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外部增信问题:基于案例的分析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结构性融资方式,在运作过程中极易产生信用风险。为了有效规避风险,维护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价值和市场稳定,在设计证券化产品时,要运用外部增信的方式。本文通过规章梳理和案例评析,总结我国现阶段在资产证券化外部增信方面存在的诸如增信方式单一、外部增信缺失、风险集中于原始权益人等问题。我国外部增信各项制度尚不完备,不仅需要配套的法律制度,也需要培育大型的担保机构、债券保险机构,以更好地分散金融风险,促进资产证券化进一步健康发展。

法治主义与行政法——在日本的展开

一、前言在日本行政法学中,"法治主义"概念被称为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例如,在日本国宪法下代表性的行政法教科书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1957年)中,法治主义与民主主义、福祉国家、司法保障一同被列为现行行政法的基本原理之一(190页)。而且,近年来还出版了以将行政法描绘为法治主义的具体化作为标榜的行政法体系书如高田敏编著的《行政法——法治主义的具体化》(2001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治主义的内容只有一种定义方式,从行政实务和裁判判例来看,行政法学讨论的法治主义还未达到尘埃落定的事实依然存在。基于对法治主义的多方面特性所持的兴趣,笔者在1992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诸相》为题的论文,在1996年发表了以《法治主义的现状与课题》为题的论文。就法治主义而言,此种内在的检讨虽然必要但还不止于此。实际上。

血色的正义之始——读《以眼还眼》

冲突与冲突的解决自古就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一项深刻主题,纵观人类历史,冲突解决大抵经历了一个从私力到公力的过程。复仇是几乎所有初民社会都曾广泛使用的纠纷解决手段,这也成为最早的纠纷解决的私力救济方式。在复仇的历史中,从毫无规则的杀戮到逐渐出现对复仇进行限制的规则,公平观念也在血淋淋的背后悄悄孕育。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复仇逐渐受到限制,由第三人主持的决斗成为冲突解决的手段,虽然这仍是私力的表现,但已有公力救济的影子,那就是诉讼。复仇、决斗被代之以诉讼这一文明的纠纷解决模式,标志着纠纷解决模式从私力走向了公力。

程序改革、司法市场与国家能力——一场模范刑事诉讼的发生与反思

在这场刑事诉讼中,聚集了诸多争议问题:取保候审的条件与执行,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可行性,证据相关性与证明力的司法裁量,"合理怀疑"的构成标准与自由心证的程序环境,律师职业伦理及司法服务市场上的一定程度的"逆向选择"问题等。而这场现代化的刑事诉讼能在大北河谷的深处发生,与被告人家资殷实、专业辩护律师的介入、当地的区县级公检法分支尤其是行政分支的物质与人员装备经长期经营臻于完备有莫大关系。在刑事诉讼改革如火如荼的今天,依然不能忽视国家控制能力的逐步提高及国家权力技术的逐渐转型对现代刑事程序成功展开的基础作用。

法官员额制改革:背景、过程与效果

本文是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原创性研究。员额制改革旨在通过淘汰一定比例的法官来促进法官队伍的专业化,亦即只有骨干法官才能继续就任法官一职,从而使司法机构的专业化得到提升。这项改革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降低政治及官僚体制对法官审判工作的影响力,并将审判权下放给法官,以确保审判自主性、加强司法责任制。在中国积极推进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本文批判性地检视了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潜力和限度。

客场如何作业:陪审制度“异化”现象再检讨

司法机关着力推动的陪审制度改革,在试点期满后出人意料地被延期一年。检视陪审制度的运行状况不难发现,职业法官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微妙的权力支配/互动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知识规训、法院内部非正式权力关系的掣肘、法院实用主义逻辑的影响以及法官业绩考核的压力,陪审试点改革遭遇了一系列制度设计者始料未及的问题,而主审法官制度与案件审批制度是陪审制度走向'异化'的深层诱因。因此,应当转换视角并回归制度原意,设计一种'小巧而精致'的陪审模式,让人民陪审员在法官员额制改革的背景下,以日常知识、语言与理性校正司法专业判断,从而实现情理法的重构与复归,最终走出'权力零和博弈'的窠臼。

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的分类和界限

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的民事调查权虽有了法律依据,但第210条规定作出限制和修改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扩张使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呈现看似有限制却又无边界的模糊景象。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调查权性质、范围、手段、对象等方面的困惑,源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模糊性和长期以来对法律监督权的过度诠释和过高期待。检察机关为实行法律监督而行使的调查权,不能等同于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身份提起公益诉讼而享有的调查权,应当明晰法律监督权的功能定位,根据调查权的不同目的进行科学区分和具体程序完善。

