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界约与清朝对西北边民归属的态度变化(1860—1894)

19世纪后期,伴随着中俄界约议订和边界划分,清朝对西北边民归属的态度发生了重要转变。同治初年,鉴于“地随人归”之恶果,清廷之态度从过去宽允藩属入界游牧而拒其内附,调整到确保边民各安其境。至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为防“人随地归”条款造成边民过度流失,清朝开始对新界外真心内附之边民予以接纳。中俄《改订条约》签订前后,针对俄方争民占地之图谋,清朝始则限制伊犁民人“自愿”迁居俄国,继则主张对边民实行真正“自愿迁居”。这一系列态度变化,影响到中俄界约签订和运作,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边民流失和疆土沦丧的作用。

故事讲述与历史建构:洪门传奇背后的政治与生存艺术

《洪门小引》手抄本于1932年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被发现,提供了早期洪门历史的重要文献。它概述了洪门起源,包括少林寺被烧、反清复明等等活动,并规定了识别用的旗子颜色,订立了36条章程。早期洪门的传奇故事详见施列格著《天地会研究》、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反清复明根苗第一》、日本人平山周1912年出版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和刘联珂1941年出版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等,记录了大量口头故事。洪门利用历史与神话结合构建英雄传说,通过讲故事累积的集体记忆,为洪门塑造奋斗精神和信念,并加强组织凝聚力和合法性。虽然其故事夹杂许多虚构成分,但对洪门组织的壮大和发展贡献卓著,展示了故事叙述在群体团结和文化积累中的长期重要性。

不对称的博弈:西安事变善后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因领导陕甘方面与国民政府对抗而加深了国民政府对他的恶感,根本解决杨的声音很强。中央军进入西安之初,蒋介石还要借助杨,因而对其较为温和。在东北军东调后,蒋即竭力压迫杨辞职出洋。但杨虎城并不立即遵命行事,而是有意无意地拖延,其根本目的是希望留在国内推动抗日。在受到压力后,则提出名义、经费、生病等问题。但这些办法只能敷衍蒋介石一时,最后仍然不得不辞职、出洋。事变善后时期,去除杨虎城在国民政府内有相当共识,这既满足了蒋介石的报复心理,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以及彻底控制陕甘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更多的只能是遵从,延宕只能更增加蒋的恶感。

从宗族到联宗: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

闽西石壁乡民以张姓居多,聚族而居。明中叶以来,在士大夫家族的示范下,石壁张氏的宗族组织发育出聚居宗族、散居宗族、同姓联宗等多种形态,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各不相同,且有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同姓联宗俨然是颇具规模的村落联盟。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揭示了不同宗族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聚居宗族是王朝国家文化制度的具体实践;散居宗族是聚居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是乡族内部竞争社会经济资源的结果;同姓联宗与散居宗族在世系建构上相近,由虚体性组织实体化则是为了应对超血缘、跨村落的区域性事务。这表明,为适应不同的实际需求,宗族的组织形态可在文化性虚体组织和功能性实体组织间灵活切换,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精干化”:中共“党团”领导机制演变研究(1921—1945)

“党团”是中共领导非党组织的重要制度设计,在革命实践中党团逐渐由临时机构变为常设组织,由党支部和上级党团共同领导变为不受二者直接领导的独立机构。党团成立范围由非党组织的机关调整为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党团成员由非党组织中的全体中共党员调整为担负领导责任的部分中共党员。党团领导机制演变中的这一“精干化”过程,展现了中共制度调适和规范党政关系的努力。

宋代遗嘱征税的性质——兼论析产与继承的区别

宋代的遗嘱征税对象,只是针对“户绝”时的遗嘱和传承与儿孙等承分人以外的部分财产,征税时间是在“合改立户”也即过户之时,属于契税而非遗产税。这种在家产传承中只对非承分人所承继部分征收契税的做法,与古代社会“同居共财”制度的特性有关,也说明古人已经将家产传承区分为析产与继承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

20世纪我国的两次“太平洋热”

20世纪,我国兴起了两次“太平洋问题热”或曰“太平洋热”。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太平洋热”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有显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某些关联和延续性。两次“太平洋热”都是由现实需要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学界探讨,都成立了民间组织,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次“太平洋热”有着本质不同,最突出变化是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梳理两次“太平洋热”的成果,对深刻认识国际形势演变和我国的战略定位、太平洋于我国发展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

科举与民治

1905年朝廷停科举,旨在为学堂让路,造就新学新知的人才。其时朝野的关注和认知都交集于此,又都止乎此。但由清末到民初,共和推倒了帝制,而与之俱来的则是民初的代议政治有民治之名而无民治之实,以及这种名实相悖造成政象的四面颠蹶直接促成另一种关注,使当时人不得不由古今中西之比探寻民治的本义。而后是已经停置的科举制度又被引来论说古今之政体,并因之移到了那代人的重新认知之中。于是有西方人说的“科举制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和中国人说的科举制度“尤为民治”。十多年之前深被非议的科举制度遂随后来的眼光之变而内涵大变,褒贬大变。借助于这种民初不同于清末的眼光和认知,一千三百多年间,科举制度以其自下而上的“怀牒自投”和自上而下的“以试为选”维持了一个文官政府的过程,便因之而由一千三百年间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开放,显示出前现代的选官制度里所内含的与现代“民主精神”可以对应的一面。

