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色文化资源与城市精神的互动

上海鲜明的城市精神使得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敢为人先的源头性、开放包容的都市性和融通中外的国际性;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性、阐释性和丰富性对于筑牢城市底色、凝聚城市精神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城市更新、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叙事体系建设具有迫切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化”与“当代性”: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建构

上《上海文化》:您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绪论中谈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是把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在不断的“叙事”中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看到,您在关注当下文学现象与作家的同时,非常着意于对文学史进行表述,著有多部广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文学史写作,背后总有一些想要超越、批评或纠正的文学史影响及倾向,可否谈谈您的文学史观,是基于什么样的思想立场与视角?在您看来,文学史的写作如何认识和处理“真实性”与“叙事性”之间的矛盾?

歌声,来自一条撕裂之舌

构成一首伟大诗歌的定义,将包括几种组成部分。纵使它可能发轫于极端的隐私,发轫于本地化与私人化的特殊体验,但是,这样的诗歌经由直接的呈现或强烈的暗示,会将自己驱策进如此的情态:人们身处其间,都会经验到一种原初性。无论引用和语境有多么世俗化(实际上,浸淫在严重世俗化血管中的重要诗歌是很罕见的)。

抗疫社区的沟通性批判

2022年春天,由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疫情爆发,把抗疫第3年的上海推入全然不同的境遇之中。城市里日益稀薄的社区概念,因为抗疫而骤然成为热词,甚至凸显为日常生活的主导框架。不少人感慨:原先不认识几个邻居,疫情期间封闭在社区里,和邻居一起团购、一起活动,逐渐相识、相交起来。由此有人认为这是社区价值的表现,反映了居民归属感与团结精神的提升。不可否认,在抗疫过程中,远亲不如近邻,邻里的互助关爱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区感和认同感。

《极乐之邦》与不受欢迎的见证者

一不要像国家那样思考对奈保尔来说,“印度是虚悬在时间中的国家”,他是一个异乡人,出生在特立尼达,后来去往英国,印度好像一个神话中的国度,他从未切身感受那里的创伤与繁华。而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印度的洛伊,看到了这个种姓社会每一处角落的绝望与苦痛。

“一江一河”:缔造具有人文气质的城市景观

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文化强国建设理念,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城市文化建设。“人文城市”逐步成为我国城市文化建设的新目标,这一理念通过中央和地方政策文件不断深化。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将人文城市与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并列为三类新型城市。①2018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北村诗歌论

对于新时期诗歌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1999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诗歌年鉴》引发了"民间诗人"和"知识分子"诗人的大论战,进而导致双方公然决裂,《年鉴》的出版也由此成为世纪末诗坛的一桩标志性事件。今天翻看这本《年鉴》,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或许还有,以先锋小说家身份闻名的北村有四首作品入选,分别是《一首诗》、《他和我》、《爱》、《只有歌声》,比舒婷、张枣、西川、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入选的诗作还要多。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北村诗歌创作的成就。

《枕草子》、趣味主义,和轻的文学

2018年,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枕草子》年”也不为过。单从几个电商平台看,至少有十二家出版社出版了十三种周作人翻译的《枕草子》,这还不包括2019年以来出版的本子。这么多出版社在一个年份里集中出版周译《枕草子》,应该跟周作人去世五十周年有关。按照我国的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的保护期是作者终生及其去世后的五十年。

以意统象,以象显意——朱志荣审美意象观述评

朱志荣在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美是意象”命题。他认为意象以主体情感为核心,是以意统象、以象显意的具体呈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他从中国古代的本体论思想出发,将意象看成是美的本体,将“象、神、道”看成是意象的本体结构,由物我之神浑然一体,才能达到“神合体道”的境界。意象是在审美活动中能动创构的结果,它是生成的,而不是预成的,其中包含着感悟、判断、创造的有机统一,进而突破了实体性理论思维的局限。朱志荣对意象思想的现代阐释,是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美学创新与探索。他强调意象一直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不断发展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为构建中国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21世纪美学的跨学科研究:论认知神经美学的理论建构

21世纪以来,中国本土原创的认知神经美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新学派,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依托,以现代认知神经科学为实证根据,重启了由康德开辟的美学研究路径,扎实推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进展。这一学派深刻解析了"美本质"问题的长期纠结,将美学的根本问题由"美是什么"重新设立为"物何以美",并且科学地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深层机理,开创了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对话的可能。