论“较大的市”之立法权——基于对宪法文本的解读

城市和城市化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法治应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中国城市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城市立法将在地方立法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也将对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发挥重要影响。较大的市之立法作为中国城市立法的典型形式和先驱,其相关理论问题应当受到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以往许多学者认为,较大的市之立法权违背宪法,甚至呼吁予以取缔,这种看法有失确当,是对宪法文本的不当解读:较大的市之立法权的合宪性需要结合宪法文本重新加以审视。

减刑、假释程序司法化反思

我国刑罚执行变更程序的行政化色彩过于浓重,在很大程度影响到法院审判的司法化属性,导致减刑、假释程序两个层面的阙如。在制度架构层面表现为司法化审理的落实困难,包括提请权与执行权的混同、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足和法庭审理的形式主义。在司法运作层面则体现为行政化管理的制约矛盾,即减刑、假释的比例与效能失调和相关个人、组织参与司法化审判的困难。借鉴法治国家立法经验,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司法化改革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实体法改革,建立针对不同类型案件的行政模式、司法模式混合的案件分流机制;重构案件审理机制,通过多方参与推动庭审实质化进程;完善机构配置,设立专门法院和检察机构。通过以上三处改革最大限度地使案件的审理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使减刑、假释程序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型司法格局。

稿约

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训,立灌输及研究高深学理与技术并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为旨,勉励学者诸君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肩责之道,勉术学问,琢磨道德,爱惜光阴,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之各种学问,非学问无以建设。《中山大学法律评论》为中山大学法学院创办自1999年,秉承学术为天下公器,谨遵孙中山先生之激励,倡导学术自觉,追求学术品质,立志为学问,力求为法学学术及法治进步贡献点滴。本出版物设主题研讨、论文、评论、阅读经典等固定栏目及笔谈、论坛、争鸣等机动栏目,实行初审与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和一票否决制。

实用工具主义法学:第四大法律理论?——萨默斯法律思想解读

萨默斯在其《美国实用工具主义法学》中用"实用工具主义"来指称一种独特的法律理论,以早期工具主义者思想为跳板,提出欲达至的理论建构和史实性两个目标,并对该理论进行了体系化的努力。本文以萨默斯的批判性检视的三个维度为基础,将萨默斯的体系化建构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以不同视角再现萨默斯提出的实用工具主义法学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以方法论的角度审视其是否足以担纲一种独立的法律理论,进而得出结论:无论是跳板方法还是分类方法都不足以实现其目标,萨默斯拘泥于现有的研究方法,没有提出一种独立的法律理论。

困境与选择 改革与创新——第二届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年会评点

尽管法学实验教学在国内法学教育界已不属新生事物,实际上法学类的实验教学中心在全国范围内亦已逐步建立;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法学实验教学的基础研究却不够,以至于学界对法学实验教学仍存在诸多误解。本文点评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届国家级法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年会的基本情况与研讨成果,总结当前我国高校开展法学实验教学的现状、面临的困境与改革的选择,初步厘清了围绕法学实验教学的提出的相关问题。

论粮食安全法律保障之三大支柱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问题向来关乎国计民生。粮食安全的含义应包括粮食供给基本平衡、粮食质量标准合格、粮食价格大体稳定。中国应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制定《粮食安全法》,构建粮食供给保障、质量保障和价格保障三大支柱,从法律层面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艾滋病医疗中告知与检测问题的法律介入研究

虽然《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了艾滋病感染者在就诊时的告知义务,但在田野调查中不难发现,已经知晓自身感染事实的感染者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抵触这种义务的履行。这种存在于隐私权与知晓权之间的冲突在实践中逐渐演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医患矛盾不断扩大,而在具体的司法案例当中对此问题的相关裁判出入极大,并没有形成统一有指导性意义的模式可供遵循。结合具体司法案例及相关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这一系列问题背后的根源乃是以风险防范为导向的艾滋病防治立法意图在实践过程中无形地发生了某种异化,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新闻舆论传播等因素下慢慢被“物化”成艾滋病这一标签本身,而一旦艾滋病感染者能够通过非制度性途径摆脱法律义务而实现其根本性的权利诉求,其实现权利的能力就会被缓慢消解。

