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神祇·祖先--杨干贞形象嬗变的历史人类学讨论

历史人物的形象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史籍书写者的立场与情感倾向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因而不同时代、不同取向会导致对同一人物的褒贬大相径庭。大义宁国国王杨干贞的形象,呈现出暴君、神祇(本主)与英雄祖先的不同面相,究其原因,暴君的定型最初是由于相关材料的书写有着大理国段氏集团强烈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诉求,历经后世对段氏政权怀着“故国之思”的知识精英的书写后逐渐尘埃落定,而被树为神祇(本主)则源于杨氏起兵之地的下属民众及桑梓百姓的集体记忆,英雄祖先的形象出自自称杨干贞后裔的杨氏族人的书写与表述。后二者中都隐含着基于现实社会情境的利益博弈的考量。但不同的形象建构处于“各自表述”的状态,反映出精英的文字书写与民众精神世界诉求“并行不悖”的文化生态。

唐宋时期中原田野的水土环境与植被景观

唐宋时期黄河频繁改道,所携泥沙在下游平原淤积,从而影响了中原的水体面貌,水面环境呈现逐渐细碎化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前代相比,水体相对破碎,但地表水的丰水程度远高于后期,大量的水面和水生植物勾勒出一派水乡景观。唐宋小农经济发展及农垦开发,使中原平原、丘陵适耕地区已经几乎开发殆尽,高处的麦黍桑麻与低洼近处的水稻田构成中原田野中主要的植被景观。同时受人类活动影响,森林植被减少,平原地区在住宅、农田周围树木随地势错落散生,官道与堤岸上有精心维护的道旁树,更宏大的自然森林景观聚集村庄以外及深山地区。

“动漫创作工程”:民间故事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径

民间故事是传统文化艺术表达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内容和样式。在新媒体时代,利用正在蓬勃发展的动漫艺术形式,将民间故事进行动漫化保存和传播,是对民间故事保护手段和传承方式的重大拓展与创新,会提高民间故事传播的鲜活性、广泛性,使民间故事在现代视觉文化环境中得到更好地传播、更好地保护以及更有效地传承和发展。

生态人类学视野下文化的生态价值研究——以湘西保靖县黄金村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建设对象是文化与生态的共同体。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该抓住文化的主导作用,通过维护文化的多元性来改变资源的利用对象和方式,从而实现文化的生态价值。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针对社会的需要和科技发展的水平,重新建构“民族生境”,才能真正实现对人为生态灾变的抑制与消除,才能完成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使命。

宋代两湖平原的水环境和渔农开发

两湖平原降雨量大、河网密布、湖泊成群,良好的水域结构为渔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水环境基础。宋代两湖平原水产资源富饶,渔业开发有利丰富饮食生活、繁荣农业经济,渔税征收有助增加地方官府财政收入。宋代两湖平原军民主要通过向山地丘陵与河湖滩涂拓殖农地以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问题和巩固荆襄国防,但这种大规模地农田开拓运动已开始造成当地水土流失与河湖淤塞,引起水环境逐步恶化。频发的水旱灾害促使两湖平原盛行祈雨神祠信仰,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是导致祈雨神祠造就与空间差异形成之主要原因。

探索具身化的感官人类学——“感官、记忆与认同”学术研讨会评述

具身化(embodiment)是近年来人类学的一个新兴主题,而感官人类学则是一个前沿领域,让学界关注身体感官与文化具身化的过程。"感官、记忆与认同"学术研讨会是国内感官人类学的一次学术探索,从学科层面上探索具身化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义,展望感官人类学的研究前景与价值,同时以"味觉与认同""嗅觉、视觉与认同""听觉与认同"等分主题民族志报告展现了感官人类学研究的可能性与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文化何以影响民族经济——基于贵州南脑村的调研

文化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观变量备受学界关注,通过对贵州南脑村深入地田野调查发现,民族文化对民族经济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互惠互助、文化内聚力、乡规民约等文化传统在降低发展成本、增加村庄公共物品、促进村寨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思维惯习、巫术迷信、特殊习俗等文化传统制约着村寨经济发展。基于此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不仅要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基础性与战略性作用,更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扬”与“弃”的有机统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学评估的三个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门技术含量颇高的学问。保护得好便是保护,保护得不好便是破坏。在长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提炼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学评估三标准:一是通过保护是否保住了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DNA;二是通过保护是否保住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三是通过保护是否促进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村落旅游化保护的风险及其防范

