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科学构建中国特色文化法学理论体系

文化法学是以文化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学学科。文化法学因为研究对象所规范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而必须明确自身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其中,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可以为文化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和有效的理论方向的指引。构建中国特色文化法学理论体系,应当秉持“大文化”的概念,即文化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物质、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文化现象。与此相对应地,文化法学的理论体系也应当建立在广义的文化法律制度基础之上,既包括调整文物、文化财产等物质形态的法律制度,也包括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规范、爱国主义教育等精神形态的法律制度。文化法学的知识体系要注重自身的实践特征,特别是要对文化法治的要素和运行机制进行科学研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将“两个结合”的价值要求渗透到文化法学的学术体系中,采用文化法学研究的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和科学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特征,揭示社会主义文化法治建设的内在规律,提升文化法学理论在指导文化法治实践中的理论指导功能,并通过正确处理文化法学与文化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确保文化法学作为法学新兴学科的学科独立性和学术话语权。

涉民营企业背信犯罪的立法拓展与司法限定——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中心

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的发生呈现高发扩张的态势,为践行平等公正的企业产权保护政策,《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纳入专属规制国有企业的罪名涵摄范围。实现民营企业内部背信犯罪的高效惩治,需要明确此类犯罪的保护法益和可罚性根据,抓住背信行为的本质——客观上违反坦诚义务,主观上须以图利或加害为目的。立法设置普通背信罪,不利于防止罪名适用扩大化的风险,先行设立公司企业层面的背信罪方为当前稳健务实的优选方案,同时注意畅通民营企业内部背信犯罪的出罪路径。在司法实操领域限缩犯罪对象、适用告诉才处理的刑事追诉机制、贯彻内外协同系统惩治的司法准则,以框定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入罪的合理限度。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的追问与反思

基本权利冲突命题已为我国宪法学界普遍接受,基于不同的基本权利效力理论,学者们对该命题的理解大致可被归纳为以下三种学说,即“民事权利冲突说”“法律利益冲突说”与“人性需求冲突说”。就前两种学说的理论基础而言,无论是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抑或是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均挑战了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对抗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误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法律利益相混淆,使基本权利成为直接或者间接约束私人行为的最高依据,从而模糊了宪法与部门立法之间的界限,背离了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精神。而从人性的根本需求出发理解基本权利,则直接消解了基本权利的规范效力,使之成为一个单纯的描述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基本权利冲突命题能否成立值得进一步追问与反思。

欢迎订阅2021年《法学杂志》

内容丰富的核心期刊法学研究的良师益友创刊于1980年的《法学杂志》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法学期刊之一,1980年就由司法部确定为国家一级法学期刊。四十年来,《法学杂志》以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文字精炼的特色赢得了中国法学期刊中的较高地位,受到了中外读者的广泛欢迎。

论制定经济基本法的路径选择

经济法是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目标,以国家干预为规范构成的一类规范集合。由于经济单行法规范的复合性,经济法法典化无法实现总则与分则的逻辑涵摄。制定一部沟通宪法与单行法的经济法总则或者总则性的经济基本法,是回应目前法典化之不能与立法统合现实需要之间矛盾的实用主义路径。在此基础上,经济基本法的制定应明确其统摄单行法的制度定位,寻找总则模式立法的国内外体系坐标,明确其将经济权力主导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提炼价值元层面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原则和价值次级层面的实质公平和公平竞争原则,规范层面的国家干预原则所派生的国家干预适当性原则、国家干预合法性原则以及国家干预效率原则,并以"主体——客体——责任"为基本框架,构建纯粹的经济法规范体系。

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理论话题,我国《民法典》第996条的出台再次助推了学界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审视与思考。因违约侵害人格权,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害人在提起违约之诉的同时,可以另行提起侵权之诉,从解决路径上与《民法典》第186条无本质区别,须以人身权益、人格物等损害为前提,守约方恐难获得救济。可以通过解释论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违约损害赔偿,构建专门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条款,设置精神损害赔偿条款的适用序位,为守约方提供周全保护的同时,力争达致守约方与违约方之间的利益衡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其中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线索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到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作为谋划法治中国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既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的价值追求。

妨害作证罪疑难问题的法教义学解析——以369份刑事判决书为研究起点

对近两年司法实务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能够揭示妨害作证罪司法适用现状及其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关于行为主体范围问题,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是具备期待可能性的,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作为妨害作证罪的主体。关于行为类型问题,客观方面通过对罪状中"等方法"所指涉的"引诱"进行限制解释,"等方法"应当与"暴力、威胁、贿买"具有等置性;主观方面通过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可以将"陷害自己"这一主观目的排除在妨害作证罪之外。关于犯罪形态问题,妨害作证罪是具体危险犯,可以借鉴"规范的结果性危险理论"认定具体危险犯的既遂。

论银行账户担保的控制公示方法

物权公示是物权状况的外部表现。作为法律制度的产物,它既可能是基于自然状况设立,也可基于某种人为手段设立。占有与登记是两种基本方法。虽然占有本质上也是一种控制,但是作为独立公示方式的控制是对无形财产所进行的管理与支配。它以控制人的社会公共信任基础为前提,是介于登记与占有之间的一种自然公示方法。一方面其不像占有那样能对权利客体本身进行有形支配,另一方面其又不像登记制度那样离权利本身那么远,而是能够对权利本身做实事上的管理。控制公示方式也可扩展适用于占有动产的人对其动产支配的某种程度的转移。建议我国未来也建立独立于占有的控制公示方法。

