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