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调和:乾隆帝与宫廷萨满祭祀

满族萨满祭祀传统由来已久,且屡经变革。满人入关后,萨满祭祀被纳入宫廷祭祀。到乾隆朝呈衰微之势。乾隆帝为挽救其颓势,纂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并对祭祀内容、人员和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宫廷萨满祭祀既具有典制化、皇族化特点,亦呈现满汉合流趋势。与此同时,祭祀的具体实施却较为宽松,不仅皇帝亲往致祭屈指可数,选派致祭大臣也相对随意,祭祀日期更是频繁更改。因此,乾隆帝完善萨满祭祀的初衷,并非在宫廷中实现满汉文化的“分庭抗礼”,而是在二者日益融通的背景下,重新调和满洲传统与国家祭祀关系,并把它纳入有效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格局之中。

殷墟卜甲首甲形态初探——以左首甲为例图示

本文简要描述了殷墟卜用龟腹甲首甲齿缝片的形态特征,从钻凿角度探究了齿缝片残片的形态,并初步分析了其具体成因。

东南亚鹿野苑式佛像调查与分析

4、5世纪左右,东南亚形成了印度教和佛教并行发展的宗教文化格局。6、7世纪前后,鹿野苑式佛教造像流行一时并呈现出浓厚的地域风貌,以石刻、青铜和木雕佛像为主体,主要分布在湄公河下游三角洲与泰国湾沿岸地方,少许分布在苏门答腊岛等地。发达的海路交通在促成东南亚佛教造像区域风格形成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印佛教艺术的交流。

路易十五“中国题材”挂毯寻踪

本文利用新发现的档案和实物材料,推断路易十五送给乾隆皇帝的“中国题材”挂毯至少有四件尚存于世。作者通过对故宫博物院藏四件玻璃底片上的挂毯照片,与欧洲现存“中国题材”挂毯实物和设计原稿进行对比,发现路易十五送给乾隆皇帝的这套挂毯在规格和图像内容上都作了相当大的改动。这种改动显示出法国将其作为国礼时所进行的变通。相关信息的追踪,不但丰富了我们对“中国题材”挂毯织作史和流通史的认识,也为探讨中法宫廷交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细节线索和样本。

清代张洽及其山水画研究

张洽是清代中期“四王”传派中的一员,但其画作并没有传派被诟病的脱离自然、皮毛袭取的缺点。张洽学养深厚,取法广泛,其成熟期的作品,笔墨苍浑朴厚,小笔细皴的特点亦不失个性,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呈现出遁世而不厌世的意境。该文根据存世画作及文献史料,考证了张洽的籍贯、生平轨迹和交游等情况,并重新考量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画史成就。

金润《溪山真赏图》卷的初步研究

明代金润《溪山真赏图》卷为其传世绘画孤本。此图系金润为其女婿陈钢所绘。画作虽属文人逸笔画法,但与明代前期王绂、谢缙、杜琼、刘珏、姚绶等文人画家的画风明显有别。金润在画卷诗题中言及其画法与方从义相关,这恰与《无声诗史》中介绍他“画法方方壶”的记载相吻合。金润对元末方从义画风的传承,说明虽然明代前期师法董源、巨然、赵孟頫、元四家画风的文人画家占据画坛主流,但方从义绘画的影响当时仍然存在。《溪山真赏图》对全面客观地认识明代前期绘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如意流变考

如意始于爪杖,爪杖如意在中国的历史至少可上溯至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名士、佛教僧侣对如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隋唐时期,爪杖和如意开始分离,至宋代完成。明代中后期,如意成为文人的文房雅玩,并影响到清代宫廷,至乾隆朝发展到顶峰,后经历了嘉庆、道光朝的短暂低谷,在慈禧太后掌权时期昙花一现,然后迅速衰落。

多极政权时代的个体生命史与社会流动--《曹仲达与“曹家样”研究》续篇

本文利用《历代名画记》等唐宋书画与佛教文献,首先考证曹仲达为移居汉地的数代粟特移民之后,其人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南朝、北齐邺城以及北周、隋代长安阶段。其次,通过对粟特故地、西域等地和北齐相关考古图像材料的细致比对,推证“曹家样”与粟特故地美术之间有着密切但非直接的关系。第三,探讨了“曹家样”的形成过程是模仿-转译-创新,这一艺术风格在汉唐艺术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国秦陵研究

本文系统探讨了战国秦陵的墓主、选址、共性及个性特征。认同并补证了学界关于芷阳一号陵园葬秦昭王与唐太后、芷阳四号陵园属宣太后、严家沟秦陵为“公陵”、周陵镇秦陵为“永陵”的意见;提出了司家庄秦陵的墓主为孝文王、“韩森冢”的墓主为叶阳后的观点。认为秦称王后在都城西郊开辟了咸阳原陵区,随着都城向渭南扩张,又出现了芷阳陵区。本文还归纳了战国秦陵在陵园形状、墓形、建筑、陪葬坑、祔葬墓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又根据其内部差异,将之分为“咸阳原类型”和“东陵类型”,认为前者充分借鉴了东方列国、尤其是魏国陵园制度,呈现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后者在某些方面趋于守旧,则为本土保守派势力回归传统的选择;而夏太后陵、乃至后来秦始皇陵园的规划设计,是二者发展、融合的结果。

