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花朝:唐宋以降“花神”形象的嬗变

“花神”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流传已久。最初的“花神”是女夷,号为“天帝之女”。唐宋时由于道教神仙信仰的发展,修仙飞升的唐代女冠“花姑”黄令微,融合了“善种”的才能。花信风知识与花朝节民俗的结合,使得“花神”形象开始由单一、固定的设置转向多元,表现为女夷被赋予道教仙真南岳魏夫人弟子的身份,并开始与“花姑”共享“花神”名号。最终在花月令与明清祭祀花神的民间信仰影响下,“花神”形象变化形成十二月花神体系。

“人以地灵、地以人显”——明代江浙私修乡贤传记探论

明代的江浙是私修乡贤传的主要地区,存量丰富且具有地方性、集中性、"贤"类型化、私修性的文献书写特征。私修乡贤传在书写上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延续性,"师弟相承"与"家族传承"是两种主要的传承形式;在入传人物的选取上秉持"非乡人不录""酌公衡""重贤"三原则。已致仕乡人、乡里处士、地方官与寓居者是主要的著录群体,他们具有极强的资料收集书写能力、"就地言地"的区位优势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力。主观的"立言"、为"乡邦吐气",加之困顿的政治境遇促使他们回归乡里书写乡贤,并于书写中完成"天下""庙堂"到"乡"的情感回归。

中国慈善史研究的新进展——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评介

苏州大学王卫平教授近期出版专著《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1,这是其主持的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10BZS024)的结项成果,结项等级为优秀。王卫平长期从事中国慈善史研究,是中国大陆史学界中国慈善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自1993年至日本广岛大学访学和攻读博士学位起,即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慈善事业.

清代赣南农村的地权流转——以石城县契约文书为中心

清代农村地权的流转,主要包括土地的借佃、典当、出退、买卖等多种形式。同时,地权流转随时代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特点。而'田骨'、'田皮'的分离,造成田主和佃户的权利和关系也有一定程度的演变。清初,赣南农村中的大家族和以会为形式的组织掌握了大量的农村地权,大家族依托各种形式占有大量的地权,并以多种形式租佃给本族或附近村落的村民。外表看起来封闭的乡村,其内部的地权交易实际是十分频繁和复杂的,而地租等分拆零卖又有效调剂了农村的金融运转。石城一带属于客家聚居区,其地权流转的形式具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同时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征。

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要

时间:2006年4月17日下午2:00—16:00地点:哈佛燕京学社会议室主持:普鸣(Michael Puett,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教授)刘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专题发言:韩明士(Robert Hymes,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西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一)

井上彻、远藤隆俊编《中国宋—明宗族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

日本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重视宋以后宗族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除了发表的大量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专著。为了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状况特别是问题意识,探求未来的研究方向,日本宋史与明清史界的宗族研究者联手举行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这本论文集。

黄宗羲“天下之法”的法理分析

黄宗羲"天下之法"的法律思想具有明显的反近代性质,不论是"天下之法"的基本内涵,还是"天下之法"的实现方式,抑或是"天下之法"的治理精神等,都表现出了典型的反近代特征。"天下之法"的法律思想,坚持并发展儒家传统的法律观,强调法所以为法的关键是"为天下""为万民"的公共性质,在"法"的秩序内涵和操作系统等工具理性方面,"天下之法"也完全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六经之法"和"先王之法"等观点,强调经学教化是治国之本,圣王救世是基本出路。

基于数据统计之下的宋代至民国山右民间首领称谓研究

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使历史学研究变得多元化,随着地方史料的不断增加,以数据的计算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日趋增多。宋代至民国山右碑刻题记中出现了数量不菲的民间首领称谓,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宋金元时期的民间首领称谓主要集中在政策引导下的“老人”和带有浓厚宗教意味的“维那”上。明清时期,山右民间首领称谓的区域性差别较为明显,南北各有不同,主要以纠首、社首为主,辅以渠长、经理等称呼,凸显出民间社会地方自治的多元化特征。民国初期依然延续清代社首、纠首、经理人等称谓,民国中后期,民间首领称谓呈现出高度的趋同性,以“经理人”和“村长”为主。

