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诠释自觉及其历史影响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诠释活动主要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达到今天所谓诠释活动的自觉,包括对诠释活动的本质、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操作的自觉。现代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与孔子的诠释自觉颇有相通之处,但后者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的洞见。正是基于孔子的诠释自觉,我国的经典诠释才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日渐形成,我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也主要依据“为学之道”来确定其基本观念、反思路径与问题意识。这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积极财政政策:中国实践的新逻辑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同于传统的西方宏观财政政策逻辑,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重大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创新。尽管“凯恩斯传统”和“非凯恩斯传统”观点差异很大,但其政策基本目标和方法论基础大致相同,构成了传统的西方宏观财政政策逻辑。当前,这一逻辑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而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恢复供求平衡和潜在增长水平的同时,更注重提升未来潜在增长率,实现了由西方传统逻辑到新逻辑的转变。需要强调的是,在新逻辑下,形成财政政策新范式需要重新认识财政赤字的性质与合理规模、政府债务的作用及风险衡量标准、减税降费的空间及作用、需求管理的方式和重心、政策成本和效率等基本范畴。

基于二元结构的中国增长核算——引入劳动就业率的理论和经验分析

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由于使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而被弱化,从而产生了理论强实证弱的缺陷。将劳动就业率作为二元阶段的抽象属性,构建增长核算方程,使之能够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之间、同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进行统一的增长核算,通过国际数据进行检验得到了逻辑与经验相一致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测算未来提高劳动就业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结果显示,中长期来看,消除二元结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国家治理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及其解答

以“工具理性”为依据所制定的国家治理理论越精致,其在实践中带来的难题越复杂,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越紧张,从而产生治理领域的“工具理性主义”谜题。学界从“有限批判”“文化批判”和“彻底否定”角度的解答都无法实现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就无法破解这一谜题。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和“社会关系”观点内在蕴含着对两种理性的辩证统一倾向,从其理论资源中能开拓出“新型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奠基在“新型理性”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治理方案,完成了对治理领域“工具理性主义”谜题的科学解答,不但走出了一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之路,而且完成了治理理论上的原创性发展,实现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中国经验与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标识性概念与关键议题

纵观中国经济社会学40多年的发展历程,社会学者立足中国经验,坚持调查研究与理论建构相结合,既借鉴吸收西方理论,又拒绝照抄照搬,提出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关系社会学”“关系产权”“工人阶级再形成”“三位一体的城镇化”“锦标赛体制”等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的构建,展现了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的补充、推进或超越。在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学若干标识性概念和关键议题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国家、家庭和“关系”是中国社会的三种“元制度”。它们对经济行为、经济运行、经济模式和社会其他领域存在广泛影响和深度形塑,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关键变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底层逻辑和现实根基。

家庭财产功能主义的法律范式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家庭财产多元化功能凸显,为衔接家庭法与财产法,建构家庭财产法的统一理念及解释论规则,需要家庭功能主义的方法支持。根据家庭财产的功能及其适用场域,可将家庭财产分为家庭生活财产、家庭经营财产以及家庭财产清算三种法律范式进行阐释。家庭生活财产的法律范式,应有助于提升家庭凝聚力,形成和谐家风的正向激励,通过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创新、家庭生活财产的契约自由限制、家庭成员之间赠与的法律行为障碍理论引入,使技术中立的财产法服务于家庭法的伦理价值。家庭经营财产的法律范式,应有助于家庭财产的稳定与经营秩序的顺畅,通过家庭财产的默示委托理论与经营主体的独立经营原则、经营财产的外观公示、家庭财产共有人的全面救济机制、经营性债务与家庭财产的区隔,实现家庭与市场的衔接和平衡。家庭财产清算的法律范式,应有助于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实质公正,穿透夫妻财产分割表象,考虑老年人与未成年人对家庭财产的依赖,保障家庭社会功能的持续平稳。家庭财产的享用、行使、处分饱含着爱、关怀和责任,基于家庭财产功能差异形成的不同法律范式,对应的是人的不同精神层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在从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断探索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巨大成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对于那些既想保持独立又想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乘势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新蓝图。新的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断拓展和深化,继续创造更大辉煌,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财政金融协同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

