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参同契》阴注、容注成书于唐代新证

学界普遍认为《周易参同契》阴注、容注成书于唐代,但这一结论仍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与空间。阴注引用了活动于唐太宗至高宗时期的李淳风的《乙巳占》,而为唐玄宗时期刘知古的《日月玄枢篇》所引用,因此阴注很可能诞生于唐高宗至武则天执政期间。容注的成书推测时间跨度比较大。容注引用了唐玄宗《道德真经御注》,又为唐末《通幽诀》所引,表明容注的成书时间比阴注晚,很可能在中唐。另外,阴注、容注所依据的《参同契》底本与其他现存注本底本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注本底本之间,也体现在历代《参同契》引文与《参同契》各注本底本的差别上。阴本、容本与后世成为主流的彭本、朱本分属两个不同的文本系统,因此阴注和容注很可能是《参同契》的早期注本。南宋之前,以阴本、容本为代表的文本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南宋之后,以彭本、朱本为代表的文本系统占有绝对优势,阴本、容本系统的影响力则大幅下降。

“神”之生存史本义考释

中国古代“神”概念的主要含义并不是人格神。在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神”的生存史本义被掩盖了。运用生存论字源学方法考释“神”字及其构成要素的生存史本义,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神”字之偏旁“示”的生存史本义是用以指导人生的显示和指示,而通常认为的本义,如对过世先人或四方之主的泛称以及供桌、牌位之义,在生存史上反而是派生出来的。“神”之原形字“申”的生存史本义不是作为存在者的神或人格神,而是发生于本真生存中的万物之“玄妙显示”。“申”字加“示”部而构成“神”,是为了进一步强化“玄妙显示”这种生存史本义。“神”的生存史本义,即发生在特别显示活动中的、玄妙莫测的并且能够指导人生的万物之显示。对古代训诂学和文字学典籍的生存论阐释可以有力地支持这种解释。追溯和阐明“神”字的生存史本义,有助于今人准确理解中国古代典籍。

《淮南子》的生生身体观论析

《淮南子》的生生思想是以道体与仁体为核心、由天人多维感应所构成的生生哲学体系。同时,由道体与仁体所建构的宇宙图式亦是落实于天地大化流行的大生命体。鉴于此,《淮南子》中的身体呈现为不断经由形气神的无限运化向世界开显和生成的人体宇宙,故身体之美凸显为一种“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宇宙生生之美。道体作为天地之根、万物之宗的统一本体,内蕴着朝向身体的生生之势。仁体指涉天地万物本然流行的仁生之体,是统合觉之知、力之行和情之动的生生之体,在“审死生之分,别同异之迹,节动静之机”的摄生正身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故而,《淮南子》中的身体观与道体、仁体在生生这一点上存在关联。

《周易研究》刊评与选题论证会召开

2022年12月17日,《周易研究》编辑部线上召开了2022年刊评与2023年选题论证会。本次会议邀请了《哲学动态》编辑部主任陈霞研究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负责人冯琳,《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主编何云峰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刘曙光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国荣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长、《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魏建教授等6位专家对编辑部2022年办刊工作的成绩与不足进行评议。

高濑武次郎论《周易》的宇宙观及伦理观

高濑武次郎认为,《周易》的宇宙观是以“太极”为本源展开的,萌芽于《易传》的“易有太极”,至宋代周敦颐处才得到深入阐释,朱熹在此基础上更详细地推演了宇宙的变化、万物的化生以及气化过程中人类与其他物“禀气”的差异等。高濑武次郎认为《周易》阐发的是具有等级观念及因果律的伦理观,与日本“万世一系”的皇权制度及社会实践需要有相通之处,其特色在于借助太极、阴阳、五行等象数因素进行阐发。高濑武次郎对《周易》宇宙观和伦理观的阐释推动了易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层面均有待深化。