音乐审美的脑神经机制研究

音乐神经美学已成为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其主要目的是研究与音乐审美相关的人脑神经活动机制。本文依据音乐审美实验的数据,阐明了布如特克等神经美学家们对于产生音乐审美愉悦的两大神经机制的推测和具体论述:既包括自下而上的感官直达的情感机制,又有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机制。两者平行运行,相互配合和调节,共同产生了音乐审美愉悦。

不安之书:郑小驴《去洞庭》的“暗博弈”

郑小驴的《去洞庭》仿佛是一条不断获得交汇的河流,而“洞庭”则成为众多故事的交汇点,在这个交汇点上我们得以认识故事的来路以及它们即将的流向。我们也许不应忽略那个词,“途中”——它不是故事之始,也不是故事之终,它给我们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在小说结束的时候依然有着诸多的开放的、发展的可能.

任艳《奕泓》 布面丙烯

冷抽象绘画的魅力在于精准与冷静，它是艺术家对于绘画语言的深入研究与精确应用的结果，研究色彩之间的关系，线条之间的关系，以及构图中的诸种关系，在捕捉这些关系时达到几何学一般的精准．以及在创作过程中心灵的冷静与自我控制，并将之传达出来，是这种绘画形式的美感所在。

国际文化大都市语境下上海文化产业转型发展

本文从国际文化大都市发展的语境下来分析当前上海文化产业转型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进一步探讨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上海文化产业在发展观念上应树立"文化产业是价值观产业"的上海文化产业新发展理念;发展目标需树立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目标;发展动力要从习惯于刺激需求,切实转变到改革供给上来;发展主体应从以政府规划、政府推进为主,转变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展机制要尤为重视"数字经济"对上海文化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推动作用;发展布局应加强不同功能区域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发展战略应着眼于为国家整体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新经验。

赵丹娜作 岩彩画《忘却》

岩彩这种古老的绘画形式正在复兴的过程中。用矿物质颜料所作的壁画与重彩画都可归入岩彩画,它是中国最古老的美术形式之一,宋元之后由于水墨画,特别是文人画的兴起,使得这种真正民族性的美术形式被边缘化了。但它却在日本文化中被继承并发展了,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对民族文化的挖掘与继承,也通过对日本岩彩的学习,这门艺术在中国重放光彩。岩彩从色彩的表达传统上讲不够细腻与丰富,但赵丹娜女士的这种现代岩彩画,显然说明现代岩彩的色彩层次与对细腻变化的表现。

从形式美学到“文学图像论”——赵宪章学术轨迹描述

"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被"文学遭遇图像"的现实推向了学术前沿,其中,赵宪章的"文学图像论"堪称这一论域的"潮头"。他立足于文学的当下处境及其背后的"符号危机",将"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核心定位在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之间比较,即"语图符号学"方法,由此提升了整个文学研究的境界。就赵宪章的学术轨迹而言,关于"文学图像论"的研究,实质上是其文体研究的应时转型,而文体研究又是形式美学的顺势承续。由此可见,以"通过形式阐发意义"为基本原则的形式美学,展现出良好的学术延展性。

继承与创新:德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积淀与开拓——“德国古典美学高层论坛”综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古典美学作为马克思文艺思想的重要来源，对中国美学界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其间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争辩、批判和接受，对中国当代文论的自我建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德国古典美学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1月5日举行。

“中国信仰困局”之我见

国内学界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信仰缺失问题产生了深深的忧虑。理论上的争论在于:中国社会的信仰困局是否已经出现?如何把握当下中国现实与信仰、信念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在于对如何认识信仰,以及如何寻求社会信念共识,能否取得一致的看法。

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到创造性经济——关于艺术的和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的反思

叛逆人士的生活风格不再是社会边缘化的标识,而是已经成为新经济如创造性经济、文化经济和审美经济的标志。本文比较了两种对立的文化叛逆的形象——19世纪的作为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论异己的叛逆人士的理念与新的叛逆人士的高度典型的与经济相联系的地理分布——而探讨如下的问题: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艺术批判如何和为什么突变成对资本主义新精神的表达?同时审视了19世纪文化叛逆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对抗共生的矛盾及文化叛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盟的当代悖论,并提出是否这种从对抗关系到亲近关系的变化标志着新的艺术观念的兴起?这主要依据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变革精神是否能够与艺术创造性中的可比较的变化关联起来的问题来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