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下的中国基层集成治理

由传统治理向数字化迈进是一场伟大革命,让数字化尽显智能智慧也是一次质的飞跃,以智能化集成思维进行大胆创新更是一个超越性壮举。在探索的过程中,地方层面逐渐形成拟人化、审美化、智慧化、科学化、文化化的数智化基层集成治理创新模式。这是在观念、程序、方法论上产生的重大变革,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系统立体思维与“为民生”治理理念和以系统化、科学化、立体化来提升治理效能的经验路径。进一步完善发展过程中,数智化基层集成治理应在均衡发展、开拓创新、文化底气、人的现代化等方面有所加强推进。

兴趣电商新业态促进消费的机制研究:以国货消费为例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应用于电商领域,个性化智能推荐技术能够较为准确地实现商品与消费者的匹配,推动了兴趣电商的兴起,这一电商发展新阶段创新了产业发展机制并塑造了新的消费场景。兴趣电商平台打通了消费者、产品、市场、企业之间的联结,可以使用“全链条产业发展理论”来解释兴趣电商促进国货消费和国货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兴趣电商在生产、销售和售后等多个环节将消费者主观兴趣、需求、满意度与产品客观属性和技术创新、品牌文化相结合,同时塑造了兴趣捕获、引起注意、激发欲望、促使行动、分享的消费新逻辑。为充分发挥兴趣电商乃至更新业态的优势,提振居民消费,应进一步鼓励支持业态创新,完善优化消费者兴趣洞察,助力产品创新升级、引导消费新潮流,充分利用兴趣电商优势提升产品品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内蕴及其叙事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厚的文化内蕴和独特的叙事结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标识,使其有别于任何一国的现代化,在文化叙事的结构中居基础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中轴,决定了它的基本面貌与内容,在叙事结构中居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质,是解开中国发展的一把钥匙,在叙事结构犹如船体的“龙骨”;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的进步追求,这构成这一叙事的世界面向。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对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有着重要意义。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理路——基于“丁费之论”的探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在费孝通和丁克全的学术论见中,呈现了关于这一命题的贯彻与运用。无论是丁克全所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内容的构建探索,还是费孝通强调的基于调查实践推进的中国社会学建设之路,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思考,是志在用社会学学科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研究行动。“丁费之论”中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研究理路,对于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术传统、反思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时代党以政治巡视保障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逻辑理路

政治巡视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目的在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党将政治巡视运用到脱贫攻坚的监督过程中,有助于完善监督脱贫攻坚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实现对脱贫攻坚过程的监督“全覆盖”、聚焦发现脱贫攻坚中出现的问题等方面,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领导,保障脱贫攻坚各项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实践证明,加强对脱贫攻坚的政治巡视,为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也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

撬动微观政治传播的新变量:社交机器人

互联网和移动媒体的普及与应用激活了微观政治领域,形成了微观政治传播景观。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催生出社交媒体的新参与者——社交机器人。在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中,社交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和类人化程度越来越高,成为隐匿于社交网络的强参与者,成为微观政治传播的新主体。社交机器人将从根本上重构微观政治传播运行的底层逻辑,变革微观政治传播的权力体系,影响微观政治传播的全面向。社交机器人作为撬动微观政治传播的新变量,其规制问题亦成为微观政治传播面临的紧迫议题。

产业园区双向外溢、跨区域大协作与系统动态平衡新格局

产业园区是新时代实现跨区域大协作、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打造系统动态平衡新格局的关键枢纽,有助于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实现要素合理高效集聚。与基于“中心—外围”和“单向外溢”视角的传统产业集聚学说不同,本文提出的产业园区“双向外溢”理论认为,工业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趋势,是去中心化的产业技术“双向外溢”模式支撑的跨区域大协作。从“单向溢出”到“双向溢出”,反映了系统动态均衡新发展格局下由集中集聚转为分散均衡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新范式,将对我国产业园区创新和双循环战略下激发要素活力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政党制度的概念界定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各政党参与政权的制度性规范,体现了各政党在国家政权与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运作方式、实现形式等。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党制度理论的研究日益兴盛。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特别是政党、政府及社会关系的变化,关于政党制度概念内涵的界定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代表性观点有“体制说”“制度说”“综合说”等。探究政党制度概念内涵的理论逻辑,理清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实践效果,有助于在国内外政党制度的实际对比中,凸现中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

分类支持:社会组织管理的一个新视角

社会治理向纵深地带推进,强烈呼唤社会组织的发育。依据社会组织的功能,可以将其划分为治理型组织与四类非治理型组织,它们一并构成“井”字形的分类格局。对于治理型组织,要采取“依法自主运作+政策与能力的支持”的措施;而不能将其混同于非治理型组织,从而采取“法律+行政+政治”的管控与防范措施。做到了这一步,才能与中央政策的推进工作相吻合,也才能与社会治理时代的急迫需求相吻合。治理型组织与非治理型组织的分类对待,需要以对社会组织的鉴别为基础,第三方专业机构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构建我国企业发展基本政策

企业发展政策比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更加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发展政策的主题经历了重要变化,变化轨迹是从基于所有制量身定制各类企业发展政策,转变为构建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发展环境。随着科技革命日益加速,随着我国转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政策体系应该更加突出企业发展政策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即“三公一平一同”论述,再加上“对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资本结构进行调整”“对不适于‘三公一平一同’政策的少数领域、少数企业和少数行为进行规范化排除”“对行为者殖产创新和提升效能的热情进行激发”等内容,应该成为我国企业发展基本政策。确立企业发展基本政策,既有利于更好处理各类企业之间关系、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在参与全球磋商和全球治理中提供谈判遵循、构筑规则主动、建立话语权优势。