从出土墓志资料看明唐王府的内侍制度

本文通过南阳地区出土的15合唐藩内侍墓志,结合史书典籍中关于王府内侍的条例,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内侍制度。王府内的宦官机构为一司三所,内侍分为六品的内官和无品级的内使,其来源由皇宫拨派和王府选取变为只能由皇宫拨派,但是仍旧存在违例现象。王府内侍的晋升受到朝廷的严格监控,但是唐王也有超拔的举荐之权。内官去世后会被葬入王府为其购置的丛葬墓地,有的内官得到了唐王或王妃遣人吊唁和赙赠的殊荣。

编后语

本卷刊发专题论文五组19篇,书评一组3篇,文章共计22篇。“礼俗信仰”一组6篇论文,内容妙趣横生。谢一峰对唐代官寺观体系的非线性溯源,认为具有多重嫁接和多元复合的色彩。尤李从社会史视野考察辽朝军事行动,认为其蕴含多元文化背景,又承载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黄光辉以祭祀人选为中心,讨论北宋的先代帝王祭祀问题。谢振华剖析了北魏道武帝感生传说中的“埋胞”之谜,认为“埋胞”可置于交感巫术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王旭探讨大运河露筋女信仰的形成与流变,认为是由地方传说演化而成。吴泽文以泰泉书院的营建为中心论述了明代理学教化的名实问题。

民国时期戏班运作与戏曲传承机制——以潮剧为例的社会文化史考察

民国时期戏曲艺术的戏班传承可分为科班、大班、大班带小班三种模式。大班带小班实际上是前两种的综合形态。本文以民国潮剧大班带小班为例,对戏班的组织结构、传承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进行探析。戏班的管理权和艺术权威与拜神、戏曲艺术等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戏班特有的权力文化网络。戏班人生活于其中,既是网络的一个个因子,又借助这些网络,使戏班的制度、规矩、习俗得以推行,将戏班变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完成戏曲演出,并使戏曲传承链得以运转。而戏班的组织运作与传承机制也因此紧密地扭结在一起。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早期思想与“东洋社会论”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后期,德裔美国社会学家魏特夫著述《东方专制主义》的中文译本一经出版,立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激烈的批判。魏特夫不仅因其露骨的反共立场,更因他对建立在大型治水工程基础之上的所谓'治水社会'所抱有的悲观宿命论,在中国学界成为长期备受争议的人物。与政治学研究中,将魏氏的政治理论作为抽象的整体,进行再考与重估的手法不同,本文作为思想史领域的个案研究,旨在通过相关史料勾勒出早期魏特夫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变迁。本文将通过考察魏氏的诸文本所反映出的思想变化,揭示魏特夫从一名德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演变成为'东方社会停滞论'说客的过程,同时追溯魏氏置身其中的政治形势以及学术空间的变化与他的思想转变之间的关联性。

民国佛教的医药慈善研究

民国时期,佛教逐渐复兴,施医送药等慈善方式是民国时期佛教服务社会、走向复兴的重要路径。当时佛教医药慈善团体从其慈善公益活动的内容上看可分为施医送药、培养医药人才、改良中医和临终关怀等几种类型。这些医药慈善团体以济世悯贫、振兴佛教为宗旨,为近代医药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能为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

“医药反求之于东夷”——朝天使与燕行使旅程中的医事交往

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的北京之行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记录,是研究明清社会史的重要史料。《燕行录全集》中不仅记录了朝鲜使臣们对明清时期中医的诸多面相的描述、与明清民众的交往过程中所涉及医疗活动与医学知识的互动以及普通民众对朝鲜医家和特效药物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朝医药交流活动的主客易位以及医事中的文化认知。因此,揭示这种心态的变化,对理解中朝医学交流的轨迹,尤其是理解前近代东亚的文化格局与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涣散到整合：国家、地方及宗族之内——以黄冈县郭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为例