现有基于财政担保的理论,无法解释地方财力不断下降并没有显著增加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的现象,也难以应对中央政府严监管下的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长问题。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掌握的金融资源为其债务提供了隐性担保;这种金融担保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也会导致地方金融风险传导到财政部门。因此,仅仅从财政或金融单一角度,都不足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所带来的财政和金融的双边风险问题。中央政府需要在财政金融联合治理框架下进行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调,合理分散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避免单部门承担过高风险。同时密切关注地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其在货币市场的信誉,避免地方金融风险向地方财政传导。

中国经济增长的状态跃迁(1979—2020)——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研究

从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视角刻画宏观经济增长过程,有利于从增长路径、增长阶段等方面,拨开短期扰动,更客观地把握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从复杂系统视角,将总体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敛散性相结合,提出一种检验经济增长状态变化的新方法,采用1979—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国的年度实际经济增长率数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共出现了两次状态跃迁;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第二次跃迁,在2006年之后中国经济一直在新增长路径上发展,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正趋向于新增长路径上的均衡。

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与共同体诗学建构

民族文学观是对文学与民族关系的观念表述及理论建构。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辩证的思想张力,显示出以时间性为表、空间性为里、多元一体、边界明晰、纵深多层的民族共同体空间意识。在话语实践上,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主要借助核心概念民族性进行表述,而民族性又常常借民间性、平民性、阶级性等概念表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应当重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所蕴含的民族共同体诗学,充分阐发其多元开阔的审美共同体意识、辩证的思想张力、包容共生的文学伦理观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文艺本质论。

骑士制度与西欧中世纪战争

西欧中世纪战争的总体特征是频发并持续向外扩张,这种战争总体特征与规范骑士群体的封建制度密切相关。在促进骑士及骑士军队成为专门化的军事力量并使其参与封建战争进程当中,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与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常态化支撑机制。在这种支撑机制作用下,骑士及骑士军队最终成为西欧中世纪战争频发和向外扩张的主角。对中世纪战争总体特征及其社会成因的综合性考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特征,认清西方近代以来世界争霸战的历史脉络。

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向度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未来性曾遭遇历史冻结和直观消解的哲学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拯救未来性之路。第一次把作为自为性、目的性和超越性存在的人及其未来发展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予以哲学观照,把人类历史生成着的超越意识、自由意识和希望意识纳入现实活动中作出实践理解,从而开启了未来性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并开创了新的理论局面。可以说,未来性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必然的思想延伸和逻辑展开。未来性集中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本体求索的意向、实践批判的精神和终极关怀的情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彰显未来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能够从未来性出发反观和审视历史性、现实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完整意义。

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

西周晚期以来,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饱受质疑。然而,天的崇高性并未遭到根本性打击。春秋社会,混乱的现实刺激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在周的问题,尽管人们已经看到周王不堪大命,但没有一人明确说明天命将转移至何方。春秋金文显示,诸侯们纷纷宣称膺受大命,传统天命观念至此发生重大变化。诸侯们所拥有的天命,与周王室的天命并行并存,这是春秋社会非常奇特的现象。考察春秋时期天命观的整体状况,可见敬天命、保人事的西周传统依然存留,战国时期的德政观念与之一脉相承,成为此后大一统王朝意识形态的直接来源之一。

语境同一论:科学表征问题的一种解答

表征已成为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核心概念,更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相对于一般表征,科学表征更特殊、更复杂、更抽象,围绕它产生了多种说明理论,如图像论、自然主义、结构主义、语义论和语用论等。这些理论虽然对科学表征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还不够充分,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表征的语境性和表征关系的语境同一性分析,不能更深刻地揭示科学表征的实质。语境作为一种本体解释基底,提供了解决科学表征问题的框架。在此框架下,表征被理解为两个客体在特定语境中的指涉性关系。这种基于语境同一性的科学表征,通过概念作为指代、理论作为定律集、模型作为推理工具、思想实验作为假想这些中介客体,适应性地指涉目标客体。

