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活服务类外挂软件的司法规制

全国首例制售“黄牛”抢购软件案的定罪判刑,将大众观念中的“作弊行为”与违法犯罪画上了等号。其他部门法律对生活服务类外挂软件规制的长期缺位,以及司法机关在规制生活服务类外挂软件的过程中存在性质认识不清、不愿“小题大做”的麻痹思想,使得作为社会治理最后手段的《刑法》规制挺在了最前面。生活服务领域的复杂性意味着对于该类外挂软件的治理并非一蹴而就,同时《刑法》的惩处并非规范该类软件发展的最佳策略。通过《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规制和保护该类外挂软件的端口前移,用生活服务软件的正常运行、消费者偏好的可持续发展、受影响主体的损益权衡等递进标准来限缩该类软件的规制范围,针对涉外挂软件的民事案件提出区分类型的审理思路,完善该类软件的民事裁判路径,从而寻求公民的自由保障和社会的安全秩序之间的平衡点,营造法律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佳氛围,构建一个公平、有序的互联网竞争环境。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的角色重构与复归——基于A省法院122个样本的考察

自人民法院设立审委会专职委员制度以来,由于职务设置的权宜性、职责界定的模糊性以及选任程序的不确定性等原因,产生了专委不专、职能虚化、考核缺失等一系列弊端,进而影响了审判委员会的专业化建设。为进一步适应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要求,应当加强专职委员履职保障,明确专职委员的法律地位、功能角色、职责权限;同时,还应建立与员额制改革相契合的专职委员选任制度,拓宽遴选范围、扩大配备比例、限制行政兼职,最终建立以专职委员为主导的审委会工作运行机制。

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的检视与完善——以法官的认知与习惯为视角

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导者,是案例的研究者与应用者。法官对案例研究与应用的认知与习惯能够从"人"的角度反映出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的真实现状。在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法官日益增长的案例研究与应用的需求同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不均衡、不规范之间的矛盾,折射出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在案例供给、法官理念、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未来案例研究与应用的制度构建,应当注重从强制性、激励性、配套性三个方面完善制度保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三十年之回顾

少年司法是一个国家法治进步和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做好少年司法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30年来,少年法庭的法官们立足审判,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倾注了极大的爱心和热情,树立了司法育人的丰碑;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所取得的不平凡业绩,引起了国际少年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少年法庭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及其创设的一些特色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少年法庭从无到有,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已发展成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莆田调解衔接机制的实践与启示

莆田市位居闽东南沿海中部要冲,与台湾隔海相望,北依省会福州,南接泉州,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设置仙游县和荔城、城厢、涵江、秀屿四区,陆域总面积4200平方公里,人口302万人。全市两级法院干部、职工编制近500人,年均受理各类案件约27000件。近年来,莆田市两级法院在市委的领导和省法院的指导下,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和谐建设的大局,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努力解决群众最关心。

对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理性化认识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我国的调解制度历史悠久。自唐代以来,调处息讼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在民间广泛应用。受千百年来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的心理素质,以及中庸调和、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这些因素决定了追求调解的目的是以温和、保守、折衷、妥协的态度来处世待人,达到求大同存小异,谦让宽容,社会安定的目的。儒家的"礼"

规则与实务之间的数据电文证据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曾报道了一起房屋产权争议案件。在该案中,法官依据当事人提交的网络聊天记录为证据,认定房屋产权归属及房屋装修补偿款数额。网络聊天记录以数据电文证据的形式出现在法庭上并不是新鲜事物。近几年,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网站页面等数据电文证据频频亮相于民商事诉讼中,而《民事诉讼法》并未有直接规范该种证据的法律条文。