民事诉讼中即时通讯记录的证据采用进路

法律系以社会为基础构建的规则体系。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电子证据置于法定独立证据地位,随后的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又把即时通讯记录纳入电子证据的形式一种。上述修法,概因社会群体行为性状改变之使然。但独立为证却非易事,即时通讯记录在司法应用层面仍欠缺配套的可操作性指引。鉴于此,本文抽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称《解释》)施行后的100份广东基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作为分析样本,对其中即时通讯记录的证据出示情况进行现实考量。分析发现,若把一般证据规则应用于即时通讯记录证据上,将遭遇到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困境,并容易产生证明力降格的倾向。为避免使用过程中的虚化,在实证分析基础上,考察到困境之根源,实为该种新型证据在证据结构技术层面的'相对独立'决定了其在认证过程中需要程序上的'相对独立'。文章尝试从该属内差异出发,借鉴英美法系的'最佳证据规则''鉴真规则',解决'证据原件'及'三性'认定难题,再设计证据可采性标准和证明力认定规则方案,以期解决庭审实务问题并求教于同仁。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拘传制度检讨——兼评《民诉法解释》第174条

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拘传是法院针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仍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之行为作出的强制措施,这与域外民事诉讼立法中拘传仅适用于证人之通例大相径庭。拘传制度的立法目的乃在于强制当事人到庭,以有助于法官查明案情,推动诉讼顺利进行。由于拘传制度具有人身强制性,其制度设计应符合比例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的内在要求,然而从诉讼法理和司法实践来看,拘传制度不仅无益于实现其立法目的,还有违比例原则。2015年《民诉法解释》[1]突破现有民事诉讼法,将拘传对象扩大至原告,更是背离了法律保留原则,属于错误的规定。

唐代中后期度支盐铁使的司法权运作问题——以邓琬案为样本

邓琬案是始于唐德宗贞元年间,终于唐文宗大和年间的一个案件。该案非影响政治进程的重案,但反映了唐中后期司法运作模式的一个重要变革:度支盐铁使及其下属监院、巡院掌握了一定的司法权,具有对本系统的中下层官吏,对盐商等商户、匠户等特殊人群的司法管辖权,以及对贩卖私盐等特殊犯罪案件的管辖权。这种司法权包括了逮捕、禁系、审理、断决等,并具有相对州县地方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度支盐铁使司法权的取得与'唐宋变革'大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革有紧密联系。本文从对邓琬案件的复原开始,讨论由此引出的法律问题,进而探究度支盐铁所具有的司法权范围及具体的运作问题。文章以具体案例展开,深入讨论唐代中后期的司法运作与变革问题,对目前唐代法制史研究中所存在的'重条文,轻实践;重前期,轻后期'现象有所补益。

“磕出”中国法治“进步”?——死磕派律师的制度角色与中国司法的策略选择

死磕派律师是"北海案"和"小河案"中因"死磕"法院后,活跃起来的一批律师。死磕派律师将法院作为对抗的对象,把法条作为较真的目标,以"苦肉计"、网络直播、举报投诉和行为艺术为常用手段,将"个案正义"作为终极追求。虽然"死磕"有助于促使司法自律,但"死磕"的做法背离了司法制度的理性设计,极端化了法条主义,并大幅拉高了诉讼成本,事实上是在以"较真"程序的方式,追求有利的实体结果;同时,外部化了诉讼成本,造成了更大范围的非正义。中国司法面对"死磕",需要在反思原有的常见方案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应对元素,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对所有方案进行有效整合,以有效处置"死磕"行为。

论《联合国宪章》对安理会权力的限制——基于条约解释的视角

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关,肩负着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职责,并在《联合国宪章》的授权下享有许多重要的权力。近年来的实践似乎表明,安理会权力的行使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作为安理会权力来源的《联合国宪章》在宗旨和原则、条文的具体规定方面均对安理会权力有明确的限制。此外,从安理会行动的目的及其嗣后实践的角度也能分析出《宪章》隐含着对安理会权力的限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为解释《宪章》对安理会权力的限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但是,单纯使用一种或某种解释规则在个案中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未能奏效,在《宪章》下对安理会权力的整体解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的来说是取决于集体安全环境变动的需要和国际法律秩序的要求。

卷首语

本辑主题为“法律制度中的人与角色”,我们在“主题研讨”栏目推出了4篇具有反思意义的作品。首先是关于立法的讨论。在我国两次破产法的立法过程中,由于认为“自然人破产立法时机还不成熟”的观点占据上风,现行破产法的立法体系中,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一部法律。自2018年,推进自然人破产立法再次被提上议程,但究竟应当是“自然人”破产法、“个人”破产法、“商自然人”破产法抑或“消费者”破产法,官方文件、“两会”议案提案、学术争论、实践试点还存在表述上的混淆。