中国佛教抗战文学的精神新质与艺术探寻

现代中国佛教抗战文学是非常时代出现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史现象。这种文学在抗战精神的辉映、浸润下,通过对中国佛教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使现代中国佛教文学产生了新的思想质素与发展趋势。在主题表达上,将现代佛徒的国民意识与传统佛教的菩萨行精神相结合;在个体的生命体验上,因应时代对佛学观念进行自觉、现代性的创造发挥;在社会角色的身份认同上,以艺术方式自觉、主动呼应战时国家的文化战略;在艺术生产方式上,有力推动作者结构的大众化与表现方式的现代化。这些新质素与趋势尽管不够成熟和完善,但为学界全面、深入认识和评估中国抗战文学对民族抗战的作用与贡献,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对于当代中国佛教文学的复苏和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口头传统与文人创作——以楚辞的诗歌生成为中心

"集体"创作的早期诗歌如何发展演变成文人的创作,楚辞的诗歌生成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楚辞重复的诗句占《楚辞章句》全书诗句总数的12%左右,这并非个别的修辞现象,而是诗歌的创作方式。楚辞"重著"的言说方式,是口头文学到文人书面创作过渡的遗迹。楚辞叙述的"代言"的艺术构思方式,显示了屈原诗歌借用楚巫的仪式题材和形式。但是仪式形式和口头传统只是诗人创作的材料和手段,诗人的艺术个性和自觉的创作方式才赋予了楚辞文人作家创作的面貌。屈原在民间口头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骚体,其创造性的贡献包括骚体六言诗型的建构、骚体诗的节奏设计、歌的形态与诗的艺术转换,推进了口头传统向文人创作的转换。从楚辞的言说方式、仪式语境的创作方式、诗歌体式中可以认识早期诗歌生成中口头传统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复杂性及实践解读

在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是联结在一起的,但是由于时代和相关理论表述的局限性,特别是马克思晚年为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设定的"历史环境"没有出现,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把"普遍"和"特殊"分离开来进而对立起来的"空间"。由于种种原因,1905年以后,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开始变为两种独立的认识范式。虽然列宁在反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故把"普遍"和"特殊"统一起来的趋向在他当时的相关思想中以不太稳定的形式显示出来,但他过早的去世又中断了这种趋向。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彻底割裂开来,这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有机结合起来、超越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产生悖论的方面,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现实性路径。

国家治理的伦理意蕴

国家治理的核心伦理问题,是必须保证国家公共权力在人类道德价值观念允许的范围内运行,其核心任务是必须保全国家公共权力的内在善性,杜绝政治腐败,强化国家治理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国家治理的最重要伦理价值目标是维护分配正义。分配正义、国民基本权利和国家公共利益在本质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共享发展理念,就是以强调分配正义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在伦理手段的选择上,从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向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有助于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双保险"式的管控,从而使德治和法治方略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善或工具善。在国家治理的国际伦理空间中,克服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伦理路径在于,确立尊重国情差异性和世界文明多样性、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伦理观,承担维护国际正义的道德责任。

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

基于2003—2013年10年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9万多城乡居民样本,剖析中国人阶层自我定位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0年来中国人的阶层自我定位稳定地呈保龄球状:"低位认同"者占据调查对象大半,且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大多数国家。在个体层面,10年间教育、收入和职业等客观指标对阶层自我定位的净效应较小且逐渐弱化;主观流动感知与阶层自我定位的关联较强,但这10年中"向上流动感"的拉动作用有所降低。在宏观层面,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提升阶层自我定位,而收入不平等对阶层定位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转型期抑制收入差异和扩大流动机会对于提升公众"获得感"的重要意义。

科学研究中的意义建构问题

科学研究建构出意义世界,科学哲学对该意义世界的生成与建构进行再反思。科学哲学研究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在科学解释或说明的过程中实现对科学理论意义的建构。失去了这一点,科学哲学就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如何实现科学理论意义建构的途径或方式,则是当代科学哲学研究所面对的重要难题。语境基底上的意义建构思想将是比较有前途的科学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一。立足于语境实在论的立场去审视科学研究中意义建构的走向,把握意义建构的内在结构,理解意义建构的语境化特征,探索意义建构的计算化趋势,才有可能发挥语境结构的整体化功能,把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效地统一起来,并将揭示出科学理论解释的"意义"建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