在旅游业快速发展并波及社会各领域的大背景下,"旅游化保护"成为了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的典型手段。在实施旅游化保护的过程中,传统村落面临着村民主权地位被动摇、村落空心化、环境同质化以及村落文化异化等多重风险。成功防范这些风险需要政府、旅游企业、村民、民间组织的一致努力。防范路径包括保障村民的绝对主导地位、打造宜居环境、避免盲目跟风旅游化以及注重原生态文化保护。

苗族木鼓舞之乡——台江反排村

反排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东南部，地处雷公山山麓，海拔720米，山区气候明显，温暖湿润，四季分明。

郎德上寨

郎德上寨坐落在贵州省雷山县城北17公里的望丰河畔。始建于明初，至今已有670余年。居民为陈、吴两姓，分属6个宗支，现有158户，725人，村民全是苗族。溯自明洪武初年建寨以来，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清咸丰、同治年间，村民杨大六（DlasNiel腊牛）与张秀眉（XongtMil）一起率领苗族人民起义，反抗清朝政府的残暴统治，浴血奋战十余年，郎德因而名垂青史。虽然历尽沧桑，但是还保留着独特的木结构吊脚楼民居。

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在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特殊的历史过程、文化传播和对所处生态环境适应的整合产物,是长期历史积淀的可持续体系。因而规划和引导原住民族的发展,都必须尊重原住民族的主导地位,应当支持与扶助他们按自己的文化特点,去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更需要从自身文化的特点对现代化的普适性内涵作能动的取舍,并巧妙地利用,才能确保全球文化的多元并存,才能使发展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汉字在西南山地民族中的传播与影响

在我国西南山地民族中,彝族、纳西族和西部方言的苗族都有其传统文字;其他民族虽无传统文字系统,却长期受汉字浸染,将外来的汉字文化元素内化到了本族文化体系中。壮、布依、侗等民族长期使用汉字记录宗教经典,形成了基于汉字形态的方块壮文和方块布依文,侗族虽未形成方块侗字体系,却形成了大量"汉字记侗音"文本。这些都体现出汉字在西南山地民族中的特殊影响,特别是反映了土著民族对外来文字的创造性利用。

基诺族、独龙族、怒族和普米族对食药用菌的认识和利用

云南基诺族、独龙族、怒族和普米族的聚居地拥有丰富的食药用菌资源,后者在这些民族的文化中具有多重角色,涉及饮食、医疗、经济生活、禁忌、创世和民族起源的认识论等方面,相关知识是我国文化中一笔独特而宝贵的财富。然而过往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学研究对此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且缺少对食药用菌知识的民族文化特征的揭示。这与民族真菌学研究在我国尚未起步有密切关系,需要民族学家和生物学家在今后的文化研究和实地考察过程中相互合作,进而从多维度挖掘和传播我国少数民族的食药用菌知识。

文献计量学视角下的海外苗族文献资料研究构想

采取文献计量学的分析方法,从海外苗族文献的数量、内容、来源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海外苗族研究的知识结构、特征、规律,掌握其知识发展趋势。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研究海外苗族文献,对于加深对海外苗族文献的认识,促进中国苗学研究国际化和苗族国际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剑河苗族锡绣

苗族锡绣主要分布于贵州省剑河县境内的南寨、敏洞、观么等乡镇，已流传了五六百年。苗族锡绣以藏青色棉织布为载体，先用棉纺线在布上，

宗教权威与精神秩序

法律作为人类交往秩序的规范前提,其运行的外在动力须借助于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世俗权威还是神圣的宗教权威。而内在动力须依赖于精神,即交往主体的精神需要,是构成人们交往行为有序展开的逻辑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秩序,归根结底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建制,精神秩序是行为秩序的前因。其中宗教权威每每将外在权威和内在精神秩序有机地合二为一。宗教权威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构成国家正式秩序,也可能构成民间非正式秩序。

贵州苗族姊妹节节日文化的变化研究

贵州苗族姊妹节节日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通过对其变化路线考察,认为当地苗族群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省、政府推动和多元文化互动是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政府在姊妹节节日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应遵循传统文化变化的客观规律和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方能更好地促进区域文化和经济发展。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

在我国第六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国务院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9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164项。目前,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计1219项。

被“原生态”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近年来,"原生态"一词被广泛使用包括音乐、舞蹈等艺术文化活动或物品。这是一种出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产业背景下被"原生态"的文化现象。为了进一步说明"原生态"一词被创造的社会文化背景,以纳西东区文化再生产及"黑衣壮"被发现过程为例,从人类学角度出发,阐述"原生态"文化被创造的社会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