郝敬的易象观

郝敬指出,《易》为圣人穷理尽性之书,理与性无形无迹,需通过象来展现。辞据象而作,辞以传象,象以传心表意。但用于表意的言与辞都不是固定的,不可拘泥于象。相对于言来说,象更近于意。言所表达的内容浅显单一,象的内涵更为深刻丰富。意不能离象,故应因象会意,守象待意,得意融象。他提出《说卦》取象、经卦取象、别卦取象、互卦取象、爻画取象等方法,强调“易道多端,未可执一例”。在此基础上,他对汉代以来的易象观进行了反思,指出义理、象数两派的偏失。其象数与义理合一的易学观,在保留宋明义理易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克服了汉代象数拘执易象而罕言义理的弊病,对易学发展有一定贡献。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对人性论的诠释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者伊藤仁斋在其《孟子古义》中认为,气质层面之性情才是道德层面之性情才的必要条件,应从已发、实然的角度论情与善恶。四端所展现的道德判断模式是一种尚未成型的形式,成熟的道德判断是一种基于人伦关系而形成的发生机制。其对于“仁内义外”的诠释正是对社会关系远近亲疏的一种界定。扩充即通过学习孔孟古典,将以道德情感为判断原则的心理结构扩大到情感与理性双重驱动的发生机制。仁斋基于“现成”思维在气质层面解释人性,消解本然之性,强调道德的公共面向,显示出公私分化的萌芽,对于现世的价值重塑具有借鉴意义。

饶宗颐的易学成就与文化自觉

饶宗颐的易学论述颇多,他注重在目录学、简帛学、甲骨学等领域开展融合研究,实现了马王堆帛书《易》和《易》卜溯源研究的开创性贡献,晚年又基于易学提出"新经学"与文化自觉的主张。饶宗颐长期秉持易学地域文化观、殷夏源流观、文化全局观等治学理念以及朴学和"古史五重证"的治学方法。其学术理念与实践展现了通达的文化视野与深厚的学术功底,堪称治《易》之典范。

乘时通变:文中子易学思想及其政治主张

隋代大儒王通的政治思想进路源自家传易学的"乘时通变"思想,展现于其具体方面则有不同表现。在宗教观上,王通秉持儒学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又肯定了佛道二教在教化民心方面的补充作用,提出"三教可一"说;在制度论上,他舍弃玄远的"二帝三王"旧说,提出取法文献记载完备、参考价值更大的"两汉之制",尊奉"七制之主"的观点;在民族观上,他恰当应对民族大融合的现实状况,抛开"夷夏之辨"的偏见,以能行仁政善治者为天命所归,认可少数民族汉化政权的正当性。王通的思想,是大分裂时代结束,隋唐大一统创建之时,儒学自身发展变革以顺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新的理论高峰。

杜甫引《易》诗的学术属性及中唐前象数易学背景

通常认为,唐代儒玄合流,王弼《周易注》通行天下。在这种背景下,杜甫的易学接受面向应该是王弼义理之学,但考察过杜甫引《易》诗之后,却发现其中少有王弼义理,而多用汉儒易学。这种貌似不合拍的现象,并非是说杜甫不通王弼义理,而是反映了杜甫引《易》之诗蕴含着儒家道德旨归,秉持了汉儒易学的政治思维。同时,杜诗中王弼义理的缺失,也反映出中唐以前象数易学的接受、传播态势未曾寂寥;而汉易学不绝如缕地传播,为杜甫引《易》诗采用汉儒易学思维提供了可能性。

汉易的《周易》诠释视域与方法——以《周易集解》所集升卦诠释为例

通行本《周易》古经展示了符号与文字相互对显的基本架构,《易传》打通阴阳、性命与万象,本着象数、义理内在一体的理路解读《易》,开显出强力引领后世走向的《周易》诠释视域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汉易易家意识到象数的关键地位,确立起以消息之象和消息下生化着的万象为基本内容的象数的视域,与从此视域出发的《周易》诠释方法,这在《周易集解》所集诸家对升卦经传的诠释中就有典型体现。借此,他们构建起独到的生存论语境,指明遵循消息之道达观天人,措置人事,守望作为此道基本表现形式的三才之道,具体构划下至个体生命安立、上至平天下和天人的礼乐人文方略规范,并最终促成有序和谐、良性互动、安宁祥和的人文天下理想境地。

