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考察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可以显著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机制分析表明,财政教育支出通过代际教育向上流动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但是财政教育支出的资本化阻碍了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从异质性看,财政教育支出对低收入、低人力资本以及农村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但是对不同人力资本家庭的差异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边际效应呈现倒U型,而财政教育支出公平可以强化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

自媒体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分析师跟踪与企业绩效--基于微博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网络自媒体平台的普及,企业开通微博并进行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现象日益普遍,但自媒体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能否提升企业绩效在学界仍存在争论。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微博进行自媒体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能产生明显的业绩提振作用,尽管提振效应存在年度“衰减”特征;自媒体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对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披露过于频繁反而会阻碍绩效上升;分析师跟踪具有中介功能,且中介作用对“低绩效、高履责”企业更突出,即责任承担与绩效能力方面的“反差”会吸引分析师关注、强化分析师中介作用。

高技术企业稳定创新与突击创新作用机制研究

创新是企业的长期战略,必须掌握好创新的节奏。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综合采用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以及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创新更加稳健,稳定创新的绩效良好,但突击创新绩效不佳;稳定创新与突击创新协调水平不高;稳定创新中等水平时对科技成果的绩效最佳;科技成果水平越高时突击创新的绩效越好,而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较高时突击创新的绩效越低。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稳定创新根本路径,突击创新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手段,掌握好稳定创新与突击创新的节奏,加强稳定创新与突击创新的协调。

人工智能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吗——理论假说与省级证据

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偏向性视角,理论诠释了人工智能的数据偏向、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性对行业之间、要素之间和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但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提高劳动者技能溢价水平,该结论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区域和时期异质性,中西部人工智能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与全国样本一致,但东部人工智能发展对行业收入差距、东部整体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影响不显著,人工智能对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阶段。进一步检验发现,劳动生产率在人工智能与收入差距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或遮掩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创新提升效应吗?

环境信息披露是推动资本市场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工具。以200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系统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渠道。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具有动态持续性;环境信息披露对承担强制性披露义务的企业、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和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能够通过融资成本和员工稳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分步建立和完善强制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经验依据,而且还为企业探寻经济效益与绿色效益兼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了思路指引。

研发投入的创新绩效综合评估研究——基于仪器设备视角

研发投入的创新绩效评价问题涉及因素较多,仪器设备作为重要的研发资源,其绩效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面板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数据包络分析,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仪器设备投入的绩效。研究结果表明:仪器设备费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绩效总体较好;仪器设备费的贡献具有研发规模门槛效应,当研发规模较小时,仪器设备费的贡献并不显著;高技术产业仪器设备的绩效总体上处于提高阶段,2008年以后的弹性系数要大于之前的弹性系数;仪器设备投入比重较低的原因是基本研发设备条件已经具备,本质上说明从2008年开始,高技术产业创新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研发人员的绩效有待提高。高技术产业仪器设备投入绩效较好的原因是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一点和政府投入仪器设备的高等院校完全不同。

浅析人民币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兼评《汇率变动、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一文

一、背景开放经济条件下,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汇率可以引导资本流动方向,改善对外贸易状况,调整居民消费方式,优化国内生产要素配置,对于防范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马宇、安晓庆于2018年9月在《经济学家》上发表的《汇率变动、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证研究》一文,认为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收入水平异质性,高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的汇率升值能促进经济增长,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的汇率贬值也能促进经济增长;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经济体汇率升值通过对外贸易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则相反;高收入经济体汇率升值通过外资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三组经济体恰好相反。自1997年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内贫富差距问题依然严峻,"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人深思。目前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再加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蔓延,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探讨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发展中国家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基于跨越低收入均衡和中等收入均衡视角

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同国家可能处于不同的经济均衡和平衡增长路径,这最终促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趋于收敛,实际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均衡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低收入均衡、中等收入均衡和高收入均衡,经济结构的差异、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国家治理不善是发展中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均衡的内在原因。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打破低收入均衡、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同时,比较了长期处于中等收入均衡的巴西和成功跨越低、中等收入均衡的韩国的发展路径。最后,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重点关注如何通过内部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打破经济的低、中等收入均衡,促使经济向高收入均衡发展。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健康——基于生活方式和社会支持双重视角的研究

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从生活方式和社会支持双重视角研究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城镇地区,家庭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及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影响更大,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变化对城镇居民的健康影响更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健康产生影响,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居民运动休闲频率、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率,从而提升居民健康,同时,社会经济地位也会通过提高风险资产参与和降低邻里信任程度对健康产生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其对健康影响的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