新时代腐败犯罪的法治防控研究

腐败治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运用法治防控腐败是破解治腐难题的关键。法治反腐的把握需要全面考量治理腐败的目的、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等要素。本文在厘清法治反腐涵义的基础上,提出应从理顺法治与反腐的关系、完善党纪与国法的衔接、健全治腐机构与机制的设计、确立预防与惩治并重的体系四个方面破解法治反腐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而推进反腐败斗争走向决定性胜利。

协助外国追缴违法所得的条件与程序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在协助外国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问题上,果断地放弃了“立案”要求,为执行外国相关请求规定了一系列比较符合刑事司法协助特有属性的条件。在协助外国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问题上,没有使用“法院”和“裁判”这两个术语,使得各主管机关均可以依照法定条件决定提供没收协助,只要我国法律在违法所得没收问题上赋予了该主管机关以决定权或者程序启动权。在此问题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的特别程序以及检察机关启动该程序的申请权需得到充分考虑。在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问题上,确立了关于财产被害人合法权利的证明标准,除没收后返还外,各主管机关还可以不经没收程序直接根据合法所有权证明返还被查获的违法所得。

空白抑或留白:经济特区立法中民间规范缺位问题研究——以某市人大经济特区立法为例

民间规范是地方立法真正具有地方性的根本。然而,对某市经济特区二十多年来人大立法的考察表明,民间规范在特区立法中几乎处于完全缺位的状态。虽然可以找到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民间规范、地方立法自主空间太小等各种客观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总体而言,这种缺位可能更多地系由主观原因造成:它可能是立法者的疏忽所致(空白),但也可能是立法者的刻意为之(留白)。要扭转民间规范的缺位现象,除了经济特区立法者要转变观念立场外,还要真正启动对民间规范、尤其是那些真正具有地方"特色"之民间规范的系统调查、筛选工程,进而让民间规范真正进入到经济特区立法中。

解释论视角下公司担保行为效力的规范立场

就公司提供担保行为的法律效力判定而言,我国《公司法》第16条未臻明确,形成一项法律漏洞,需要借助法律解释方法予以填补。当前学说多于论争之中裹挟价值判断立场与立法论主张,远超法律解释的教义学立场,应当将漏洞填补回归至现行法的价值判断框架之内,以实现公司法整体框架的价值同一性。现行《公司法》第16条以授权第三人规范的方式,明确了公司章程在担保事项上的对外效力,契合我国《公司法》所确立的决策授权和形式程序正义,已经成为公司作为拟制法人的组织规则基础,应当尊重。对于《公司法》第16条的解释,文义解释无以提供有效结论,体系解释的结论在于债权人应当基于公司作为拟制存在进行法律判断,维持引致所产生的章程对外效力。此外,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并无法对《公司法》第16条提供有效的补强论证。

资本泛滥时期的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

防范中国金融风险的制度路径是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并重。公司治理是本,金融监管是标,只有在完善公司治理基础之上加强金融监管才能实现标本兼治。资本泛滥时期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是公司本质的异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路径。中国金融监管的目标应该是回归公司的本质。实现中国公司治理和金融监管法治目标,首先需要按照现代商法的理念完善我国现行公司法,构建中国公司治理的制度体系,同时需要按照现代商法理念构建商事金融基本法。只有这样,公司的健康成长和金融的正当监管才有基本的法律标准和行为依据。

土地征收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为分析对象

《土地管理法》修正应严格贯彻公益征收要件,排除商业征收类型。进一步扩大征收标的的范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纳入征收标的范围,一并补偿集体土地和村民住宅上的其他物权与债权负担。继续改革征收补偿标准,以农地最优用途为前提,确立以市价补偿为原则、以加成补偿为例外的补偿标准体系。充分发挥程序的正义价值,建立前置的听证与协议价购程序,确立征收决定及征收补偿的司法审查制度。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基本遵循及其贯彻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意义重大,是土地管理法修法中的重点内容。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改革方案设计,需明确意识到改革方案所受的客观约束和理论研究的应有基本遵循。首先,要科学确定价值目标,以保证改革的正确推进和研究的深入推进。其次,要贯彻实践逻辑,以实践为中心,坚持逻辑性、贯彻到底。再次,应充分考虑改革方案的体系协同,在内部做到体系融贯一致,在外部实现与其他改革协同联动。在坚守以上基本遵循的前提下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实施衔接路径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颁行出台,标志着我国反腐败法治体系建设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法法"有效衔接、增强反腐败法治效能的路径在于:确立以"优化制度资源配置"为主导的"六个思维";细化以"司法审查与职务犯罪调查时间节点"为主体的"十个程序衔接机制";加快推进职业化的监察官、法官、检察官保障体系,从而释放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与"法法"实施衔接机制的整体功效。

叶青教授

叶青,1963年生,江苏无锡人,1985年、1992年获得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5年7月留校任教,2006年任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2011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2012年8月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15年6月起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委员。

论社区矫正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

确定社区矫正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必须深入社区矫正制度内部,解析构成这一制度的相关要素和具体事项。从法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公私权划分三个维度进行央地分属识别,社区矫正的立法权限,既有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而专属中央的立法权,也有中央立法为地方立法预留足够空间的央地立法分工与协作,更有根据地方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而专属地方的立法权。立法机关应当循着这三个维度,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具体确定社区矫正地方立法的执行性事项、地方性事项和先行性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