焦循易学“比例说”述评

为了系统合理地解释《周易》通篇的辞句重出问题,清代学者焦循从《周易》经传中"实测"出"旁通""当位失道""时行""相错""比例"五例,最终完成了《易学三书》的象数建构。其中,"比例说"乃是焦循彻底解决《易》辞重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全面考察"比例说"的定义、《比例图》的计算方法、"十二例"及"实测"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比例说"的得失。一方面,这一独到创造使得焦氏象数学的增象能力远超汉易;另一方面,其象数体系的根本失误亦在于此。

深切缅怀方立天先生

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和中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特别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方立天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7月7日9时2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

《周易》古经需卦卦爻辞新解——兼谈卦象分析的方法

需卦是以据险而居的所在作为场景,以涉险涉渡和守险守渡为双方,自外而内(指居住场所的由外而内,非指卦爻画的由外而内)来展开对需待之道的阐释。卦辞总说涉险涉渡本身,初、二、三爻讲待涉待渡的问题,四爻讲待守的问题,五爻讲饮食以待作的问题,上爻讲待客的问题,从中体现了一系列相关的生活经验与智慧。

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转载论文看近十年的国内易学研究

本文对2003—2012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转载论文做了统计与分析,对近十年来的国内易学研究情况略作总结。研究表明,近十年来由于出土文献的出现使得当代易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还需要研究者更为理性、科学、谨慎的态度;传统的解经体例得以延续,但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创新;易学与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日趋深入,道教易学、佛教易学的成果不断出现,但传统易学研究与当代哲学研究之间还比较隔膜,有待于进一步的融合。

早期易学的形成与嬗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2011年10月13日至16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办，德国埃尔兰根一纽伦堡大学国际人文研究院和韩国周易学会协办的早期易学的形成与嬗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隆重举行。

读帛书《二厽子》

本文系对帛书《二厽子》篇前半部分的解读,一方面结合今本《易传》及其他传世文献,运用文字学、训诂学的方法对《二厽子》中的疑难文字、词句进行了训释,另一方面对《二厽子》中今文易旨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史证易与诚斋易学

以史证易的学术活动中存在一种天然的易与史相对待,又由于易学各家的学术分野而分殊。诚然,史事宗易学以其大量的以史证易学术活动反映了"一种易学观",实则还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史之理),史的精神和由此导出的历史发展的矢量。问题是:以史证易是义理派三家甚至图书各家共有的学术活动,从以史证易到史事宗易学应有一条清晰可辨的路向,或日鲜明标识。义理派其他二宗之"玄理宗"以玄学为标识,"儒理宗"以天理论为标识,史事宗易学通过以史证易来阐发史之理而成为一种学术标识。杨万里易学作为史事宗易学的代表无疑充分彰显了理学的"明体达用"功能,将天理论引向了"史之理"并充分释放了其中正通变观,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易学范型、作出了新的学术贡献。

荣格的《易经》心理学思想探微

荣格作为心理学家在研读《易经》的过程中获得了诸多启示,他对《易经》中关于人类心理的潜意识呈现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从《易经》的感应观中获得启示,成为他大胆质疑因果率的唯一性,并最终提出"同时性"原则的关键。但是荣格对于《易经》的心理学思想并没有任意夸大,而是极为客观的做出评价。他指出《易经》的精神对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昼,对另外一个人,则熹微如晨光;对于第三者而言,也许就黝黯如黑夜。

帛书《要》篇“诗书礼乐不□百扁难以致之”考覆

关于帛书《要》篇"诗书礼乐不□百扁难以致之"一句中的"之"、补文、"扁"等问题,本文着眼于全局,通过数列式可能性分析的方法分别否定了以下几种情况:"之"字五道说、古法说;补文之不足/及/止百篇、不读百篇/遍等目前学界已经存在的五种说法,以及不足/止/及百遍、不■百篇等四种可能,进而肯定了"不■(籀)百遍"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