人口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影响——基于空间溢出角度的研究

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以Barro和Sala-i-Martin建立的人口迁移模型为基础,分析中国及其中部、东部、西部地区省际间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研究显示:2004-2015年全国和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收敛的,全国和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较慢,东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较快;人口流动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呈现负效应;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但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说明中国人口分布结构以及技术发展水平存在不均衡的问题;东部地区开始出现劳动力过剩和技术溢出趋于饱和的现象;而中西部地区又因人才严重流失导致经济增长受到阻碍。因此,需制定相关的发展政策,有利于人口流动合理科学的进行,使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金融共享:超越公平与效率之争的财富运动公平机制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财富的不断增长,使金融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庞大的金融体系扩大了财富概念的外延,改变了传统财富形态。从物质财富到虚拟财富的转换,带来现代社会公平机制的深刻变化。社会公平不仅限于社会生产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也涵盖了金融体系中财富运动是否合理。金融体系健康有活力的财富运动使经济社会未来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机会共享成为可能。因此,金融超越了公平与效率之争,金融共享能够更大范围地促进社会公平。实现金融共享并不容易,必须汲取西方金融自由化的教训,加强社会主义金融监管,让金融创新回归服务大众的当代本质。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城镇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西部民族8省区2000—2015年数据,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城镇减贫效应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将显著降低城镇贫困发生强度,且在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其减贫效应越大;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进有助于降低城镇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但本地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阻碍其效应发挥。从行业层面看,住宿和餐饮业的适度发展在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同时将显著降低城镇贫困发生率;采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城镇减贫效应在产业结构越不合理的地区较大;房地产业的城镇减贫效应则与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呈正比。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城市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1～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和261个地级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数据,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公共产品供需匹配指数,利用Malmquist指数和结构方程IOO模型分别测度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并探讨了户籍门槛限制下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公共品供需匹配状况反映了农民工的流向趋势,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均随着城市规模变化而呈现倒U型曲线,在时间纵向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情况;户籍门槛作用下,公共品供给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效率乘数因子。据此,应立足于各类城市公共品供需匹配情况,优化城市规模结构,改善公共品和服务资源布局。同时发挥城市户籍门槛的杠杆作用,利用公共品供给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乘数因子,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持续有序进行。

实体企业金融化、过度负债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视角的检验

在资本套利框架下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效果及影响路径。结果发现:企业金融化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套利行为;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企业金融化—过度负债—股价崩盘风险"是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加剧资本市场不稳定性的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风险主要来自交易类金融资产的过度投资及投资性房地产、委托贷款等的配置。研究结论为"防止脱实向虚"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对实体企业制定合理的投资决策,降低金融市场风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农民创业者的村庄公共品供给行为研究

中国农村公共品单纯依靠政府供给存在比较大的缺口,需要发挥社会力量进行补充。农民创业者与村庄的特殊关系,使之有可能成为村庄公共品的重要提供者。在经典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将个体心理特征、供给项目特征、家庭和村庄关系以及供给制度环境等因素纳入模型,建立以供给行为态度和供给行为控制为维度的农民创业者村庄公共品供给意向二维平面图,对农民创业者村庄公共品供给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者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受到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激励,但其供给行为是否发生的关键还在于对公共品项目的预期收益和实施难度。因此,肯定农民创业者村庄公共品供给的行为,通过补贴等方式降低公共品供给难度应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与资本补充行为研究——来自16家上市银行的证据

基于中国16家上市银行近6年的数据,对非对称Co VaR模型进行分位数回归,研究不同资本补充行为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商业银行进行资本补充时,发行债券补充资本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发行优先股亦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但效果不显著;增发普通股或配股会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因此,商业银行进行资本补充时,应避免上市银行集中采取定向增发和配股方式,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上升。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与地区工资差距——基于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文章选取2004～2013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对地区工资差距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的地区工资水平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虽然相关性逐年减弱但仍非常显著;制造业集聚对本地区工资水平有显著负影响,服务业集聚和共同集聚显著促进本地区工资水平的提升;产业集聚过程中相邻地区间经济差距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整体上大于单纯的地理空间上相邻对其的影响,制造业集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共同集聚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显著为负,因此共同集聚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增大城市地区工资水平差距。

市场化、城镇化与社会信任——基于WVS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共同构成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宏观制度环境。基于市场化、城镇化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机理,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中国数据,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个体社会信任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市场化进程对个体社会信任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就现阶段而言,城镇化程度与社会信任度呈负相关关系,城镇人口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地区治安水平的下降对社会信任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随着城镇化程度及其质量的提升,市场化进程对社会信任的促进效应将得到增强。

IT环境下审计风险判断偏好的实证研究

人们的行为受到社会心理活动的影响。首先依照技术社会学的研究结论,将IT环境下审计人员进行风险判断时的社会心理特征归纳为决策制定学派、制度学派和社会技术学派三类,然后进一步分析体现各类心理特征的审计风险判断行为。最后采取问卷调查研究方法,验证了审计人员在IT环境下进行审计风险判断时存在三种行为偏好和心理特征,实证检验结果与前期理论分析结论相一致。研究结论为今后提高审计判断的绩效提供了一个社会心理的新视角。

基于理赔诉讼案例的健康保险惜赔识别研究

保险理赔难已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对2000-2012年162个健康保险理赔诉讼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惜赔99例,惜赔率61.1%,其中拒赔72例,拒赔占惜赔的72.7%。保险惜赔深受索赔人谈判能力、保险金额、理赔人员素质的影响。保险公司对投保人拒赔金额甚于被保险人,对职工减赔金额弱于农民。无论拒赔金额还是减赔金额,均与保险金额正相关。保险公司对重大疾病拒赔金额甚于一般疾病,对住院超过15日的减赔金额甚于住院少于15日的金额。区县支公司拒赔金额甚于地市分公司,中西部地区拒赔金额和减赔金额均甚于东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