基层法院聘用书记员制度的现状考察和完善路径——以F省Y市法院为分析样本

在人案压力日益凸显的基层人民法院,聘用书记员已然成为充实法院工作力量、缓解人案矛盾、辅助审判执行工作有序开展的主力军。基层法院作为聘用书记员的需求“大户”,尚未形成体系化的聘用书记员运行机制,凸显出聘用书记员队伍运行不稳定、履职风险多、管理难度大之隐患。日益加剧的队伍运行矛盾正消解着其缓解人案压力的最大化效益,减损了法院的司法能力与司法公信力。通过考察基层法院聘用书记员制度的运行现状,探究聘用书记员队伍运行的抵牾因子,以增强职业认同感为基础,通过完善管理、约束职权、职业保障、廉政监督四个层面设计聘用书记员队伍稳定运行的路径,以激发聘用书记员的履职责任,以期助力专业化职业化聘用书记员队伍的建立,推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程。

论保证合同纠纷的诉讼实现路径

现行法律规定对保证合同纠纷并未逻辑自洽,且多关注保证合同纠纷中的主债务关系和保证债务关系,对保证人和债务人的追偿法律关系在制度安排上不够充分。依据不同保证方式判断当事人适格不符合纠纷解决的程序规律,在厘清先诉抗辩权本质为先执行抗辩后,应当以统一化的程序解决保证合同纠纷。权衡当事人诉权保障、保证人追偿权实现和实体法秩序维护的价值,一般情况下允许债权人自由选择起诉对象,但对仅起诉保证人予以一定的限制。经由实质程序保障理念,通过既判力、反射效、争点效、预决效等判决效力维护共通事实认定的统一。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事案件在线诉讼的现状检视与路径完善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智慧法院建设和三大互联网法院建成的司法现实使在线诉讼的推广成为发展所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法院普遍开展民事案件在线诉讼,却暴露了在线审理案件的类型和程序适用标准不明、在线诉讼证据提交与审查困难以及在线诉讼的时间束缚与技术缺憾等问题。在线诉讼的发展,应从司法供给侧改革高度认识、立法层面予以重视以及将互联网法院经验与在线诉讼推广相结合的宏观视角予以设计;应从完善案件分流工作机制、提升证据提交与审查的司法智慧水平、规范异步庭审以及实现在线诉讼的技术保障的微观视角予以实践。据此,以自身情况为实际,未来普通法院线上庭审的建设路径将得以明晰。

论“法条分析·价值评判·利益衡量”司法裁判方法——以执行程序中“加速到期”问题为中心

尽管法律规范已经隐含了立法者的抽象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但由于立法漏洞、法律滞后以及具体案件事实的千姿百态,法官在个案裁判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具体的价值评判与利益衡量,以探求、实现法律的最佳意旨。"法条分析·价值评判·利益衡量"裁判方法,通过为裁判活动设定"底线"、"目标"和"落点",为裁判活动建立了具体的思维框架。在具体运用上,法官需要在法条分析底线之上、价值评判追求目标之下,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利益衡量,培养历史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的能力和习惯,最终确定法槌的落点,获得案件的妥当结论,实现案件办理法、理、情的有机融合,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少年及家事审判情况简介

在价值多元化、私权意识增强的大背景下,家事纠纷逐年增多,新型案件涌现,化解难度很大。将家事纠纷归入民事纠纷中一并处置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妥善解决家事纠纷的现实需求。为此,2014年年底,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鲤城法院)探索成立了家事审判庭,开启了家事纠纷专业化审判之路。该机制运行一年多以来,取得了良好成效。一、家事纠纷处置的实践样本(一)"大家事"诉调中心的理念与运作我院设立了"大家事"诉调中心,让家事审判开启独立建制、专门流程。

马来西亚代表人诉讼中的主体适格问题研究——以UEM南北大道案与巴坤水坝案为视角

主体适格问题一直是马来西亚代表人诉讼中的疑难问题,其核心问题主要在于'代表人'的甄选问题上——即谁有资格代表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马来西亚法院和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曾进行了长达20年的争论。法院首先在UEM南北大道中推翻了其之前认为个人有权代表公共利益启动代表人诉讼的主体资格,在10年后又在巴坤水坝案推翻UEM南北大道案的判决,承认一般民众在代表人诉讼的主体资格。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判断标准应当适用QSR Brands Bhd v.Suruha njaya Sekuriti&Anor案中提出的双重标准:(1)该诉讼本质上是否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2)服务对象:是否仅为公共利益所服务,而非个人利益。在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前提下,法院应当认可该个人的代表人诉讼的主体资格。马来西亚虽然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但是由这两个经典案例描绘出的变迁路径和判断标准还是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