网络空间治理的发展实践与优化路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国家继陆、海、空、天四个疆域之后第五大疆域。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当前,分析网络空间治理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应围绕从舆论引导到网络空间治理的发展实践,立足于当前网络空间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管理、平台主体责任、自组织运行规范机制等的梳理研究,从思想观念、政策法规、体制机制、模式方法、监督执法等方面提出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促进网络空间舆论环境健康发展的优化路径。

增加值视角的中美关税累积效应

由于生产全球化,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多次跨越关境,导致关税事实上不断累积,产生累积关税,使得关税对贸易的影响更加复杂。利用一种双边贸易的增加值分解方法,分离出给定双边贸易中各国增加值的规模以及跨境的次数,从而计算出双边累积关税税率。并利用WIOD新版数据,计算2000年至2014年中美、中日、中韩、美加、美墨、美德、中德等七对双边贸易的累积关税税率。结果表明:在中美、中德、美德三对双边贸易中,关税累积效应很小,关税变动主要通过贸易中增加值国别构成、产品生产需求弹性等因素影响贸易;在美加、美墨、中日、中韩双边贸易中,关税累积效应较大。这说明对于不同的双边贸易而言,关税影响贸易的机制不一样,相应的策略也应不同。

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基本路径

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员干部进行党性修养锻炼的重要途径,根据不同形势任务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内政治生活建设,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基于新时代的新任务、新要求,在党内政治生活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坚持问题导向、顺应人民呼声的探索,深化了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思想认识,确立了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的根本原则,巩固了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文化基础。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实践创新,主要体现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作风建设为突破,以思想建设为基础,以组织建设为依托,以纪律建设为遵循,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进行学理阐释,有助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有利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诠释了人民至上原则,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符合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

新时代群团工作地方实践及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群团工作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各地群团组织在落实深化改革实践中,已初步展现出以政社并重、高低互促、竞合有序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群团工作模式。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群团组织应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扩大组织工作覆盖范围、转变拓展服务职能、转变工作作风、净化行业风气、深化机构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指示,通过深入研析新型群团工作模式的典型特征和发展规律,可以看出新时代群团工作的发展趋势,就是以党政系统建设引领社会系统建设、以社会系统建设引领市场系统建设,进而推进对社会市场资源的政治化引领和制度化落实,从而为形成覆盖政社企三个领域的"两翼一体"型大群团架构奠定基础。

城市治理转型中的市民参与和政府回应——基于广州市150个政府热线沟通案例的文本分析

我国城市治理正处于"单一控制式"向"共治共管式"的转型之中,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成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政府热线是政民互动的重要渠道之一,通过对2014-2017年间广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的150个聚焦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热线在共时性上主要有四种沟通类型:问答型、咨政型、协调型和枢纽型,各类沟通的效果又受到技术、制度与文化维度不同关键要素的影响;在历时性上,在城市风险潜伏、萌生与发展三个阶段均有风险沟通的发挥空间;另外,作为一种无执行权或事件处理权的平台型机构,政府热线在独立解决城市问题和化解城市风险方面地位尴尬,但其可以通过良好沟通消弭自身职权的不足。

从制度信任到制度自信:改革开放40年国家治理变革的主体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治理也不断调整转变,不仅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发挥了积极的反作用功能,实现了世界瞩目的治理绩效。纵观4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变革过程,可以说是以重建对制度的信任开启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主题。概括而言,激活主体活力,打造社会和谐,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三个阶段性的突出主题。在制度化过程中,也形成了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个人的主体互动格局,执政党作为组织化的行为者努力嵌入到各主体之中,以掌控制度化的重点和节奏,而决策者又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制度化还在进行之中,既需要坚定制度自信,也需要保持制度自省。

市场力量是如何建构农村社区的?——路径、机制及其后果

社区形态长期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互动的产物,市场的力量经常被忽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力量对我国农村社区进行了五次浪潮式冲刷和洗礼,即集贸市场在农村的复兴以及对农村社区的影响、乡镇企业的兴起及对农村社区的影响、工业产品对农村的倾销及对农村社区的影响、外部市场对于农村资源的汲取及对农村社区的影响、工商资本"下乡"及其对农村社区的影响,推动了农村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农村变革呈现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互动的格局。未来一个时期,这些市场性因素仍然会作为主导性要素之一,继续形塑农村社区的形态和结构。

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仰与政治发展

从政治发展的视角分析,当今中国社会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构建和实现全社会的政治信仰,这是时间和现实两个维度共同决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相统一的信仰体系:宏观层次,就是奋斗目标,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观层次,就是革命和建设的价值观,开始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方法,后来包括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最近则概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观层次,就是不同时期的具体路线、纲领和政策,涉及土地、救济等民生问题。这个信仰体系的思想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共政治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其他的来源都要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从巩固和发展中共的政治信仰角度出发,需要处理好信仰与现实、权利与义务、宗教与世俗、目标与手段四对关系,以此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社会组织进入村庄权力结构后的政治博弈分析——以湖北G市“1+X”自治模式为例

当前,农村社会组织进入村庄权力结构、参与村庄政治博弈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事实。在湖北G市国家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建构起了"国家—村两委—农村社会组织—普通村民"四层主体的权力结构,每个权力主体都凭借各自的理性、利益预期和策略行动等参与村庄的政治博弈,但是农村社会组织成员的利益取向决定了各博弈主体预期利益的实现程度和新型村庄治理结构的存在状态。这种新型村庄权力结构中主体间的政治博弈是我国农村政治制度化和农村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