从家训文献看晚明士大夫的治家认识——以方弘静《家训》为中心

传统中国家训能够反映作者对于家庭治理的认知,并可被细分为治理权威、治理目标和治理方式三个层次。在受制于传统社会家庭理想的同时,家训中的治家认识还会受到文本产出时代的影响。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相关认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正是在此社会背景下,身为士大夫一员的方弘静撰述了《家训》,目的就是训诫子弟,以服务于改变世风。在此驱动力之下,《家训》展现出大量与当时社会变迁相关的家庭治理情形。

俭德储蓄会及其在近代上海公共文化领域的影响

俭德储蓄会是近代上海公益储蓄会的代表。俭德储蓄会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激励民众储蓄的同时,宣扬俭德主义,并利用储金收益,举办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公共文化事业,传播先进知识和文明,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从而拓展了公共文化空间,在近代上海公共文化领域产生重要影响,是近代上海都市公共性增长的重要表征。

集权与分权的融合: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1961—1965年)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一方面体现为中央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重新上收权力,以期纠正大跃进期间由于财政权力过度下放地方而带来的地方盲目投资、工业管理混乱和工业增长效率低下的弊端,另一方面却表现为在财政收入的管理层面对“大跃进”时期的“总额分成”体制的延续,且中央对于地方财政收支的管理和干预在国民经济调整后期都有所松动。同时,“中央局”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中央的“集权”,从而使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更具有一定的分权特征。这一时期“融集权与分权于一体”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结构对后来正确处理央地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近代中国茶学建制化历程

茶学的建制化是近代中国茶业革新的重要内容,是在晚清民国时期不断深化、渐次完成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由生产、科研兼顾的茶业改良场一类的示范机构逐步发展出专业茶叶科学研究机构;围绕着茶业改良和茶学研究,创办了十余种茶学期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普及推广了现代茶学知识;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从最初的讲习所、职业学校逐步发展到大学科系,为茶业现代化培养了学术和应用型人才;茶叶学会则经过茶业研究会、茶务学会等不同程度地带有学术性学会特征的早期组织逐渐发展成熟,最终导致了全国茶叶学会和部分省份分会的成立。茶学建制化的完成标志着茶叶科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我国茶业的后续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

战地服务与社会动员——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考察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淞沪抗战中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妇女抗日救亡团体,后来的全称为"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抗战初中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产物。该团以劳动妇女为主体、以胡兰畦为核心,既做军队服务和动员,又做地方和社会动员,是军队和社会士气的鼓动者,也是军民联系的桥梁和军民关系的润滑剂。在1937年10月至1940年10月的三年中,服务团团员先后在沪苏皖赣浙鄂豫湘等八省市留下了舍己救国的艰辛足迹,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挥洒着自己的青春热血。妇女从军,无疑凸显了普通女性在民族抗战中的特殊作用,也彰显了女性在历史大变革中的应有价值。

再论三三制民主的实践——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三三制是中共提出的新民主模式,旨在扩大民主参与、促进社会团结,它是在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吸纳更多的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扩大了抗日政权的代表性,而在其具体实践中,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民主制度,党领导下的"放手"与"包办",无时无刻不潜存着种种张力。回归三三制民主的历史实践,能更好地认识这一民主模式。

现代大学之梦:胡适思想的另一个视角

现代大学进入国人的视野,与救亡图存的局势密切相关,而国人对于现代大学的理解,则经历了"作育专才"说、"研究高深学问"说和"造文明"说三个阶段的递进。胡适在这一递进中,堪称"造文明"说的先驱。他的"兴大学,造文明"之梦生发于留学时期,实践于归国以后。这一努力虽然历经各种困难和挫折,有时胡适也不免有沮丧之感,但总体上还是应之以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胡适的现代大学梦最终重挫于内战,然其诉诸"造文明"的大学理想,不啻为中国近代大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对当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晚清史上的“义理”与“事功”——《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读后

在晚清史研究领域,杨国强先生的名字,大概已经成为一种独特文法的象征.自1987年发表《曾国藩简论》,在后来的近30年中,由曾文正,继而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张文襄,及李越缦、王湘绮……,他沿着“千年徊徨”与“百年嬗蜕”的命题,探讨近世中国的历史变迁.他笔下的百年,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百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人“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世道与人心,利益、主张与理想,思想状态、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经历了多少冲突和动荡.

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教育研究述评

社会教育是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形态。自民国始,学界对社会教育表现出极大热情,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1949—1977年间社会教育研究受挫,1978年开始复苏。到目前为止,社会教育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应有的重要地位仍未被充分认识。梳理并评述民国以来中国社会教育的有关成果,可以提示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