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若干问题探讨

2009年《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互助协议》)实施以来,两岸在送达文书、调查取证等多个司法互助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了大陆各级法院司法互助的具体程序,为两岸司法互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伴随着厦门涉台审判机制改革的进行,厦门法院涉台司法互助打开了新局面,但同时也涌现出了一些新问题。本文结合厦门法院近三年来涉台调查取证司法互助的实践,重点探讨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的若干问题,并就完善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构想。

土地征收强制清表的实践操作及完善建议——以规范执法为视角

<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收,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出调整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专门法律,政府征地程序的瑕疵以及被征地村民诉求的多样化,导致村民和村集体、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频发,稍有不慎即可能将政府推至法律和舆论的风口浪尖,如'山东平度纵火事件'~①'昆明晋宁事件'~②。个别村民因不满政府征地补偿拒不交地,并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阻挠征地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例如。

主编简介

齐树洁,男,河北武安人,1 954年8月生。1 972年1 2月自福建泉州一中应征入伍,1978年4月从新疆军区某部退役。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 990年8月毕业于厦门大学民商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1 1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西南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台湾中山大学、菲律宾Ate neo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Freibu rg大学研修和访问。现为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与民法同行

借助近来最为劲爆的流行歌曲——《早安隆回》的表达方式:时下中国浩瀚璀璨的法律星空中,民法无疑是那颗最明亮的星。作为从事程序法研究的学人,无比羡慕民法能够成为法学界星空中闪耀的明星。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我国民法的发展速度的确十分明显,尤其是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更是标志着我国民法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和层次。民法在其发展的道路上可谓是一路狂飙!现在似乎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股民法的芬芳,哪怕是内部的激烈学术争吵都带有一种诱人的麻辣椒香。

民间借贷纠纷证明责任问题研究——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为中心

因缺乏证明借贷合意成立的直接证据,仅有转账凭证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事实审理和证据调查常陷入困境。为统一裁判尺度而出台并修改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 7条,并没有起到统一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效果,反而加大了审理难度,实务中“同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因《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对“抗辩”“附理由否认”概念的曲解,导致适用现有证明责任理论出现偏差。本文在对最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及相关司法文本进行分析,厘清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抗辩与附理由否认的同时,阐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的应有之义。

韩国小额诉讼制度的考察

中国于2012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修改,其中增设了第162条小额诉讼的规定。但新《民事诉讼法》的小额诉讼规定只有一个条款,并没有具体的操作规定。可以说除了诉讼标的额限制和一审终审的特别规定外,与一般简易程序没有任何差异。反观与中国同属大陆法系的韩国,韩国于1973年制定了《小额案件审判法》专门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已施行40多年。大部分一审民事案件通过小额诉讼程序解决,可以说在小额诉讼领域,韩国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经验远远要比中国丰富。韩国小额诉讼制度的最大的特点是为追求民事纠纷的迅速解决,以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专门适用于小额案件的一般民事诉讼制度的特例。这些特例涵盖了从起诉阶段到审理阶段,再到判决阶段等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来说,韩国的小额诉讼法制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于民事诉讼中鉴定问题的调研报告——以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为样本

<正>宁波市北仑区位于宁波市东部,三面环海,北临杭州湾,南临象山港,1984年建区,陆域面积58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58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70万,其中户籍人口35万。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仑法院)设立于1984年,案件管辖的范围除北仑区外,还包括5个国家级开发区,即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保税区、宁波出口加工区、大榭开发区和梅山保税港区。2011年1月至2014年11月~①,北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0544件,结案9640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