对谈:唐代长安的书画收藏与鉴赏——以社会网络和都市空间为视角

"对谈"是本刊新创办的一个栏目,该栏目拟通过学者面对面座谈或不谋面笔谈的形式,针对一个问题或一件、数件作品展开讨论。行文不拘一格,可以用较书面的文字,也可以用口语化的文字,目的在于敞开思路,并且欢迎更具开放性的讨论。事实上,随着学术的发展,方法论的借鉴和学科间相对的模糊性已经产生,学者间跨学科的交流势在必行。本对谈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办,以唐张彦远家收藏的《清夜游西园图》的流传为切片,尝试透过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解剖分析权力起伏、官僚交往、文化好尚和居住空间等各种因素所带动的事件发展,启发读者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寻找接近古人的世界。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四子部落札萨克银印辨伪

札萨克银印是清朝统治者赐予蒙古旗主的重要信物,也是旗主权力和地位合法性的凭证。近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四子部落札萨克银印引起了博物馆界的较多关注,也使得原藏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博物馆的同款银印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本文对两方印章的印文、边款、背题的满蒙文进行了释读,并通过递藏状况的追溯和实地调研,以及与其他札萨克印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四子部落札萨克银印系赝品,是对四子王旗博物馆真印的仿制。此外,本文也对札萨克银印所反映的清代礼部在维持满蒙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释。

传承与疏离：论董其昌与王鉴画风演变的关系

王鉴初学画时是以董其昌所提倡的南宗理论为宗,中年以后逐渐与董其昌的理论疏离,追求“作家兼士气”的理想,演变成后来宽泛的师古,呈现出合“南北宗”为一体的趋势。“同宗而异趣”,王鉴走向了一条与董其昌以及王时敏、王原祁祖孙所不同的道路,最终与学生王石谷一起形成清初“四王画派”中的另一种风格类型。本文通过分析王鉴与董其昌在画法、画论方面的关系以及家族之间的渊源,剖析清初“四王画派”中,融南北宗画法为一体的风格类型的成因。

四川唐、五代观无量寿经变光明转与宝船因素分析

本文着眼于四川唐、五代观无量寿经变中光明转与宝船两种特殊因素,就其图像类型、地域特征及思想意涵进行了系统阐述。光明转图像可分为转中空白与具有佛或佛国两类表现,表述了阿弥陀佛光明最尊最胜、遍照十方佛国的意涵,以及救济众生、劝导信众念佛的功能。宝船图像分为大型龙头式楼船与小型龙舟两类,与净土法门的易行道思想密切关联。光明转与宝船均呈现由川中向川东发展的趋势,唐两京地区可能为四川观无量寿经变的粉本来源地。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理念与实践综述——以数字故宫社区为例

博物馆信息化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从基础文物数据系统到文物的动态管理,从单一的文物管理系统到综合的博物馆管理系统,从展厅多媒体辅助展示到综合网站建设,直到互联网上多种展示手段的采用,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经历了由简到繁、由静态到动态、由内到外、由管理到展示的诸多演变。在博物馆由收藏型向参与型转变的当下,信息化技术应如何更好地为博物馆建设服务,使博物馆成为公众生活不可缺少的文化需要,实现"和谐互动,共享文化"的博物馆使命,成为各个博物馆探讨和实践的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以故宫博物院为例,探索全新的博物馆信息化理念和实现路径,使博物馆走下神坛,融入公众生活,成为发展文化的动力源。

清代内务府房产经营状况探析

清代内务府拥有众多的房产。自清初内务府即开展房产经营活动,其经营方式主要有租赁、销售和开设店铺。通过房产经营,内务府获取了一笔稳定的收入,并将之应用于各方面。内务府的房产经营是皇权至上、资产增多的结果,亦是其银两生息思想的实践。

清乾隆年间整顿内廷酒醋房述论

酒醋房是明洪武时期所设内廷供应机构之一,掌宫中各处所需酒醋酱菜等项承办事务。清承明制,隶内务府,并次第完善。至乾隆时期,酒醋房弊病丛生,各项传用成例渐失。乾隆二十四年发生的玉泉酒案促使乾隆开始整顿酒醋房事务并制定《酒醋房用度奏销定例》。四十三年,清廷将宫中年使用酒醋酱菜等物货币化,并制定《钦定宫中玉泉酒用项定例》。乾隆帝两次整顿酒醋房,意在撙节内廷用度、完善内廷管理,体现了其法祖"以俭治国"的政治理念。

哈里哈里哈里观音图像初探

故宫博物院现藏哈里哈里哈里观音唐卡是六世班禅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制作于18世纪的西藏。这种奇特的观音像,在西藏较为罕见,在尼泊尔却有一些作品存世。在北京的藏传佛教中,哈里哈里哈里观音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图像从一尊使人充满陌生感的神像成为了外观上更具"亲和力"的观音。本篇文章着重探讨了哈里哈里哈里观音在不同地域的特征、图像演变及其相关问题。

清宫铜器制造考——以雍、乾二朝为例

中国铜器制造历史悠久,及至明清时期,以明宣德铜炉最为著名,至于清代铜器,则较少为人所知,似已无所作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献和实物证明,有清一代,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有铜器制造,尤其清代的宫廷,曾大量制造各类铜器。本文主要依据雍、乾二朝的造办处档案及其他文献,对照实物,对清代铜器制造的规模、种类、特点及成就进行考证,同时也论及地方铜器制造和宣德铜炉的问题。

晚清大词人况周颐笔记中的故宫学史料──以光绪朝宫中元旦典礼史料为例

故宫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综合性学科,郑欣淼先生曾经指出,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大致有六个方面,包括故宫古建筑(紫禁城)、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百万件文物、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以及近八十年的故宫博物院的历程。本文内容属于上述第三个研究范畴"宫廷历史文化遗存"。作者拟透过对晚清大词人况周颐的一则故宫史料笔记的初步考察,说明历史文献是研究故宫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最不可或缺的领域,而曾经在京任官的文人及其集部著作,正是研究这个范围的故宫学亟待系统发掘、整理和研究的文献史料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