本文以宗谱为线索,从1)国家政策、地方经济的变化与宗族间的关系;2)宗族内部的权威以及3)宗族边界的调整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明清时期黄冈郭氏宗族的组织化过程。本文指出:由于"权威的地方性",处于地方支配地位的不仅包括士绅,更有着其他拥有财势而又敢于任事的各种力量,他们共同左右着地方社会的运作;通过历次的修谱,宗族的边界得以不断地调整.血缘关系已不再是界定宗族的唯一条件了,某种特殊时候,在利益的驱动下,血缘关系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考察宗族发展的历程,显然不能忽视利益因素的巨大影响力。

集体化时期体制外艺人的生存之道——以评弹界为中心

为宣传革命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建立了一批文艺团体。但体制之外,市场中仍活跃着一批民间艺人,评弹“飞兄”即是其中一种。集体化时期,评弹“飞兄”有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与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并形成了独特的生存形态。为了生存,“飞兄”还经常使用变通性生存策略。面对“飞兄”的活跃,政府部门采取了针对性的管控政策,并适当放宽政策,允许部分艺人登记,在疏导中加强其管理与改造。“飞兄”的活动,一方面展现了该时期体制外艺人在夹缝中生存的图景与逻辑,另一方面也透视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光绪朝(1875—1908)中朝人参贸易探论

清光绪朝是中朝传统宗藩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化的时候。清朝与朝鲜王朝的传统朝贡关系已经动摇,双方在西方的压力下都在谋求变革,但是清政府仍然谋求其在朝鲜宗主国的地位,力求控制朝鲜这个清朝为数不多的藩属国。传统上清与朝鲜的传统贸易方式为朝贡贸易,但至光绪朝部分朝鲜人为了高丽参的暴利,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直接来到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引起了清政府与朝鲜的交涉,间接促进双方修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双方贸易类型趋向自由发展。本文即是对清光绪时期朝鲜商人直接进入内地贩卖人参情况的研究。

北宋中后期举子的科举交游网络——以秦观应举为中心的考察

秦观在长达八年的科举生涯中,先后三次赴京应试,借由地缘、血缘、学缘的关系以及行卷的方式,构建起一个以士大夫群体为主体的人际网络。透过秦观的例子,可以看到北宋中后期举子的人际网络是以地方关系为中心,借由应举、游历的契机逐步向外扩展的,其形成是举子依据个人身份、志趣、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自觉选择的结果。在与士大夫的互动中,举子们进一步型塑了个人的文学素养和政治立场,从而为其入仕后的社会政治关系奠定了基础。

公私观念下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古代“杀人无罪”为例

杀人者死是我国古代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基本原则。但很多情况下,杀人由于不具有实质违法性而不被认为是犯罪。在国家层面,政治治理、司法刑讯、捕盗、决罚中的杀人未必有罪;在家族层面,宗族执法、家长教令、部分尊长对卑幼的过失杀害中的杀人未必有罪;在个人层面,个人为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正当防卫、私人捕系,为宗族利益采取的复仇、维护尊长的正当防卫、家庭安全与财产的防卫,以及为个人利益的杀奸、杀婴、人相食等中的杀人未必有罪。从人命价值发展趋势来看,人命渐重;人命至重在古代是伪命题。受公私观念的影响,人命在国家及宗族利益之下,私要服从公;而宗族利益在与国家利益不绝对违背的情况下有一定存在空间,公对私又有所妥协。

唐代福建佛教的几点观察——刘轲《福州东山圣泉法华院记》佚文释证

唐代刘轲《福州法华院记》全本今已不可得见,从《释氏通鉴》辑佚的文本保存了碑记的基本内容,通过释证碑文内容,可作如下推论:一、晋隋之寺院局限于闽江流域,特别是入闽交通要线上,唐代福建佛教有了初步发展,这与区域普遍开发有关;二、在唐初天台中衰的背景下,福州法华院成为东南地区弘传天台法门的重要道场,刘轲碑记为迄今发现的天台宗传闽最早文献;三、早期闽籍僧人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然从唐代中期开始大量僧人回闽弘法,而闽中三大师是第一批,这促使了福建佛教重镇地位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