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

非西方大国在总体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崛起国如何将实力转换为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需要审慎考量、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地位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大国的利益需求和促进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和策略。对崛起国而言,国际地位是一种既重要又特殊的资源,提升地位有助于崛起国将日益扩大的利益正当化,地位伸张则会成为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伸张突出了地位诉求对于崛起国的重要价值。本文在辨析国际地位概念、厘清地位诉求和地位焦虑等发生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地位政治视角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崛起国地位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同时,需要管控民族主义情绪、重视国际制度创新和稳定周边环境。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价值取向上彰显鲜明中国特色,即旗帜鲜明地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初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与倡导涵盖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形成理论自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与"两个决不会"思想,对当代世界与中国发展大势进行深刻洞察得出的重要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从历史哲学高度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体现出深刻的理论思辨与理论创新精神。习近平外交思想富于鲜活的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敏锐洞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以新型全球化理念积极引导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使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升华,开辟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新境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强大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

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化提供的各种便利,另一方面以反对或抵制全球化为目标,阻碍全球化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现代恐怖主义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化维度,不过,直到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才达到新的高度。受全球化的影响,当前国际社会遭遇的第四波恐怖主义,即"宗教恐怖主义",在恐怖袭击数量、致死率、攻击地域、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全球化至少通过五种机制影响了恐怖主义浪潮的存续,包括治理恐怖主义的必要性与国际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权力的流散导致国际社会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权威不足、全球化带来的迅速变迁导致民众产生强烈的本体不安全感、恐怖组织构建以反全球化为目的且能缓解目标群体本体不安全感的话语体系,以及全球化为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提供了网络等能够进行有效动员的工具。从长时段来看,作为一股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力量,恐怖主义不足以彻底逆转全球化进程,但如何走出"越反越恐"的怪圈,推动全球化朝良性的方向发展,是国际社会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全面认识战后国际秩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战后国际秩序建立70周年。在此背景下，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议论越来越多。有人把它说得很好，认为它基本上是公平公正的，无须根本改变；也有人把它说得很差，认为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亟须改变，甚至需要推翻；还有人认为它有的方面是公平公正的，

政治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冷战的结束,两极对抗结构压力的消失,打开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潘多拉魔盒"。一时间,各种路径和方法,各种新因素和新力量"重登"历史舞台。就理论研究来说,随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转向的成型,认同、身份、观念、话语和文化等软因素成为重要的分析概念,许多学者也呼吁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

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

世界政治是关于身份建构的政治。对于行为体如何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施动性,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在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社会化者借助强势地位,通过军事强制、利益奖惩、规范传授等机制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而受到安全、利益和行为适当性的驱动,被社会化者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者内化给定的身份。无论是社会化者还是被社会化者,行为体的施动性表现为对结构的强化性再造。而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行为体不分强弱,同样都可以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身份建构是集体自尊驱动下的自主过程。社会竞争、社会创造和社会流动是常用的身份建构战略。行为体的施动性使结构变革成为可能。在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了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

《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近年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学界所持续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作为北京市重点项目“中国与国际体系：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以及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委托项目的成果，本书系统考察和论述了国际体系的特征、变化，中国在变化的国际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以及中国外交模式的确定及其变化等主要问题，

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

中国模式系指新中国60年在对外关系、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积渐而成系统的处理国内问题与对外关系的独特经验或模式。"合作"而非"制衡"是中国模式在政治发展和社会秩序组织上的核心精神,表现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议行合一、统一战线、多种所有制并存、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存、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合作等具体制度安排领域。中国模式制度安排上内嵌的"合作精神"与西方秩序内嵌的"制衡精神"截然有别。中国模式展现了中国人概念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图景,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可以为世界秩序的组织提供必要的伦理政治资源,这一进程需要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维持高水平合作的前提下进行。

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

本文是从知识性的角度讨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和国别性。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主要缘于国际关系研究者创建独立学科的诉求,哲学支撑为现代科学主义。而由于人文学科的特点,又不可避免具有国别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启示。最后,本文对两者间的关系做了思考。

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暨欧盟成立50周年庆祝会议纪要

值欧洲联盟成立50周年之际，2007年3月29～31日，由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ESCP）资助、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ESC／CFAU）主办、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合办的中欧国际研讨会在中国钓鱼台大酒店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中欧关系：面向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Chma—EU Relations：For a Better Global Governance）。来自欧盟委员会驻华使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荷兰国际关系研究院（Clingendael）、

成就辉煌的中非互利合作五十年

50多年来的中非关系硕果累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在政治上坚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信;经济上促进互利双赢,基础不断得到巩固;在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上加强交流,谋求各自文明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上,紧密配合,建立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2000年启动的“中非合作论坛”,在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了一种集体对话机制。而2006年11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既是中非50年友好关系的见证,也预示着中非关系的美好未来。

论“经济外交”视野下的中俄关系

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经济合作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随着中俄之间安全问题的解决,经济合作正逐步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动力,这些为中俄推行“经济外交”创造了前提条件。中俄两国同时推行“经济外交”将为两国经济合作水平的提升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但由于“经济外交”具有两重性、非主导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也将给两国带来如何协调彼此经济利益和政策带来现实挑战。

外交决策的微观认知视角——对杰维斯认知理论的几点评价和思考

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是运用认知理论从微观层次研究国际政治的重要著作。他引入了“知觉”这一心理学概念,探讨了知觉以及错觉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从而为人们打开了决策“黑匣子”的一个运作机制及过程。他的理论精致到细微之处,对于学术研究和外交决策实践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但是,像所有的理论一样,杰维斯的认知理论也有不足之处,本文将主要对此不足与局限作一梳理和评价,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想法。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及对外资的影响

在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已酝酿多年。时至今日,就两法统一问题已形成一些基本认识。只是对两法统一对外资可能产生的影响,利益各方争议较大。就此问题,本文从我国对外资的开放、投资环境、税收优惠的作用、两法统一的设计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那种认为两法统一必定会对外资进入中国产生巨大冲击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而在现行税制下内资企业处于一种极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因此,为了给内外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必须尽早实行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

反恐、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

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探讨“反恐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恐怖主义严重侵犯人权,但反恐与保护人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反恐措施不当也会侵害人权,并对国际反恐斗争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注意二者的兼容性,而不应顾此失彼。在国际层面上,国际联合反恐必须纳入国际法和国际反恐公约的框架内,应以促进和平与发展、保障基本人权为最终目的。这样才能实现反恐与人权保护的协调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楚国的奉使外交略议

楚国的奉使外交略议刘玉堂贾继东春秋战国之世，周室衰微，诸侯并起。与风云变幻的政治军事活动同时，各国的外交使节八方游说，往来如梭，殚精竭虑，斡旋其间，十分引人注目。东周时期的楚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之长，奉使外交活动尤为频繁。研究楚国的奉使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